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教典入藏考
天台教典是天台宗編纂的，闡述、弘揚本宗宗義的典籍集成。天台宗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出現的中國佛教宗派，與此相應，天台教典也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出現的宗派性文匯。天台教典的出現是對中國佛教典籍的正統形態——大藏經的有力補充，對其後各種宗派性、專題性文匯的出現都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對天台教典的研究成為天台宗研究與佛教文獻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在拙作《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1]中，我曾經對同時期的天台教典作過簡略的研究，勾勒了它的概貌。本文則想談談它的入藏問題。
一、隋代入藏考辨
傳統認為，天台教典是北宋天聖年間初次入藏的。現在看來，這個觀點還值得商榷。從現有材料看，早在隋代，它就曾經被收入皇家內道場修造的皇家官藏。
天台教典是智者大師逝世後，由其高足章安灌頂在隋煬帝楊廣的支持下編纂而成。關於天台教典與灌頂及楊廣的關係，《佛祖統記》的作者，南宋志磐是這樣敘述的：「昔如來涅槃，阿難結集。……今智者示滅，章安結集。……阿難結集之際，闍王（指摩揭陀國阿闍世王——方按）送供一夏；章安結集之日，煬帝送供十年。挹流尋源，智者如東土一佛，章安有似阿難，……煬帝外護，有同闍王。」[1]亦即志磐認為天台教典是在楊廣的直接支持下產生的。事實的確如此。
智者大師是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逝世的。第二年正月，灌頂奉命與普明一起自天台至揚州，向當時駐於揚州的晉王楊廣奉上智者大師的遺書及所撰《淨名義疏》三十一卷。二月，楊廣遣使致意，並稱：「不[2]獲親承《義疏》，為之悔恨。」[3]即為沒有親耳聽到智者大師講解《淨名義疏》而遺憾。《佛祖統記》還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王（指晉王楊廣——方按）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愿曰：『昔親奉師顏，未能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愿示神通。』夜夢群僧集閣，王自說義。見智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閣，還復飛去。」[4]
上述資料說明，無論隋王朝在政治上對智顗如何疑忌，但楊廣對智者所弘揚的天台理論仍甚為心折，並為智者大師逝世，巨匠隕落而歎息。因此，很可能由此萌發結集智者著作的想法，並授意灌頂具體進行。灌頂從陳後主至德（583-586）初年師從智者，到隋文帝開皇十七年（597）智者逝世，先後共十餘年。史載，他侍從智者，「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聞，師之功也。」[5]因此，他來集結智者大師的遺著，應該說是很恰當的人選。志磐稱頌道：「章安侍右，以一遍記之才，筆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即阿難——方按）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1]
楊廣對智者及天台理論的這種態度，他與天台教典的這種關係，是天台教典於隋代入藏的直接原因。
智者大師立宗的南北朝晚期及隋朝初期，正是我國大藏經正式形成的時期。這時的大藏經，特別是北方編纂的大藏經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基本上祇收域外傳入的翻譯佛典，而將中華佛教撰著排除在外。即使收入若干中國僧人的著作，大抵也局限在僧史、音義、法苑、法集之類毗贊佛教有功的著作上。在這裡，隋開皇年間編纂的《歷代三寶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歷代三寶記》首創以「入藏錄」載錄所有入藏典籍的體例，成為我國大藏經理論自覺的一個標誌。但在《歷代三寶記》的「入藏錄」中，連一部中國人的撰述也不收。也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促使天台教典這樣專門弘揚本宗教義的中華佛教撰著祇能在藏外另行結集。
