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藏》新資料考
1933年范成和尚在山西趙城縣廣勝上寺發現了《金藏》，次年10月支那內學院派遣蔣唯心抵晉南調查。同年12月，蔣唯心將調查情況撰成長文《金藏雕印始末考》，首次發表在南京《國風》第五卷十二號上。1935年1月《金藏雕印始末考》由南京支那內學院單印發行。蔣唯心的文章，對《金藏》概況作了系統研究，這是當代人研究《金藏》最具參考價值的成果之一。儘管如此，幾十年來對於《金藏》的研究，仍有不少問題難以得到圓滿解答，其主要原因就是記載崔法珍刊雕《金藏》史事的原始材料，即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由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渢書寫、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篆額的記載崔法珍刊雕《金藏》情況的碑文（以下稱為「趙渢碑」）已經亡佚。
不久前，筆者在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發現了有關崔法珍刊雕《金藏》的新資料。筆者認為，這條資料與佚失以久的「趙渢碑」有密切關係，是研究「趙渢碑」和崔法珍刊雕《金藏》的重要資料。本文即圍繞這條材料，對「趙渢碑」及有關問題考辨如下。
一
這條材料發現在北京圖書館藏明補版的《磧砂藏》中。1966年，紅衛兵打碎了柏林寺大殿佛像，在佛像中發現了佛教藏經以及零本佛經和少量單本古籍[1]。消息傳出以後，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丁瑜、王玉良等先生迅即前往考察。據丁瑜先生的介紹，這些書籍當時就散亂地堆在柏林寺院中，人才進院，隨風便吹來一張殘片，看上去頗類《磧砂藏》的扉畫。隨後經過簡單翻檢，懷疑這一大批藏經印本就是《磧砂藏》，便搶救收檢起來。此後，這批經本一直存放在善本庫中。1992年方廣錩先生指導善本部工作人員將這批佛經按《磧砂藏》目錄進行了順號整理，清理出兩千數百餘冊，分裝在十個木箱中。
1994～1995年間，筆者對這部大藏經進行了初步整理和研究，得到以下一些認識：
（1）這批兩千數百冊的佛經，經過與《影印宋磧砂藏經》本比勘，可以肯定它確屬於《磧砂藏》。儘管已經殘損缺半，仍然有其特別重要的資料價值，如據此可以補充不少開元寺、臥龍寺本缺失的部分。同時，通過比較還發現了不少《影印宋磧砂藏經》本修版至誤的地方。
（2）其中《大般若》等經為元妙嚴寺版。我們都知道《磧砂藏》始刊於南宋時期，但在開元寺、臥龍寺本中已經見不到宋版《大般若經》，而是以元代（1271～1368）妙嚴寺本補配入藏。據筆者瞭解，磧砂宋版《大般若經》僅見於日本奈良西大寺和中國北京圖書館，北圖本略有殘損[1]。此部新發現的《磧砂藏》之《大般若經》等經，同樣以妙嚴寺本配補。
（3）這部大藏是明宣德年間（1426～1435年），由北京居民楊安請印的。其根據是經本卷尾的戳記：「大明國北京順天府大興縣居賢坊居住奉／佛信士董福成，謹發誠心，在於□江杭州府後朝門許／大藏尊經一藏，不為自求，喜捨資財，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者。奉三寶信士／董福成一家眷等，謹發誠心，眷屬王氏、弟董旺、／眷屬黎氏、男董福興、眷屬聶氏、侄男董黑搨／外生女妙玉、孫男董福□、侄女善兒／。宣德七年（1432年2）八月吉日助緣人楊安／[1]。」在這部殘存的《磧砂藏》中，董福成的請印戳記比比皆是。
（4）這部大藏在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由杭州西湖南山高麗慧因寺僧人鮑善恢發起補刊完整。其補刊《磧砂藏》的活動，見於《大般若經》卷第五百二十八卷尾的題記：「……善恢宿生慶幸，忝遇佛乘司殿職於萬善戒壇，惟慚惟愧；募正知於一真實地，誠恐誠惶。嘗睹本寺藏經函內少欠數多，遂往磧砂、妙嚴二剎補印藏典，全其品章。因見彼寺經版年深歲久，朽爛缺欠者多。發心備版，化募眾緣，命工刊補完就，使大教流通，令正法久住。……永樂九年（1411年）辛卯孟春吉日杭州仙林萬善戒壇知殿淨人鮑善恢謹識……」
《佛說法乘義決定經》卷中題記：「杭州府西湖南山高麗惠因華嚴講寺沙彌善恢、致圓，嘗往蘇州府城東磧砂延聖寺印補大藏尊經，遇見經版中間多有損壞缺少，印去者不能全藏。發心化募十方施主，命工刊補完成。……大明永樂十年（1412年）歲在壬辰菊月重九日住山比丘真境謹題。」
