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大藏經略考
山西大同大華嚴寺有契丹「薄伽教藏」遺構，乃契丹重熙年間所建以庋藏新刻藏經者。金天眷初，補葺經本，至大定二年方訖，雲中段子卿撰碑記其事[1]，略曰：
「……異哉，佛之教化若此以大興，教之簡牘亦從而浸廣，故纂成門類，印造頒宣，派而別之，則有大小權實頓漸偏圓顯密之類分焉。遂使都城郡郭山方蘭若，凡有僧尼佛像之所往往聚而藏之，以其廣大悉備故謂之教藏。至大唐咸通間，沙門從梵者集成《經源錄》以記敘之。其卷帙品目首末次第，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可使後人易為簽閱爾。及有遼重熙間，復加校正，通製為五百七十九帙，則有《太保大師入藏錄》具載云云。今此大華嚴寺往昔以來亦有此教典矣。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開正統，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閣樓觀俄爾灰之，唯齊堂廚庫寶塔經藏洎守司徒大師影堂存焉。至天眷三年閏六月間，則有眾中之尊者僧錄通悟大師……洎首座義普上座德祚等因遊歷於遺址之間，……禮於藥師佛壇，乃睹其薄伽教藏，金碧嚴麗，煥乎如新，唯其教本錯雜而不完，考其編目遺失者過半。遂潛運於悲心，庶重興於素教。將棄其遺本，愍家之舊物；擬補以新經，慮字之訛錯。抽繹再三，皆不若擇其一同者補而全之。俄而具以其事言於當寺沙門惠志、省涓、德嚴三人焉。……然後遍歷乎各州城邑鄉村岩谷之間，驗其缺目，從而採之，或成帙者，或成卷者，有聽贖者，有奉施者。朝尋暮閱，曾不憚其勞；日就月將，益漸盈其數。歲歷三周，迄今方就。其卷軸式樣新舊不殊，字號詮題後先如一，此不亦艱哉？……」
此文敘契丹藏經處，著語不多，但於其開雕始末，卷帙類分，乃至文字校訂，莫不有重要之啟示。若據以參稽舊說，致意條疏，則契丹藏經之久佚於人間者，廬山真面，未嘗不可以想像得之。今試為考定數事如次：
其一，契丹大藏經始雕於重熙初年，其後續有增修，迄咸雍時乃完成五百七十九帙。——契丹以聖宗太平元年（公元一〇二一）得宋刻大藏之贈送，繼即仿刻《大般若》等經版[2]。華嚴寺碑謂興宗重熙間（一〇三二～）編纂一切經目，當是進而開雕全藏之始。契丹僧覺苑《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卷一云，「洎我大遼興宗御字，志宏藏教，欲及遐邇，敕盡雕鎪」。與此吻合，可為佐證。全藏於何時刊成，雖無明文記載，然華嚴寺薄伽教藏遺構之南樑，近時發現墨銘云：「維重熙柒年歲次[A1]戊寅，玖月甲午朔拾五日戊申午時建。」據此確定薄伽教藏興築於重熙七年（一〇三八）[3]。其時全藏刊版當已告一段落。下迨道宗，兼弘五教，於全藏中補入遺編新著甚多。其有年代可考者，如一行撰《大日經義釋》十四卷於清寧五年（一〇五九）入藏[4]《釋摩訶衍論》十卷於清寧八年（一〇六二）入藏[5]，非濁撰《往生集》二十卷於清寧九年（一〇六三）入藏等[6]，皆是。此外，《大宗地玄文本論》二十卷《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三卷[7]、行琳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三十卷、思孝集《一切佛菩薩名集》二十二卷等[8]，亦在其列，都計二十餘帙。至咸雍四年（一〇六八）暘台山清水院募印藏經，已有五百七十九帙[9]，自後記載即舉此成數為言，蓋不再有所增補也。華嚴寺碑謂重熙編目通製為五百七十九帙者，殆隨順後來完編之數而言之耳。