隋煬帝雖然是歷史上著名的亡國之君，但本人風流蘊藉，雅好文事。即位之後，他翻抄秘閣圖書，收聚古跡名畫，又於內道場集佛經、道經，別撰目錄。關於這部在內道場修造的大藏經，《隋書．經籍志》是這樣記載的：
「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托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2]
該藏的具體結構與收經數如下：
一、大乘經： 617部，2076卷；
其中：經558部，1697卷； 疏59部，379卷 二、小乘經： 487部，852卷； 三、雜經： 380部，716卷[1]； 四、雜疑經： 172部，336卷； 五、大乘律： 52部，91卷； 六、小乘律： 80部，472卷； 其中：律77部，490卷； 疏2部，23卷； 七、雜律： 27部，46卷； 八、大乘論： 35部，141卷； 其中：論30部，94卷； 疏15部，47卷； 九、小乘論： 41部，567卷； 其中：論21部，491卷； 疏10部，76卷； 十、雜論： 51部，437卷； 其中：論32部，299卷； 疏9部，138卷； 十一、記： 20部，464卷。 以上總計：1950部，6198卷。
根據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十五，《歷代三寶記．入藏錄》收入大乘經律論551部，1586卷；小乘經律論525部，1712卷。總計1076部，3292卷[2]。兩相比較，智果在內道場所造的這部藏經，要比費長房審定的藏經多出874部，2906卷。多出的部分，絕大部分是中華佛教撰著。根據天台宗史、《佛祖統記．山家教典史》、《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及其它有關材料，智果造藏時，天台教典的規模尚小，大體包括有慧思、智者及灌頂三人的著作。約60餘部，200餘卷。[1]與上述智果造藏經所收中華佛教撰著總數相比，祇占很小一部分。考慮到當時的佛教諸派別中，楊廣與天台宗的關係最為密切，天台教典本身又是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結集的，則天台教典此時被收入遵照楊廣之命而編纂的這部內道場藏經中，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當然，應該指出，當時大藏經的主流形態是基本不收中華佛教撰著，所以智果所編纂的這部內道場藏經屬於非主流形態。雖然這是一部皇家官藏，但當時的皇家官藏對各地藏經缺乏權威性與規[A1]範力，各地藏經的形態由各地造藏僧人自行決定，百花齊放。再說，隋祚短促，如同煬帝特意到揚州觀賞的曇花。因此，雖說天台教典在隋代曾經被收入東都內道場的大藏經中，但從全局看，此事並不足以改變它在宋以前基本上一直被排斥在大藏經之外這一總體格局。
二、天聖入藏考辨
１、入藏時間
《佛祖統記》卷四十五載：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眾，慈云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意。」[2]
從這條材料看，天台教典應於天聖二年（1024）入藏。但北宋景祐年間呂夷簡等人所編《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七則稱天台教典是天聖四年（1026）入藏的：
「（天聖）四年（1026），……四月，……內出天台智者科教經論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淨集左右街僧職，京城義學、文學沙門二十人，同加詳定，編錄入藏。詔杭州搜訪印版，並令附驛以進。有闕者，付印經院刊鏤。」[1]