從補刊題記中可以知道，參與該藏補刊助緣的多是杭州府附近四方僧俗，如「始九」《大寶集經》卷八十九第三版版心題：「湖州新市施主范氏，報薦亡夫倪子實，往生淨土。」[2]在此，為節省篇幅，有關資料不再一一轉錄，當由另文介紹。
（5）此次補刊經版活動的起迄時間，當在明初「永樂七年（1409年）」[1]前後至「永樂十年」[2]。「永樂十年」，是我們見到的最晚的補刊題年。因而估計補刊經藏活動的下限時間當距永樂十年不遠。
以上是有關背景情況。新發現的崔法珍刊雕《金藏》的材料，就是在這部經過明代永樂年間補刊的《磧砂藏》的題記中發現的。
題記共有兩則，刊雕在《大寶積經》卷第二十九（千字文編號「火九」）和卷第一百五（千字文編號「文五」）的經尾。兩卷的行款版式、字體風格大部分與《影印宋磧砂藏經》本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卷二十九最後一版（第十一紙）為鮑善恢補刊，補刊助緣題記雕在本版第3～4半葉的版心處[3]；卷一百五第十五、十六兩版為鮑善恢補刊，其中補刊助緣題記有多則，此不詳錄[4]。此處為研究方便，謹將兩則題記分別錄文於下。
題記一：
「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
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歲斷臂出家。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1178年），始印經一藏進於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經，於大聖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見於宮中尼寺，賜坐設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經，已蒙聖恩，安置名剎。所造經板，亦願上進。庶得流布聖教，仰報國恩。』奉詔許之，乃命聖安寺為法珍建壇，落[A1]髮受具，為比丘尼。仍賜錢千萬，洎內閤五百萬，起運經板。至二十一年（1181年）進到京師。其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計陸千九百八十為卷。上命有司選通經沙門導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1183年）年，賜法珍紫衣，號弘教大師。其導遵等，亦賜紫衣德號。其同心協力雕經板楊惠溫等七十二人，並給戒牒，許禮弘教大師為師。仍置經板於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韙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自昔釋迦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靈山演法，各隨眾生根器利鈍方便，分別大小乘教，為世津梁，後人因之。識心達本，悟無為法者，不可以數計矣。然教法之興，雖繫於人，亦由其時。自漢明帝，歷晉魏以來，雖有釋氏經典，所傳由未廣也。其後，玄奘、義淨二大士跋涉轇海，至天竺國，不憚艱苦，磨以歲月，得經教焉。自是震旦佛法備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藍塔廟，或建寶藏，或為轉輪，安置經典，為世福田。若緇若素，書寫受持，頂戴奉行者，無處無之。蓋如來本願，欲使眾生見聞而獲福也。然今弘教大師備修苦行，以刊鏤藏板為本願。於是協力助緣劉法善等五十餘人，亦皆斷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捨家產、鬻男女者，助修經板勝事，始終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嗚呼，可謂難也哉。[A2]己門人慧仁等，具言刊經本末，謁文於東平趙渢述記，時歲次己丑。仙林講寺祗殿鮑善恢為是本寺藏典缺少，嘗往磧砂、妙嚴二剎印補，見彼經板多有朽爛欠缺，發心備板，化募眾緣，命工刊補，幸獲完備。今善恢自思，刊補小緣，經久歲月，率難成就。想當時弘教大師自幼出家，斷臂設誓，刊刻藏板，始終三十年方得成就，實為世間第一希有功德，而復遇金世宗皇帝敕賜錢及號記焉。善哉！得非有是道，復有是人，有是人復遇是時，此其所以成難成之功，庶不負如來付囑之意。嗚呼，前哲之功，於斯盛矣，懼夫久而泯其所由無傳於世，因而刊之，使後賢觀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師之功也耶！
時永樂九年歲次辛卯孟冬望日杭州仙林萬善戒壇祗殿善恢謹題。」
