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雲居寺石經
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略稱房山石經），是我國從隋代至明末綿歷千年不斷刻造的石刻寶庫。它是研究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特別是佛教歷史和典藉的重要文物，也是世界一宗寶貴的文化遺產。關於房山石經在文化史上的價值，早已引起海外學者的重視和研究，然而由於過去傳世的經碑數量極少，大部分石經錮藏在石洞和地穴內，因此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不容易的。
石經刻造沿革
我國石刻佛教經典始於北齊。如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徂徠山的《般若經》等，都是北齊時代的石刻佛經。北齊的唐邕自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西元五六八～五七二年）在今河北武安縣北響堂山（即石鼓山）刻了《維摩詰經》、《勝鬘經》、《彌勒成佛經》等許多佛教經典，並且留下有名的《鼓山唐邕刻經銘》，歷敘發願刻經的原因，所刻經數及開刻起訖年月。這些石刻佛經，特別是唐邕鐫刻石經的事業對後代佛教徒從事大規模的石刻佛經有很大的影響。
房山石刻佛教大藏經始於隋代，創始人為僧人靜琬。靜琬是北齊時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師的弟子，他的詳細身世和事跡已不可考，但刻造佛教石經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事業，這是可以肯定的。從隋大業中一直到他死時為止，約三十年時間，他的刻造佛教石經事業從未間斷。關於靜琬發起刻造佛教石經的文獻記載，最初見於唐初唐臨所著的《冥報記》中。《記》云：
「幽州沙門釋智苑（按：即靜琬），[1]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石為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儲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及餘財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
唐臨《冥報記》著於唐高宗永徽年間，在有關房山石經記事部份之末，唐臨自注說：「殿中丞相李玄獎（一作『奘』）、大理丞采宣明等，皆為臨說云爾。臨以十九年從車駕幽州，問鄉人，亦同云爾。而以軍事不得（往）云。」這是說，唐臨早在長安就從兩位同僚中聽說過幽州釋智苑刻造石經之事。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他隨同唐太宗到幽州，問了當地鄉人，也同樣說是如此，只因軍事繁忙，未能親往調查。
又，據《寰宇訪碑錄》著錄，唐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幽州節度使劉濟所撰之《涿鹿山石經堂記》亦記有靜琬創刻石經之事：
「濟封內山川，有涿鹿山石經者，始自北齊。至隋，沙門靜琬，睹層峰靈迹，因發願造十二部石經，至國朝貞觀五年，涅槃經成。」
靜琬為什麼要發願刻造佛教石經呢？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我國，由於歷代統治者的提倡，至南北朝時期已極為盛行，佛教大小乘經典也大量翻譯過來。隨著佛教的盛行，寺院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出家僧侶急劇增加。如南朝梁武帝時，尊佛教為國教，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五百餘所，僧尼十餘萬；北朝北齊時全境寺院竟達四萬餘所，僧尼三百萬人之多。社會上出現如此眾多的寺院和僧尼，自然就容易引起一部份非佛教信徒的反感甚至反對。因此，一些當政者為了政治和經濟的原因，有時也採取了抵制佛教發展的措施。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間就曾下令誅沙門，毀神像。特別是北周武帝建德年間下令廢佛教，前後三年間，關、隴地區佛法誅除幾盡。建德六年（西元五七七年）武帝滅北齊後，將北齊的所有廟宇，充作王公第宅，命令三百萬僧徒全部還俗。武帝的廢佛運動，對佛教是一次沈重的打擊，佛教史上稱之為「法難」。