《景祐新修法寶錄》上距天聖四年僅10年左右，上述記述清晰詳盡，完全是當時情況的實錄，顯然比南宋僧人志磐的記載更加可靠。因此，天台教典應於天聖四年（1026）年入藏。《佛祖統記》記載有誤。
根據《景祐新修法寶錄》的上述記載，入藏的天台教典是由大內發出的，計150卷。由惟淨組織京城20僧人校訂後入藏。在這之前，在杭州——當時的書籍刊印中心之一——已經刊印了其中的若干典籍。所以詔令杭州搜羅那些已刊經版送到京師印經院。至於未刊部分，則由印經院負責刊鏤補齊。由於北宋的官版藏經祇有一部，即著名的《開寶藏》。該《開寶藏》經版其時存於印經院。因此，邏輯的結論祇有一個：天台教典在天聖四年（1026）被賜入藏，就是被增入《開寶藏》。從此，天台教典成為《開寶藏》的組成部分。
２、所繫帙號
我國刻本藏經都用千字文帙號來表示某部典籍在大藏經中的具體位置，並作為檢索號。天台教典賜入《開寶藏》之後，所繫的千字文帙號是什麼？這個問題實際涉及我國第一部版刻藏經《開寶藏》的目錄復原與研究。牽一髮而動全身。
《景祐新修法寶錄》是這樣講的：
「（天聖）四年（1026），……五月，復出唐慈恩寺翻經法師窺基所著經論章疏四十三卷，令編聯入藏。惟淨等請以智者、慈恩二書附於《開元錄．東土集傳》之次。」[1]
上文的意思是：當時仁宗要求將這些典籍「編聯入藏」，亦即按照《千字文》順序排字給號，增入《開寶藏》。但惟淨等提出應將它們置於《開元入藏錄．賢聖集傳》的「東土集傳」之後，也就是插在當時《開寶藏》的第480帙與第481帙之間。關於這一問題，下文還要涉及。如果說150卷天台教典大體編為15帙，43卷窺基著作大體編為7帙，總計可以編為22帙[2]，則這批典籍的千字文帙號應該從「杜」字號到「給」字號。
３、從《天聖釋教總錄》看天台教典的入藏及帙號
天聖五年（1027），惟淨等編纂了一部新的大藏經目錄——《天聖釋教錄》。由於這部目錄編纂於天台教典入藏之第二年，對我們研究天台教典的入藏問題自然有密切關係。
《佛祖統記》載：天聖五年（1027），「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3]
《景祐新修法寶錄》沒有關於該《天聖釋教錄》的記載，但在天聖五年（1027）條下，有這樣一條記事：
「五年春二月，……三藏沙門法護、惟淨上言：
「『傳譯之興，自漢永平丁卯，迄唐正（貞）元己巳，歷十九代，凡七百二十四年。所出三藏教文七千四百餘卷。自是輟，翻譯者一百九十三祀。聖宋啟運，像教中興。太祖皇帝遺（遣）僧西游，以訪梵典；太宗皇帝肇興譯館，廣演秘文；真宗皇上繼闡真乘，增新華藏。迄於天聖，凡四十六載，所出教文五百一十六卷。
「『近者五天竺所貢經葉，多是已備之文，鮮得新經。翻譯法護，愿回天竺。惟淨乞止龍門山寺。仍錄前代譯經三藏十五人罷譯故事以聞。』
「表入，留中不報。潤文、樞密副使夏竦亦奏其事，未之許也。」[1]
上文說明，惟淨等因為當時已經已無新經可譯，所以擬停止翻譯事業。在停譯前，他們編纂了一個經錄，將前代的譯經事業作了一個總結。此事還是可信的。根據《佛祖統記》，該《天聖釋教錄》共二帙，即二十卷。收經6197卷。《景祐新修法寶錄》稱從漢代到宋天聖年間，共出經7900多卷。兩者相差1700餘卷。這是由於一個記錄的是實際入藏數，一個記錄的是歷代出經數。由於歷代所出經有不少已經亡佚無存，僅有其目，故有上述之差數。
該《天聖釋教錄》雖然已經亡佚，但它的簡目——《天聖釋教總錄》的殘本還保存在《趙城金藏》中。該《總錄》原為三冊，它與《天聖釋教錄》的關係，應該如同《開元釋教錄．入藏錄》與《開元釋教錄》一樣。因單獨別行，故稱《總錄》。現上冊己佚，中冊亦殘，下冊首殘，餘尚完整。它是當時全部入藏典籍的總目錄，也是惟淨心目中《開寶藏》的標準目錄。
從現存殘冊看，該《總錄》上、中兩冊著錄原《開元入藏錄》的經典。下冊著錄新編入藏經典。總體收經情況如下：
一、開元舊錄部分，480帙，天～英。
二、附續新編部分，24帙，杜～兵。
三、《廣品歷章》附《貞元續開元錄》，3帙，高～陪。
四、《貞元續開元錄》所收部分，24帙，輦～伊。
五、《大中祥符錄》所收部分，60帙，尹～煩。
六、《大中祥符錄》後新出經，11帙[1]，刑～威。
以上總計602帙。
由於我們對《開元入藏錄》所載諸經比較熟悉，所以，上、中兩冊的佚殘，對我們瞭解該兩冊的內容，並不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遺憾的是由於下冊首殘，存文從上述第三部分《廣品歷章》起，故第二部分附續新編部分所收的24帙具體是什麼經典，現在已無從確認。如前所述，天台教典恰恰就應編排在這一部分。