題記二：
「最初雕造大藏經板：
昔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法珍，年一十三歲，斷臂出家。發大誓願，雕藏經板，垂三十年，方刻有成。大定十有八年，始印一藏進於朝。敕旨迎經於大聖安寺，建壇受具為比丘尼。仍賜錢千萬，洎內閤錢五佰萬起運經板。至二十一年至京師。其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佰一十三面，為卷六千九百八十。敕命有司選通經沙門道遵等五人教正。二十三年賜法珍紫衣，敕號弘教大師。其協力雕造經板楊惠溫七十二人，並給戒牒，許禮弘教大師為師。仍置經板於大昊天寺安奉，遂流通焉。然其舊經率多繕寫，故教完具為難。今弘教大師備修苦行，以刊鏤藏經為本願，於劉法善等五十餘人，亦皆斷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捨家產、鬻男女者，助修經板勝事，始終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嗚呼，可謂難也哉。時永樂七年己丑歲杭州仙林講寺祗殿善恢，為見本寺藏典數多缺欠，嘗往磧砂、妙嚴二剎印補。因見彼寺經板多有朽爛缺少，發心備板，化募眾緣，命工刊補完備。經於歲月，率難成就。今善恢自思，往昔弘教大師，自幼以清淨堅固勇猛之心，斷臂設誓，刊刻藏板，數及二十萬，始終三十餘年方得成就，實為世間第一希有功德。此其所以成難成之功也耶。因而刊之，使後觀其所由，不昧初因者也。
時永樂九年歲次辛卯仲秋吉杭州仙林講寺祗殿善恢謹題。」
從題記一的結構看，它非常明顯地分為兩部分：文首起「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迄「嗚呼，可謂難也哉」一段，是第一部分，是鮑善恢自述其題記中有關崔法珍刊雕《金藏》資料之來源於：「[A3]己門人慧仁等，具言刊經本末謁文於東平趙渢述記」。以下是鮑善恢聯想自己補刊《磧砂藏》之艱難而發感慨。
就題記二言，從其資料來源、題記結構、遣詞用語諸方面看，則題記明顯地帶有略寫的迹象，是錄文一的「簡寫本」。
二
鮑善恢題記謂「己門人慧人等，具言刊經本末謁文於東平趙渢述記」，說明其門人弟子確曾見到了「趙渢碑」。趙渢，山東東平人，《金史》有傳。然文字簡略，未言及刻碑一事。按照現在學術界一般看法，「趙渢碑」佚失在明代中期。鮑善恢生活在明代永樂年間，他的時代是應該能夠看到此碑的。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傳世文獻中有關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資料。自明代以下，各種文獻凡記述法珍刊雕《金藏》者，皆為互相輾轉引錄，都非纂輯者親眼得見。至今所傳，無出其右。因此，在辨證鮑善恢題記可信度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趙渢碑」的文獻記載及相互關係略做比較。
傳世文獻中有關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資料，只有不多的幾條：
（1）、《日下舊聞考》
清《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五《存疑．秘書省》條：「秘書省今在燕弘法寺（金國文具錄）。」《考》纂者按語云：「析津志，弘法寺在舊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邱尼。二十三年，賜紫衣弘教大師。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渢記，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撰額。蓋此剎元時尚存，廢於明代。」[1]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朱彝尊以「布衣」身份，「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從一千六百多種古籍中選出有關北京史志的資料，編輯成《日下舊聞》，分十三門，四十二卷。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由於敏中等任總裁，對《日下舊聞》補遺、增添、考證，編成《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