北魏太武帝死後，文成帝繼位，立即發出敕令，再興佛教。北周武帝死後，宣帝繼位也立即允許再興佛教。隋滅北周統一南北後，更大力提倡佛教[2]，佛教又重新復興起來。
但是，北魏和北周的廢佛運動，在佛教徒心中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他們顧慮到說不定什麼時候還會出現「法難」，考慮如何來保存佛經的問題。北周廢佛時，許多手寫佛經一時化為灰燼，然而北齊唐邕刻在石上的佛經却依然無恙。唐邕當時刻造石經就是由於「以為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於是發七處之印，開七寶之函，訪蓮華之書，命銀鈎之迹，一音所說，盡勒名山。於鼓山石窟之所，寫《維摩詰經》一部，《勝鬘經》一部……。」（《鼓山唐邕刻經銘》）這給佛教徒以很大的啟發。據劉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說：
「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靜琬法師承師咐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
關於慧思發願刻石藏，究竟實現了沒有，現已不可知。然而靜琬是繼承其師遺願刻造石藏，至此已十分清楚了。靜琬刻石藏的目的，則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並不是為了一時的傳播佛經，而是為了一旦遭到「法難」時，可以此石經充作「經本」之用。如他在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題刻殘碑上說：「冀於曠□〔刼〕，□□〔濟度〕蒼生，一切道俗」。在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題刻殘碑上說：「此經為未來佛□〔法〕難時，擬充經本，世若有經，願勿輒開」[3]。又如，在新發現的《涅槃經堂題刻》殘碑上說：「此堂內唯有石涅槃經一部，更無餘物。本為未來懸遠無佛法時，留為□〔經〕本，開生□〔慧〕目，靜琬□頭，願□□〔盡未〕來」，等等。
從靜琬發願刻造到明末止，房山石經的歷史，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清代康熙以後雖然幾次修葺雲居寺，也刻了一些經碑立於寺中，但已失去石經原來錮藏以備法滅時充經本用的意義了。
第一個時期——隋唐
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幾個階段，首先是隋大業中至唐初，靜琬及其弟子玄導刻經時期。如上所述，靜琬自隋大業中發願刻造石藏是得到隋煬帝皇后蕭氏及其弟蕭瑀的大力施助的；但從現存石經及題刻中，自隋大業至唐武德之終的二十年間，未見任何題記，可能是準備時期[4]。靜琬發願刻造石經是有計劃進行的。他在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題刻中說：「靜琬為護正法，……就此山頂刊《華嚴經》等一十二部。」可見他原計劃要刻十二部佛經，《華嚴經》就是他最初刊刻的一部。又，劉濟《涿鹿山石經堂記》說：「至國朝貞觀五年《涅槃經》成」，靜琬《涅槃經堂題刻》也證實了這一事實，可見《涅槃經》也是他最初刊刻的一部經。此外，現存雷音洞（即第五洞，又稱石經堂或華嚴堂）中的《法華經》、《勝鬘經》等，歷來認為是靜琬時所刻之石經，如清查禮的《游𢘿題（𢘿、古莎字）、上方二山日札》中說：「石經洞寬廣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疊砌，即隋靜琬法師所刻佛經也。字畫端好，有歐褚楷法，無一筆殘缺。」靜琬最初發願要刻的十二部經具體經名沒有寫明，已無法考查。然就現存可認為是靜琬刻造的石經，主要有：《法華經》、《華嚴經》（晉譯）、《涅槃經》、《維摩經》、《勝鬘經》、《金剛經》、《佛遺教經》、《無量義經》、《彌勒上生經》等。
靜琬于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入寂，繼其刻造石經事業者，據遼代趙遵仁撰《續鐫成四大部經記》說：
「（靜琬）以唐貞觀十三年奄化歸真，門人導公繼焉；導公沒，有儀公繼焉；儀公沒，有暹公繼焉；暹公沒，有法公繼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絕其志。」