雖說現存的《天聖釋教總錄》殘冊無從證實天台教典的存在，但前一年正是惟淨本人提出將天台、慈恩的著作續編在《開元入藏錄》之後，而在惟淨所編的《天聖釋教總錄》下冊末尾又這樣說。
「右《天聖釋教總錄》中都收開元舊錄、並附續新編、及正（貞）元法寶等錄，共計六百二帙，六百二號。」[2]
既稱「新編」，自然應該是編入不久的。則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天聖釋教錄》的「附續新編」部分從「杜」到「兵」的24帙中，應該包括天台教典及慈恩著作。如前所述，上述兩類著作可以編為22帙。則在「附續新編」部分的24帙中，除了上述天台、慈恩之193卷外，還收入一些其他若干著作。
４、問題的提出
呂澂先生在所撰《宋代佛教》中這樣說：
「天聖時所編新錄稱《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亦稱三冊）[3]，譯經三藏惟淨和譯場職事僧人等同編。它係當時全部入藏經典的目錄，記載著《開元錄》各經、新編入藏的天台慈恩兩家著述、《貞元錄》各經、《祥符錄》各經、再附載其後新譯各經，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1]
呂澂先生在上述論述中確認天台教典在天聖年間入藏，並編入《天聖釋教總錄》這一事實。由於《天聖釋教總錄》所收之經典均編有千字文帙號，所以，上述論述等於肯定天台教典都編有千字文帙號。按照現存《天聖釋教總錄》的體例，這些天台教典的千字文帙號必然如前所述，在從「杜」到「兵」這24個字中。
但是，在《宋刻蜀版藏經》[2]一文中，呂澂先生又認為《開寶藏》的千字文帙號祇編到「轂」，並且從「杜」到「轂」共30個字，計30帙，所收全部為從太平興國七年（982）到咸平二年（999）的宋代新譯經。其後入藏的所有經典，包括前面提到的天台、慈恩兩宗章疏，都沒有編千字文帙號。
呂澂先生的上述文章，都肯定了天台教典的入藏，但在入藏後的帙號問題上是自相矛盾的。
童瑋先生的《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講的：
「惟淨等請以智者、慈恩二書附於《開元錄》東土集傳之次，這樣便形成了《開寶藏》的『再校增補本』。天台宗的科教經論等納入千字文順序帙號，始於後來的《崇寧》、《毗盧》兩藏。」[3]
這段話也是自相矛盾的。因為說它們增入《開寶藏》時，乃附於《開元錄》東土集傳之次，就等於說它們在《開寶藏》中已經編有千字文帙號。而說它們「納入千字文順序帙號，始於後來的《崇寧》、《毗盧》兩藏」，則又是說它們在《開寶藏》中還沒有帙號。童瑋先生此處的自相矛盾與前述呂澂先生的自相矛盾如出一轍。
不過，看來童瑋先生並不贊同呂澂先生的《開寶藏》帙號祇到「轂」字號，其後諸典籍均不編號的觀點。在「目錄復原」中，他對《開寶藏》所收的典籍統統給予千字文帙號，其帙號一直編到「洞」字號。由於童瑋先生沒有把天台教典收入該「目錄復原」，由此證明童瑋先生還是傾向天台教典沒有千字文帙號。但是，童瑋先生在《開寶藏》的目錄復原中根本不收天台教典本身，又等於從目錄角度否定了天台教典曾經增入《開寶藏》這一事實。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台灣蔡運辰先生所編《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既沒有提到天台教典增入《開寶藏》這一事實，也沒有在《開寶藏》項下列入天台教典。完全迴避了這一問題。
那麼，天台教典增入《開寶藏》後，到底有無千字文帙號？是什麼帙號？
５、《開寶藏》的流通形態
在此必須先談談天聖五年（1027）以前《開寶藏》的流通形態。
《開寶藏》刊刻以前，我國的藏經大體有三種流通形態：有的所造僅為《開元入藏錄》部分；有的依據圓照的《貞元續開元錄》增補後續部分；有的則依據恒安的《續貞元錄》增補後續部分。在四川初刊的《開寶藏》雖有13萬版片，實際所刊僅為《開元入藏錄》部分，共480帙，千字文帙號從「天」到「英」（以下稱「開元舊錄部分」）。這樣，就產生一個增補《開元入藏錄》未收經典的問題。但《開寶藏》既未增補《貞元續開元錄》部分，也未增補《續貞元錄》部分，而是首先增補前述呂澂先生提到的從太平興國七年（982）到咸平二年（999）宋朝新譯的279卷典籍，計30帙，千字文帙號從「杜」到「轂」（以下稱「宋譯一部分」）。此後又依據《貞元續開元錄》增補了《開元入藏錄》未收的242卷典籍，計24帙。由於《廣品歷章》是《開元入藏錄》的詳目，《貞元續開元錄》是新增補經典的總目，所以把這兩部經錄合為3帙，放在前述24帙之前，總計27帙。千字文帙號從「振」到「奄」（以下稱「續補部分」）。