《日下舊聞考》的資料來源，見於每條下的注。其中引書今天有許多已經亡佚，如《元一統志》、《圖經志書》等，其中也包括元末人熊夢祥的《析津志》。因此可以肯定，《日下舊聞考》的編輯者增補《考》時使用了《永樂大典》的輯佚資料。況且其時自《永樂大典》中輯佚古書，也成為一時風氣。《日下舊聞考》卷十三《國朝宮室》云：「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匯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因而推測，《日下舊聞考》有關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資料，出於《永樂大典》之《析津志》。
（2）、《金史紀事本末》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世宗致治》：「（金國文具錄）秘書省今在燕宏法寺。《析津志》云：宏法寺在舊城。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邱尼。二十三年賜紫衣宏教大師。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渢記，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撰額。蓋此剎元時尚存，至明始廢。姑錄於此，以存金石之遺。」[1]
《金史紀事本末》，清末李有棠著。本書情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說明》做了介紹：「李有棠字芾生，江西萍鄉人。舉人出身。光緒年間（1875～1908年）任江西峽江縣儒學訓導時，周覽歷代記事本末，深為遼金二代中缺遺憾，即而撰之。」李有棠著有《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因其考定頗詳，詔給內閣中書銜。
李有棠書引法珍刊雕《金藏》資料之出處，蔣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頗含糊其辭。宿白先生認為李書出《析津志》。宿先生在《〈趙城金藏〉和〈弘法藏〉》注文中說：「蔣文第三章引《金史紀事本末》一段云：『李有棠引舊記……』，以『舊記』代替『析津志』。周叔迦《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引李書亦略去『析津志』而不書。蔣、周兩先生為何忽視李有棠之根據，殊為不解[2]。」李有棠生活在清末，其時所見資料來源，或亦出於輯佚《永樂大典》之《析津志》。
（3）、《析津志》
《析津志輯佚．寺觀》弘法寺：「在舊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之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三年，賜紫衣弘教大師。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渢記，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撰額。」[1]
《析津志》，元末人熊夢祥編纂。熊夢祥小傳見乾隆《豐城縣志》卷十人物誌。熊氏書成於元末，明初編修《永樂大典》時此書還被收在其中，而至明中晚期，此書已經亡佚。依李致忠先生的結論：「析津志的失傳，大概當在萬歷（1573～1620年）或萬曆前一點。最晚也要在明末以前，就已經亡佚了[2]。」
本世紀三十年代趙萬里先生組織輯佚《永樂大典》佚書，其中就有《析津志輯稿》一種。1983年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加工整理，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按李致忠先生撰寫的《整理說明》：「北京圖書館所輯析津志，主要來自四種書。第一種是從永樂大典原本中直接採集；第二種是從日下舊聞考中轉輯；第三種是從徐維則鑄學齋藏本所謂憲台通紀中採集；第四種是從通學齋主人孫殿起收購又轉讓給北京圖書館的順天府志殘卷，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繆荃孫從永樂大典所輯順天府志殘卷中轉錄[3]。」其有關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資料，或者應該出自《永樂大典》所引《析津志》。
（4）、《永樂大典．順天府》