關於靜琬的這些後繼者，佛教史籍從未見記載，只是從石經山的一些題刻中弄清了他們的一些主要事迹，至於僧儀的事迹，甚至他的全名是什麼，至今尚未發現任何記載。
直接繼承靜琬刻造石經事業的是玄導。從保存在雷音洞門楣上的唐總章二年（西元六六九年）玄導題刻的殘碑看，玄導繼承靜琬刻造石經事業也是很有計劃的，而且刊刻了許多佛經。題刻云：
「……玄導……夙廁緇林……先師遺訓，於此山峰□□□、楞伽、思益、佛地四部經律……願雲居□□□，群萌助施，修營……。」
由此可見，玄導承其先師遺訓續刻了《大品般若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思益梵天所問經》、《佛地經》四部。同時，刻有玄導題記的經碑尚有：《勝天王般若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僧羯磨經》[5]、《比丘尼羯磨經》、《佛說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四分大尼戒本》、《菩薩受戒法羯磨文》等。其他刻有玄導時期年月題記的經碑有：顯慶六年（西元六六一年）的《心經》，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年）的《四分戒本》和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的《佛說造立形象福報經》等。此外，玄奘譯的《說無垢稱經》和《解深密經》，雖未見題記，從字迹上看與玄導所刻諸經極為類似，很可能也是玄導時所刻。
玄導的後繼者僧儀，如上所述其事迹至今不明。僧儀所處時期，可能正當武周當政。從鐫刻石經的資料來看，武周當政時期房山石經雖然繼續鐫造，但未見刊造大部頭的佛經。現存的有垂拱元年（西元六八五年）龐德相造的《金剛經》，天授三年（西元六九二年）劉行舉造的《佛說當來變經》、《施食獲五福報經》，長壽三年（西元六九四年）沙門正智造的《彌勒下生成佛經》和張任德造的《觀彌勒上生兜率經》，長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湯懷玉造的《金剛經》及《普門品》。此外還有宋小兒造的《金剛經》碑等。
其次，為盛唐開元天寶之間，惠暹和玄法主持刻造石經事業的時期。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房山石經的全盛時期。據通常稱為「金仙公主塔」上所保留的開元九年（西元七二一年）釋玄英所撰的《雲居石經山頂石浮圖銘》記載[6]，惠暹是當時雲居寺的「都檢校」「上座」（寺中地位最高者），玄法是「律師僧」，而同塔背面開元二十八年（西元七四〇年）王守泰所撰《山頂石浮圖後記》中[7]，記述開元十八年（西元七三〇年）金仙公主奏賜經本和施田事，其時惠暹似已入寂，而玄法已升為「都檢校禪師」了。
惠暹和玄法的刻造石經事業，得到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長公主的大力施助。據上述王守泰撰《山頂石浮圖後記》記載：
「大唐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為奏聖上，賜大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為石經本。又奏，范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垡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園一所，及環山林麓，東接房南嶺，南逼他山，西止白帶山口，北限大山分水界，并永充供給山門所用。又委禪師玄法，歲歲通轉一切經，上延寶曆，永福慈王，下引懷生，同攀覺樹。」
《後記》同時還載明了當時負責送這些經本的人是長安崇福寺沙門，著名的《開元釋教錄》著者智昇。由此可見，金仙長公主當時對房山雲居寺石經事業的施助，不僅送來四千多卷經本，而且劃出大片田園山林作為刻造石經的經費[8]。因此惠暹和玄法才有條件刻造幾部大部頭的佛經。同時由於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已放滿石經，於是惠暹和玄法又在雷音洞下開鑿新堂二口（現稱為第一洞、第二洞）。這在新發現的《大唐雲居寺石經堂碑》殘石中已得到明證。碑記云：
「初此堂之經營也，綿乎十紀，作者三人。刻貫花之言，日不暇給。……有上座暹公者，……乃購倕石，執堅鋼，□峭巘，填深陴，……於舊堂之下，更造新堂兩口。其始皆削青壁，不騫不崩，……歲聿雲暮者五之。……有靜流、玄法二上座者，非暹公之徒歟？……克纂前修，咸熙至願。」