由於上述兩批典籍是在不同時期分別增補的，因此，它們的流傳情況也不一樣。有的寺院有收藏，有的寺院沒有收藏。所以，北宋崇寧年間撰寫《大藏經綱目指要錄》的惟白在他的這部著作中基本上祇介紹「開元舊錄部分」，並在卷八介紹說：
「通前計大小乘、經律論，總五千四十餘卷，四百八十帙。以《開元釋教錄》為準。則今撮略品目所集也。其餘隨藏添賜，經傳三十帙，未入藏經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無。印經官印板卻足。故未錄略在，知者可鑒耳。」[1]
上文的「經傳三十帙」，就是「宋譯一部分」，上文的「未入藏經二十七帙」，就是「續補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還不斷有一些新的典籍送到印經院隨藏流通，如《御制蓮華心輪迴文》等。開始時它們並沒有按照《千字文》排序給號。但當它們隨著《開寶藏》傳入高麗，卻被收入《高麗藏》。所以造成其後這些典籍在《高麗藏》與《趙城金藏》中的帙號不同。此外，新的經典還在源源不斷地譯出，不斷地送到印經院入藏流通。關於這一點，在《大中祥符法寶錄》等宋代經錄中有詳盡的記載。
也就是說，《開寶藏》實際可以分為正藏與續藏兩個部分。正藏是《開元入藏錄》部分，形態比較固定。續藏是其後增補的部分，形態還沒有固定。續藏是其後增補的部分，形態還沒有固定。所謂沒有固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後續典籍不斷湧現，從而不斷編聯新的千字文帙號隨藏流通；另一個是部分典籍雖然沒有千字文帙號，但也在不斷增加並隨藏流通。天聖五年（1027）時《開寶藏》已經增長到哪一個字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起碼我們現在可以列出直到「奄」字號的各種典籍。亦即：
一、「天」到「英」，開元舊錄部分，480帙。
二、「杜」到「轂」，宋譯一部分，30帙。
三、「振」到「奄」，續補部分，27帙。
從有關資料看，此時在「奄」字號以下，至少還編了30個字。也就是說，自開元舊錄部分以下，至少增加87帙。祇是具體內容還需要深入考證。
６、問題的癥結
瞭解上述背景，我們就可以明白在天台教典問題上出現種種矛盾說法的癥結所在。
如前所述，天聖四年（1026）仁宗欲將天台教典及慈恩章疏收歸入藏。當時仁宗要求將這些典籍「編聯入藏」，亦即按照前此已經形成的《開寶藏》增補慣例，將天台、慈恩典籍接在已經入藏的諸種典籍後面，繼續按照《千字文》順序排字給號。但惟淨提出不同意見：「請以智者、慈恩二書附於《開元錄．東土集傳》之次，」[1]也就是要插在當時《開寶藏》的「開元舊錄部分」與「宋譯一部分」之間。這就完全打亂了《開寶藏》的既成結構。
惟淨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建議？這祇要看看第二年惟淨所編的《天聖釋教總錄》就可以明白。
首先，惟淨把全部入藏典籍分為三大部分：開元舊錄部分；宋代以前部分；宋代新出部分。[1]
所謂「開元舊錄部分」即指《開元入藏錄》部分，也就是《開寶藏》的正藏部分，共480帙。
所謂「宋代以前部分」指宋代以前所出的佛教典籍，它又包括二部分典籍：一、宋仁宗要求收歸入藏的天台、慈恩典籍及其他若干典籍，計24帙。二、前述之續補部分，即《廣品歷章》、《貞元續開元錄》以及《貞元續開元錄》所收典籍，計27帙。從時代講，第一部分典籍最早，與「開元舊錄」部分年代相當；第二部分典籍的年代晚於《開元錄》。這也就是惟淨堅持要把天台、慈恩典籍緊插在「開元舊錄」部分之後的原因。
所謂「宋代新出部分」即宋代譯纂的佛經。這批典籍也分為兩個部分：一、《大中祥符錄》所收部分，60帙；二、《大中祥符錄》後新出經，11帙。第一部分的典籍，本來是隨譯出，隨入藏。但現在惟淨按照《開元入藏錄》大小乘、經律論、賢聖集傳的體例，全部重新作了整理。第二部分則大體按照譯出的年代先後排序。