《永樂大典．順天府》卷七：「弘法寺：在舊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經版達京師。二十三年賜紫衣弘教大師。以弘法寺收貯經版，及弘法寺西地與之。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渢記，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撰額。」[1]
繆荃孫藝風堂抄本《順天府志》，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中有繆荃孫硃筆親校。此書的來歷，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時做了出版說明：「順天府志為繆荃孫於光緒丙戌（1886年）年自永樂大典四千六百五十卷順天府七至十四抄出。永樂大典內順天府共二十卷，時僅存八卷，後均佚逸。繆抄題為順天府志，今仍之。」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三《明初順天府志殘本》記載：「荃孫修府志時，搜之大典平字韻，已失去。忽見此書七卷至十四卷，上下均闕，亟為錄存。」此書在《藝風藏書記》卷三題名為《明初順天府志殘本》。後人多誤此書名為《順天府志》。姜緯堂先生在《文史》第三十二輯上撰文《辨繆鈔〈順天府志〉的來歷》，指正其書應名為《永樂大典．順天府》，是書即《永樂大典》「平聲，十二，先」韻，「天」字，卷四千六百五十至卷四千六百五十七的全文。繆荃孫抄此書的時間，在光緒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正月之間[2]。其時，翰林院八千多冊《永樂大典》還在，繆抄即來源於此。
繆抄《順天府志》的結構，姜緯堂先生有總結：「各條資料皆首冠所出之書名，文長者且於文末附註『已上×××』（書名），『已上並見×××』（書名）[3]。」這種結構，正與《永樂大典》原本相合。繆抄本的「弘法寺」條下是「昭覺禪寺」，在「昭覺禪寺」條下，正有「已上並見《元一統志》」字樣。照此看來，法珍刊雕《金藏》的資料，出自《永樂大典．順天府》的《元一統志》。
分析上述四則傳世文獻的流傳情況，可知有關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資料，其來源無出《永樂大典》者。而《永樂大典》資料的來源，不論是《析津志》還是《元一統志》，它們肯定只能出於同一個「底本」，這個底本，就是金明昌四年由趙渢書寫、黨懷英篆額之「趙渢碑」。
鮑善恢生活的時代，正是《永樂大典》撰成不久。此時「趙渢碑」還在，《析津志》等記載金元歷史的資料還在，鮑善恢等人是有條件見到「趙渢碑」原碑文的。
回過頭來再看鮑善恢的題記，從文獻內外的資料，也可以證明鮑善恢題記一的第一部分是「趙渢碑」原文。
首先從鮑善恢題記內部分析。鮑善恢的題記一繁一簡，簡者是「縮寫」，而文繁者，是「趙渢碑」原文的記錄，這一點，在題記中有明顯的區別。如題記一敘述前朝史事曰：「潞州長子縣……」，而在題記二卻改用「昔潞州……」這樣的文字，後者顯而易見帶有回憶前朝事的口氣。
考潞州之歷史沿革，其名來源於春秋時期潞子國，戰國時曰上黨。北周置潞州郡，隋恢復上黨郡名。唐時名稱一度反覆，後仍稱潞州。宋曰隆德府。金復稱潞州，屬金十九路之河東北路。元初稱隆德府，尋復稱潞州，屬河東山系道。明升潞安府，屬山西承宣佈政司。清從之曰潞安府。鮑善恢是明初人，其題記二中曰「昔潞州」，說明此時潞州已改名「潞安府」，談彼地之往事，正宜以「昔」相稱。而在題記一之中不用「昔潞州」，卻直云「潞州」，正反映此文字是金朝人趙渢當時的自敘。
有這樣區別的地方不止一處。如錄文一中敘述金朝皇帝命導遵等僧人參與校正經文一句，云：「上命有司……」，而在錄文二里，這一句被鮑善恢改述為「敕命有司……」。「上命」者，是本朝人對當今皇上的尊稱，鮑善恢本人無論如何不能稱金朝皇帝為「上」。而錄文二是鮑善恢的縮略改寫，「敕命有司」一句，正是他對前朝事件的準確敘述。兩則題記口氣如此不同，合理的解釋是因為敘述者身份不同。蓋前者是金朝人趙渢，後者則是明朝人鮑善恢。
