關於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福州版大藏經中的混合冊與印章[1]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中村一紀
一
眾所周知，日本國內所藏的福州版大藏經，儘管所佔比例各有不同，但都是《崇寧藏》、《毘盧藏》的混合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也是如此。書陵部現存福州版大藏經共6264冊，其中從《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起大約1500冊為《崇寧藏》本，下餘的除了若干寫本外，大都為《毘盧藏》本。
從這些經本中保存的補刻題記可知，它們的印刷時代應為南宋末期。其中年代最遲的版片為《崇寧藏》「何」字函《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卷二十四，上有題記稱：「古本此葉漏二十二字。淳祐辛亥吉日刊補記。」即為淳祐十一年（1251）之事。而《毘盧藏》「縻」字函《阿毘達磨顯宗論》卷三十四有題記：「淳祐八年戊申，執事不勤看視，致蟻蠧板。多得明監寺化到建昌軍法水寺僧慧珪捨換十板。化主道永。」亦即為1248年。由此，本藏至少有兩版為淳祐年間補刊，然後印刷的。補刊活動在淳祐年間似乎較為興盛，《崇寧藏》、《毘盧藏》均進行過類似的活動。《阿毘達磨顯宗論》卷三十四題記中所見的「道永」，可能是這些補刊活動的核心。在「臣」字函《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四中，有題記「淳祐五年乙巳仲夏東禪前知藏道永」，可知他原來是東禪寺管理大藏經的僧人。書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經中可以確認有化緣僧的經本有20多件。
此外，書陵部所藏大藏經中發現有「東禪大藏」（6.2×6.2cm，正方形）、「開元經局染黃紙」（15.0×5.2cm，長方形）、「法華山寺」（2.8×2.8cm，正方形）三種印章。但三種印章的鈐印方法並不統一，大體均鈐印在紙背，但也有鈐印在漿糊上的。因此，一般認為這些印章可能是相關的印刷工房為訂貨者而鈐印的記號。而「法華山寺」應該是指慶政上人的開基寺——京都西山法華山寺。《崇寧藏》中有「日本國僧慶政捨」這樣的題記。這批經本上鈐有「法華山寺」的印章，證明該藏應是慶政上人親自帶回來的。
二
如上所述，書陵部所藏大藏經以《毘盧藏》為主體，夾雜在其中的《崇寧藏》本大部分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其他的《崇寧藏》本也大都以經為單位配套。現將其中的大部頭典籍羅列如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卷（缺卷67、86、127、265、266、268、269、284）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30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30卷
《佛說光讚般若波羅蜜經》，10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5卷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10卷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10卷
《大寶積經》，120卷（缺114、118、119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80卷
《大般涅槃經》，40卷
《悲華經》，10卷
《十誦律》，58卷（存卷1～10〔其中卷5為寫本〕、20～5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50卷
《開元釋教錄》，20卷（存卷11～20）
《首楞嚴經義海》，30卷
《妙法蓮華經玄義》，10卷
《天臺法華玄義科文》，5卷
《法華玄義釋籤》，10卷
《妙法蓮華經文句》，10卷
《法華文句記》，10卷（缺卷6）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120卷。
然而，有的《崇寧藏》以卷為單位存在，如發字函中的《大哀經》卷二。[1]甚至有某卷中以紙為單位夾入《崇寧藏》的經典。野澤佳美把後一種經本稱為「混合冊」。