就石經貯藏情況看，惠暹、玄法時期所刻造的佛經也均藏在第一洞和第二洞內。現存石經中，屬於惠暹、玄法時期刻造的主要有：開元十年（西元七二二年），幽州良鄉縣仇二娘造的《藥師經》一卷，為范陽縣進士陽子推所書，字畫端好，是盛唐時期很寶貴的遺物。開元十一年（西元七二三年）幽州總管梁踐惁刻的《佛說恒水流樹經》、《佛說摩達國王經》。新經堂造成後，惠暹似即開始刻造大部頭的《正法念經》七十卷，此經始刻於開元初年，刻成於開元十七年（西元七二九年）。繼之又刻《大方等大集經》三十卷，刻成於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年）。玄法時期最值得提出的是開始刻造玄奘譯的巨部佛經《大般若經》六百卷。這部佛經，計刻石一千五百十二條，是石經中卷數最多的一部。這部石經從玄法時開始刻造，一直續刻到遼代才全部完成。從刻石題記看，現存第二十一條（卷九）刻於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年）[9]，因此推想它的刻造，可能開始於開元末年。就可見的題記所載，至天寶十三年（西元七五三年），刻至第一百六十三卷。此外，開元末年刻造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以及現存第二洞的《大集經日藏分》和《月藏分》，從字迹上看也都是這一時期所刻之石經。
再次，為晚唐時期，其中以貞元至元和期間，雲居寺住持律僧真性，得到幽州地方上，特別是幽州節度使劉濟的施助，所刻石經為多。
天寶末，經安史之亂，房山石經的刻造並未停止。從現存《大般若經》第一百九十五卷至二百一十四卷的題記看，有安祿山的「聖武」、史思明的「順天」、史朝義的「顯聖」、朱泚的「應天」等年號，可以為證。其後貞元至元和間，劉濟刻了《法華經》和一部份《大般若經》。據劉濟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撰的《涿鹿山石經堂記》說：
「濟遂以俸錢，奉為聖上（憲宗）刊造《大般若經》，以今年四月功就，親自率勵，與道俗齊會於石經峰下，……會同《華嚴》，……或推之，或挽之，以躋乎上方，緘于石室。」
這裡劉濟說「四月功就」，容易使人誤認為《大般若經》六百卷他已全部刻完。事實上，驗對石經，劉濟所刻的只是從卷三百前後，至卷四百十二止的一百餘卷，而其中還有一些是別人捐助所刻者。刻造時間為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年）至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10]。終唐之際，這部《大般若經》約刻造到卷第五百二十左右。
晚唐時期房山雲居寺刻造石經的事業，主要是得到幽州地方上的支持。所以中間雖經唐武宗會昌年間的廢佛運動[11]，雲居寺一度也遭到打擊而衰落，但很快又復甦起來[12]。自大和元年（西元八二七年）至咸通四年（西元八六三年）的三十餘年間，在當地官長楊志誠、史再榮、楊志榮、史元忠、史元寬、張允伸、張允皐等及其親屬們的施助下，先後刻造石經不下百餘卷。但是，這些石經大部份是小部頭經，而且許多是重複的，可見他們刻經並無計劃，只是為了供養祈福而已。不過這些石經中大部份都有年月題記，經碑上下還刻著佛像供養人，為我們研究晚唐石刻藝術提供了豐富資料。
房山雲居寺石經，始於隋末唐初，踵興於盛唐，至唐末而衰落，經五代戰亂，遂陷於完全停頓的狀態。
第二個時期——遼
西元十世紀末，當時稱為北方燕雲十六州，包括房山地區，歸由契丹統治，並於西元九四七年，遼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遼建國後，大力吸取中原漢族文化，佛教也在鼓勵之列。在遼代，除刊行足以與北宋官版開寶藏媲美的《契丹大藏經》外，房山石經事業也得到了繼續發展。
遼代房山石經的續造，始於聖宗，其後興宗、道宗繼之，對刻石經尤為熱衷，至天祚帝時尚維持不斷。
遼初，雲居寺得到保護[13]，穆宗應曆年間，在寺主謙諷的倡導下結「千人邑會」，籌集經費，大修雲居寺，對石經的保護起了很大的作用。據應曆十五年（西元九六五年）王正所撰之《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碑額題「重修雲居寺壹千人邑會之碑」）云：