其次，用題記一與傳世文獻相比較，不僅主要情節相同，甚至文字和語言亦驚人的相似。儘管北大繆抄本較其他記載多出了「二十一年以經版達京師」、「以弘法寺收貯經版，及弘法寺西地與之」兩句，但是如果仔細分析這些文獻的特點，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如（1）法珍的籍貫及父名；（2）經藏進京的時間；（3）設壇受戒地點；（4）賜紫衣的時間；（5）御賜法號等等，這些特點是我們瞭解崔法珍刊雕《金藏》的最基本情況。鮑氏的題記不僅記錄了這些情節，且較之更詳盡，如非照錄趙渢原碑之文字，就很難解釋為什麼與傳世文獻資料如此一致。當然，我們見到的傳世資料，其內容遠比鮑善恢題記簡略，此蓋由於史志書籍體例約束，需要經過編纂加工，刪繁就簡。因此，保留下來的只能是事情的大略。而鮑善恢撰寫題記的目的，就如他自己所說：勿使「前哲之功」「懼夫久而泯其所由，無傳於世」，故刊版傳之，「使後賢觀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師之功」。為此，他當然會詳細記載有關內容，甚至照錄原碑文字。
我們認為鮑善恢題記照錄了「趙渢碑」，還得到題記以外資料的證明：
首先，題記敘述的《金藏》刊雕的起止年代與《趙城金藏》完全相同。題記云：法珍「雕造經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這一句話，在各本傳世文獻中是沒有的。傳世文獻中，唯有陸光祖萬曆十二年（1584年）《募刻大藏經序》提到一句：「……昔有女子崔法珍斷臂募刻藏經，三十年始就緒，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1]然而陸光祖生活年代遠晚於鮑善恢，有關「三十年」之說，不可能由鮑善恢抄自陸氏。如果說二者有抄錄引用的關係，也只能是陸氏抄引前人鮑善恢的。
判斷一部佛教大藏經刊雕的起迄年限，重要的依據之一是經卷內的題跋。北京圖書館藏《趙城金藏》的雕印年代，按照蔣唯心的調查：「（在原刻版中），今存三十餘處記載刻版年代。」其中最早的題年款，刊在「日」字帙《大般若經》卷八十二跋：「皇統九年己巳歲（1149年）」；最遲為「雁」字帙《大乘智印經》跋：「大定十三年（1173年），藏經會下重雕造」。蔣唯心據調查結果，對《趙城金藏》的起訖年代謹慎地做了判斷：「於般若卷八十二以前尚有八帙，智印經後有經七十餘帙，刻版起訖雖未必適在皇統九年與大定十三年，然據此推測亦不過遠[1]。」經過調查，《趙城金藏》現存的明確題年是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見「鳴」字帙《妙法蓮花經》卷三、卷五、卷六、卷七。四卷現均藏上海圖書館[2]。這樣算起來，自天眷二年至大定十三年，與三十年之數約合。
其次、鮑善恢題記中所記卷數與《趙城金藏》實際卷數約略相同。《趙城金藏》的實際卷數，由於缺乏明確的記載，加之發現時即有缺失，已經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故不能確知。按照《趙城金藏》從「天」至「幾」的千字文編次，應有682帙，約6900餘卷。童瑋先生說：「（趙城金藏）全書採用千字文次第編目，自天至幾字止，計682帙，每帙基本含十卷，或略有增減，約七千卷左近。[3]」。這個數字，與鮑善恢題記中的「計陸千九百八十為卷」的數字相符。自宋元以來，諸本大藏皆無此一卷數，南方幾部大藏的卷數都在六千餘卷，與「七千卷左近」相去甚遠。另外，題記中提到「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鮑善恢如果沒有所本，也不會憑空想這麼個卷數和板片數。筆者認為，他的題記第一部分，就是趙渢碑的原文。
其時，在鮑善恢題記中間，有許多我們過去不曾掌握的資料，這些資料亦不見於任何傳世文獻的記載。如果鮑善恢及弟子其時沒有見過「趙渢碑」，很難相信明代人能夠提出這些想像：如道遵、楊惠溫、劉法善等校經、助緣刊經等人名。特別是題記提到「捨家產、鬻男女」等情景，這些並不見於傳世文獻，但在今天尚存的《趙城金藏》中間，明確地保留了百姓「捨家產、鬻男女」的助緣活動的題記。這些應證，是最好的說明。
最後略談一下《金藏》版片存儲地點和「趙渢碑」的碑名問題。
自蔣唯心提出金藏與弘法藏關係的問題，又經宿白先生著文，學界基本延用這種觀點，即《弘法藏》就是《金藏》的元代補刊本。《弘法藏》的問題比較複雜，本文不擬討論。在此只就與本文有關的題記資料略做考辨。題記云：「仍置經版於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金藏》是金代唯一一部雕板大藏，板片的保護，必然是一件重要的事。原版存板於何寺，要看彼寺是否具有顯赫莊嚴的地位。大昊天寺，遼金名剎，在金中都宮城正北棠陰坊。遼道宗清寧五年（1059年）秦越大長公主捨棠陰訪為寺，土百頃。遼道宗施五萬緡助建，并御書「大昊天寺」扁額及碑文。大殿後有寶塔高二百尺。金代時期，寺及塔「種種莊嚴，不可殫記」，壯麗景象，《元一統志》備載。值得主意的是《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九所引《歸田類藁》云：「至大二年十一月（元武宗海山，1309年），昊天寺無因而火。」[1]實際上，也就是在元以後，大昊天寺幾乎沒有什麼記載了。在有金一代，盛極時期的大昊天寺，存藏《金藏》的板片的確是很有可能的，其板片的儲藏地點就應該是大昊天寺內的藏經院。因此，筆者認為「趙渢碑」的碑名，應該就是鮑善恢題記起首之標題：「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