以下介紹一下混合冊。
混合冊大抵是在某冊《毘盧藏》經卷中配補有一紙乃至數紙《崇寧藏》的印張。所配補的印張上可以看到有「廣東運使寺正曽噩捨」、「賈侍郎捨」等《崇寧藏》特有的補刊題記。但也有不少印張並無補刊題記，但可以根據它們的字體等來判定。也有個別特例，相同經文既有《毘盧藏》印張，又有《崇寧藏》印張，兩者重復。這自然是裝訂的錯誤。如收納《大智度論》卷十一到卷二十的「德」字函中的音義冊的第二紙就是一例。兩紙的刻工名字等互不相同：前一紙有「蔡忝」、「廣東運使寺正曽噩捨」，後一紙則為「厚」。如上所述，前一紙上的施財題記「廣東運使寺正曽噩捨」祇有《崇寧藏》纔有，所以前者肯定為《崇寧藏》的印張。而後紙上的「厚」，應該是《毘盧藏》中經常出現的刻工「林厚」的簡稱，自然應是《毘盧藏》的印張。雖說是裝訂錯誤，但給我們留下粘接在一起的兩部藏經的兩張相同印張，非常可貴。我想，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應該是存在著那樣一種工房，在那裏，可以比較自由地使用兩種藏經的經版。不過，《毘盧藏》與《崇寧藏》用紙的顏色、風格均有若干不同，所以上述結論仍需進一步斟酌。
眾所周知，這樣的工房稱為「經鋪」，是專門從事佛典印刷出版事業的。筆者前幾年在書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經的封皮中發現其中夾裝著的芯紙是工房的廢紙（參見拙作《在宋版一切經封皮芯紙中發現的廢紙》，載《書陵部紀要》第56號，書陵部，2005年3月）。這些廢紙都是與工房有關的賬簿，以及與本藏有關的印刷裝訂記錄，此外還有單行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的印錯廢卷。這些都證明當初的確存在著印刷裝訂工房。
在混合冊的相應印張的背面可以看到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類似例子很多，如「鞠」字函《月燈三昧經》卷首2張、「志」字函《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一卷首1張、「作」字函《大乘三聚懺悔經》第4張等等。另外，前述《大哀經》卷二，全卷為《崇寧藏》本，但其背面也發現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一般鈐印在《毘盧藏》各冊卷首所接白紙的背面（「東禪大藏」的印章也如此），鈐印在各冊中間數紙的情況，大體均如上面所記敘的那樣。同樣的例子，在以下事例中也可以看到。
福州版藏經基本上是一紙五折六個半葉，但在書陵部所藏藏經中發現不少從6個半葉中剪下若干個半葉，再用其他紙補修的例子。也就是說，當發現某紙中有不好的部分，便將這一部分剪下來，重新印刷後，予以補修。補修部分的背面也同樣鈐印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上面提到工房廢紙中有關於印刷裝訂的紀錄，我發現其中一紙就是關於本藏「驚」字函《雜寶藏經》、《那先經》的補修紀錄。從這種紀錄，可以知道工房印刷完畢後，都要進行檢查。
在此還有一個特殊的例子。本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十二末尾1紙的背面鈐有「東禪大藏」，但該經經文是抄本。同樣的例子在「縻」字函《阿毘達磨顯宗論》卷三十四及卷四十也能看到。這兩卷經的背面鈐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但正面的經文是手抄的。從鈐有印章看，經文抄寫應在寺院或工房進行。大約由於某種原因，版片無法使用，沒有辦法，衹好手抄。
上面舉了種種鈐印的例子。由於「東禪大藏」、「開元經局染黃紙」印都是作為某種記號鈐印的，所以這些印章都表達某種意義。特別是當印章印在經冊的中部某紙時，即使該紙紙面有某些不便鈐印的因素，依然採取變通的方法來鈐印。因此，所謂的「混合冊」，不是在《毘盧藏》經本中偶爾配入《崇寧藏》的印張，而是印刷完經本後，作為檢查、補修工作的一環，由此產生。由於工房印刷藏經時是將全藏作為一個整體來印刷的，此時大概並不具體區分《崇寧藏》、《毘盧藏》的版片，而採取哪個保存狀態好便使用那個的方法。恐怕寺院當局也都承認此類兩種經版混用的方法。版片的管理，歸根結底應該是寺院的事情。但工房印刷藏經時，估計不太考慮版片的不同，對他們來說，儘快把全藏印刷完成纔是最需要優先考慮的。
（李穗元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