其二，契丹大藏經兼收貞元釋教錄各經四十三帙，宋代新譯各經三十帙。——大藏經之編次以《開元入藏錄》為一大刊定，唐宋寫刻經卷莫不奉為準繩。但貞元續錄各經之寫本原在燕晉一帶流行[10]，契丹刻藏資取甚易。《演密鈔》謂興宗志宏藏教，敕盡雕鎪，須人詳勘，覺苑承旨與聞校事，華嚴寺碑亦謂重熙時編目就《貞元一切經源品次錄》復加校正，詳見《太保大師入藏錄》云云。所謂太保大師者，即覺苑其人也[11]。契丹刻藏之初意在求其詳備，覺苑編目又以《經源錄》為衡，是則大藏經中兼收《貞元錄》各籍殆無疑義。據恒安《保大續貞元釋教錄》所載，《經源錄》乃循從《貞元入藏錄》之作，綜合開貞兩代諸經，糅成一體，此與宋刻大藏專以《開元錄》為主者，次序齟齬，對勘匪易。契丹刻藏模擬宋雕而應用此書，自深感其不便。覺苑編目復加以校正者，當係析出《貞元錄》續收諸籍，彙列於開元各經之後。考其次序，則應依《貞元錄》卷首總序，初列《四十卷華嚴經》，次為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新譯，末為《大佛名經》等，更附入《華嚴經論》、《千臂千缽經》、《有部毗奈耶》諸事等籍，凡有四十三帙，略與《保大續貞元錄》所列相同。此徵諸高麗文宗因得契丹大藏印本而補刻麗刻四十餘帙之內容，可信其必然也[12]。復次，契丹大藏全部都計五百七十九帙，今合開元貞元兩錄諸經，不過五百二十餘帙。此外數十帙，究為何書歟？考宋刻大藏咸平時所印即已有隨藏添賜之宋代新譯三十帙[13]，其天禧時印本贈於契丹者，自亦有之，則契丹賡續刊版，不應不兼收此三十帙於內。契丹道宗時，僧道𭮨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推崇準提陀羅尼，以為總攝諸部之要，詳開十門，證成所說，引據之密典有《最上大乘莊嚴寶王經》、《普賢陀羅尼》、《聖六字陀羅尼》、《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等，皆宋代新譯刻本在隨藏添賜之三十帙以內者。道𭮨書末並言「天祐皇帝（道宗）率土之內流通二教」云云，是則此三十帙新書必已於道宗時入藏流行，乃易資取以為參證也。契丹大藏於開貞兩錄諸經以外兼收宋譯，所餘卷帙，為數無幾，當即純為拾遺新編之籍[14]，由此想像大藏內容，亦易得其全貌矣。
其三，契丹大藏經卷帙品次乃至文字校訂大體遵從宋藏之天禧時印本。——契丹因宋刻大藏天禧本之輸入而後開雕藏經，其校訂以天禧本為主要資料可不俟言。此宋藏天禧本乃曾經再校者，改刻之處極多，大非宋藏初印本可比。舉其一例，如宋藏初印本《放光般若經》原為二十卷兩帙，而天禧本改刻成三十卷三帙，以致全藏編號自「芥」字以次全體差違。華嚴寺碑謂薄伽教藏經本散佚，必蒐求舊物補之，而後字號詮題始終如一。蓋當時已有崔氏募刻之新版藏經，大體覆宋藏初印之本，帙號參差，不能彌補，故云爾也[15]。其次，據高麗大藏校註所出各本之異點觀之，契丹藏經改正卷帙品次之處，猶有勝於宋藏天禧本者。例如《月燈三昧經》之分品，《賢愚經》之改正品次，《五佛頂三昧陀羅尼經》四卷之改為五卷，《修行道地經》七卷之改為六卷等，皆契丹大藏所獨異，或者其據乃在《經源錄》耶？審若是，今存《至元法寶勘同錄》中猶多依據《經源錄》之處，殆亦由當時所見契丹大藏展轉得之也。至於契丹大藏文字校訂，堪稱精當。蓋燕晉間舊有一切經寫本，契丹僧人希麟、行均等，先後為之音釋。行均之作名《龍龕手鑑》於寫本俗訛之字，改正尤多[16]。後來開雕全藏，取材諸籍，宜其校訂易於為力矣。華嚴寺碑謂補以新經慮字訛錯，金大定初崔氏刻藏一以覆版出之，亥豕魯魚，在所不免，相形見絀，亦當然之事也。
趙宋一代大藏經刻本，遍海內外計之，不下十餘種，近二十年來，發見殆盡。其無殘篇可得以致內容難詳者，僅一契丹大藏而已。今因華嚴寺碑文所記，略加考定，見其一斑。若求詳備，固有俟於異日新資料之出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