三
崔法珍斷臂刊雕藏經一事，明代以來即出現了不少誤解。
萬曆十七年（1589年）在五台山開雕《徑山藏》。《徑山藏》又名《嘉興藏》，自嘉靖年發起，初在五台山刊雕，因其地寒冷，移至嘉興繼續。其裝幀形式，一改以往經折式而為冊葉裝，時人稱之「方冊本」。此藏籌劃間，許多著名人物為此著文做序，形成了一部《募刻五台山大藏經會約》。有關法珍的誤解就出現在此書中。
此書中收有吳郡王世貞《刻大藏緣起序》。《序》云：「……於是開士密藏始發心仿弘道尼磧砂故事，以儒書例[1]而募梓。」王世貞認為道開不懼艱辛刊刻《徑山藏》是學宋時弘道尼刊雕《磧砂藏》故事。
在同一書中又有另一種說法。馮夢禎撰《刻大藏緣起》云：「宋元間除京板外，如平江之磧砂、吳興之某寺、越之某寺某寺等，具有藏板，不啻七八副。……迨國朝僅有兩京之板，而諸方之板盡廢。北板稍精而藏於禁中，請印甚難。……時密藏開師、尚書五台陸公與夢禎等商及此事，不覺慨然隳淚。因記磧砂藏板緣始。弘道尼斷臂募化弘道，化後其徒復斷臂繼之，更三世，其願始滿。……」
馮夢禎文中提及之陸公，即陸光祖。陸光祖萬曆十二年（1584年）《募刻大藏經序》云：「……昔有女子崔法珍，斷臂募刻藏經，三十年始就緒，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1]
馮、王二人認為弘道尼刊雕《磧砂藏》，馮夢禎更誤認為斷臂刊經。陸光祖認為崔法珍斷臂募刻藏，積三十年方成。但他所說之法珍為明代人。可見有關誤傳由來以久。
這些誤傳以後又影響到海外。延享年間（1744～1747），日本僧人隨天撰《緣山三大藏緣起》云：「至明興南北二藏，其如北藏者，禁闕緘秘，請印甚難。南版雖間許印，其制重大，價值甚高，致請自少。爰有尼法珍者，欲募刻方冊藏本，簡便宏通，遂為激發四方，自斷臂示其決心。於此海內感動，諸人戮力，至有破產鬻子應之者，三十年而就其功，是方冊藏版。……」隨天認為法珍為明人，其斷臂刊雕者，為明代方冊本藏經[2]。
近代以來，誤傳依然流傳。《磧砂藏》端平（1234～1236）目錄題記載有藏主法忠，葉恭綽在《磧砂延聖院小志》中猜測：「法忠與法珍，字音略同，豈即為一人而轉述有歧歟，抑或共同發願，由法忠看而崔法珍先為苦行勸募歟，姑附一說，以存軼事。」
更有人捕風捉影認為：「《金史紀事本末》的法珍，為另一人，與刻藏之事無涉。斷臂募刻《磧砂藏》的是弘道，與明代的法珍無涉。王世貞序文說仿弘道磧砂故事，即就法珍而言。換言之，弘道斷臂刻宋藏，法珍斷臂刻明藏，是兩個人，兩個事……」[3]
王、馮、陸三公所引用資料，其文意之中，顯然看得出與崔法珍刊雕《金藏》有密切關係。馮夢禎言「因記磧砂藏板緣始」云云，或即其曾經看到過鮑善恢永樂九年補刊之《磧砂藏》題記，而誤記「落[A4]髮受具為比丘尼」、號「弘教大師」為「弘道尼」？陸光祖之言，明明白白所指斷臂募刻者為崔法珍。
《磧砂藏》，南宋寶慶（1225～1227年）至紹定（1228～1233年）間，刊雕於平江府陳湖磧砂延聖院。寶祐以後，延聖院大火。又值南宋垂亡，刻事一度中斷。元大德間（1295～1307年）松江府僧錄管主八續刊《磧砂藏》並以吳興妙嚴寺之藏版補入，既而再補充秘密經入藏。至元沒明興，民間所藏之經本往往殘缺不全。鮑善恢所在之萬善戒壇亦「藏典缺少」，遂往磧砂、妙嚴二寺補印。而此時彼二寺之藏版「多有朽爛欠缺」，不能補齊，於是有明代補版一事。鮑善恢補刊經版，在當時當地想必有較大影響，這由其補刊題記、助緣題記可知。而馮夢禎、王世貞等人距明代初年已遠，而補版《磧砂藏》又罕傳於世，鮑善恢的補版題記，更不為後人所知。故僅聞其舊事，不知其原委，以至談到「弘道尼」事，則眾說紛紜，以訛傳訛，輾轉相襲。
本文在組織和撰寫過程中，特別得到了方廣錩先生的指導和幫助，特此致謝。另外，筆者在修改本文的過程中，曾拜託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教授調查收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哥斯德東方書庫中的《磧砂藏》是否有此題記。承榮教授告之，彼庫所藏原北京大悲寺之《磧砂藏》的《大寶積經》卷二十九、卷一百五兩卷，皆為明代補抄，未見此題記。在此，並向榮新江教授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