也就是說，《開寶藏》的續藏部分本來是一個大雜燴，沒有什麼結構體例可言。但在《天聖釋教錄》中，惟淨對《[A2]開寶藏》的結構作了大規模的調整。以使各種典籍的編排更加符合其年代的先後順序與內容的思想傾向。經過惟淨這樣一整理，《開寶藏》的結構的確要合理得多。由此看來，惟淨編纂《天聖釋教錄》，是在已經沒有多少新經可譯，因而佛教典籍的數量已可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利用天台、慈恩典籍入藏的機會，對前人的譯經作了一番系統的整理，以使大藏經的結構體例更加合理，便於使用。
但問題隨之而來。從太平興國八年（983）《開寶藏》刊刻完成，到天聖五年（1027）惟淨重編目錄，40多年間，《開寶藏》至少已經增加了87帙，千字文帙號也由「英」字號至少已編到「實」字號。這些典籍已經刊刻流通。現在惟淨重編新目，調整次序，則已經刊刻的那些經版的帙號如何處理？是按照《天聖釋教錄》挖改其帙號，還是一仍其舊？我們甚至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惟淨的這一改革方案，最終是否得到最高當局的批准，得以實施？
從《景祐新修法寶錄》祇提及惟淨整理佛典，卻避而不談《天聖釋教錄》來看，惟淨的方案並沒有得到批准，自然也不可能實施。實際上，現在由《趙城金藏》保存下來的《天聖釋教總錄》版式既與《開寶藏》與《趙城金藏》不類，也沒有千字文帙號，就是說，這部著作就沒有正式入藏，是以單本形式附藏流通的。另外，從《初刻高麗藏》、《再刻高麗藏》、《守其別錄》、《趙城金藏》來看，惟淨的方案的確沒有被實施。
在這裡，《趙城金藏》特別值得我們注意。該藏開雕於金皇統九年（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由晉南民間人士發起勸募，按照《開寶藏》覆刻。由於並無什麼飽學義學僧參與其間，因此可以想見，它覆刻《開寶藏》時祇能原樣照刻，可能在最後增補若干典籍，但不可能對原藏結構作大規模的修訂調整。《趙城金藏》「天」到「奄」的結構如下：
「天」到「英」，480帙，開元舊錄部分；
「杜」到「轂」，30帙，宋譯一部分；
「振」到「奄」，27帙，續補部分。
與我們前面討論的《開寶藏》結構完全相同，從而證明上述推論的正確。天台教典與慈恩章疏在《趙城金藏》中的位置如下：
「岫」到「畝，15帙，天台教典；
「我」到「庶」，21帙，慈恩章疏。[1]
這也說明天台、慈恩典籍實際上並沒有象惟淨所計劃的那樣，插入到《開寶藏》的「英」字號與「杜」字號之間。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天聖釋教錄》祇是惟淨自己對《開寶藏》的一個修訂計劃，既沒有得到批准，也沒有真正實施。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７、結論
我們應該肯定，天台教典於天聖四年（1026）收編入藏。
至於天台教典入藏後，所繫的千字文帙號是什麼？我們先看看天台教典在當時其餘各藏中的帙號。
1011年開雕《初刻高麗藏》：無；
1080年開雕《崇寧藏》：「更」到「虢」，10帙[2]；
1112年開雕《毗盧藏》：同上；
1194年開雕《趙城金藏》：「岫」到「畝」，15帙；
1236年開雕《再刻高麗藏》：無。
由此可以證明，天台教典雖然收歸入藏，起碼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沒有繫上千字文帙號。其流通方式，也與《開寶藏》續藏的其他典籍一樣，缺乏周遍性。至於《趙城金藏》中天台教典的帙號是否即為承襲《開寶藏》後期帙號所得，亦即《開寶藏》後期是否曾為天台教典編繫帙號，這個問題涉及《趙城金藏》目錄與《開寶藏》目錄的關係，還要再研究。
８、餘論
童瑋先生《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以《天聖釋教總錄》為基礎來復原《開寶藏》的續藏部分。如上所述，《天聖釋教總錄》祇是一個擬議中的私家目錄，其改革措施並未付諸實踐，與當時流通的《開寶藏》完全不同。所以，恐怕不能把它作為復原《開寶藏》續藏部分的目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