「雲居寺之東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餘步有九室，室之內有經四百二十萬言。……原夫靜琬之來也，以人物有否泰，像教有廢興。傳如來心成眾生性者，莫大於經；勒靈篇儆來刼者，莫堅於石，石經之義遠矣哉！……寺主謙諷和尚，……見風雨之壞者，及兵火之殘者，請以經金，遂有次序。……謙諷等同德經營，協力唱和，結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無貧富後先，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故寺不壞於平地，經不墮於東峰。」
謙諷主持雲居寺期間有無刻造石經，今已不可知。明周忱《游小西天記》說：「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石經洞外拓片有遼統和十三年（西元九九五年）題記的《般若心經》殘片四塊，略可見遼聖宗時代續刻石經之一斑。
關於遼聖宗、興宗、道宗時期施助雲居寺刻造石經事業的情況及所刻經數，在清寧四年（西元一〇五八年）趙遵仁所撰之《續鐫成四大部經記》和天慶八年（西元一一一八年）志才所撰之《續秘藏石經塔記》中，有詳細記載。趙遵仁《記》云：
「我朝太平七年，會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紹芳知牧是州。因從政之暇，命從者游是山，詣是寺，陟是峰。暨觀游間，乃見石室內經碑，且多依然藏貯。遂召當時耆秀，詢以初迹，代去時移，細無知者。既而於石室間取出經碑，驗名對數。……乃知自唐以降，不聞繼造。佛之言教，將見其廢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復興之嘆，以具上事，奏於天朝。我聖宗皇帝，銳志武功，留心釋典，既聞來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師法諱可元提點鐫修，勘訛刊謬，補缺續新，釋文墮而復興，梵匠廢而復作。琬師之志，因此繼焉。迨及我興宗皇帝之紹位也，……常念經碑數廣，匠役程遙，藉檀施則歲久難為，費常住則力乏焉辦。重熙七年，於是出御府錢，委官吏貯之，歲析輕利，俾供書經鐫碑之價，仍委郡牧相承提點。……」
志才《記》云：
「至大遼留公法師奏聞聖宗皇帝，賜普度壇利錢，續而又造。次興宗皇帝，賜錢又造。相國楊公遵勗、梁公穎奏聞道宗皇帝，賜錢造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計一百八十七帙。」
由以上兩碑記所述，可知最初對石經進行驗名對數的是遼初涿州刺史韓紹芳。據趙遵仁《記》載，韓紹芳當時驗了《正法念處經》一部全七十卷，《大涅槃經》一部全四十卷，《大華嚴經》一部八十卷，《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合計碑二千一百三十條。就當時條件講，韓紹芳對石經驗名對數的工作是很艱巨的，但他也遺漏了許多經碑，與拓印實物的數目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韓紹芳將雲居寺石經情況奏聞聖宗，促使了刻經事業的繼續發展。志才《記》中說是「留公法師奏聞聖宗」，這可能是當時留公是雲居寺住持，而當韓紹芳上奏本時，留公作為僧方代表，列名同奏上聞之故。總韓紹芳、留公主持所續刻之石經主要有：《大般若經》八十卷。《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至此完成了所謂「四大部」經數。
之後，在道宗大安年間又有名僧通理續刻石經四十四帙，計碑四千八十片。上述志才《記》云：
「有故上人通理大師，緇林秀出，名實俱高，教風一扇，草偃八宏。……師因游[A1]茲山，寓宿其寺，慨石經未圓，有續造之念……。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於[A2]茲寺開放戒壇，……所得施錢，乃萬餘鏹，付門人見右街僧錄通慧圓照大師善定，校勘刻石，石類印板，背面俱用，鐫經兩紙。至大安十年，錢已費盡，功且權止，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帙。」
志才《記》末，詳列通理所刻經名及帙號。通理所刻之佛典，與他以前所刻者有一很大不同。以前所刻多為大乘的經，而通理所刻則多為律和大乘論。如《大智度論》一百卷，《十地經論》十二卷，《佛地經論》七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七卷，《成唯識論》十卷，《大乘起信論》一卷，《摩訶衍論》十卷等。由此可見，通理刻經是很有計劃的，他補前人所刻之缺，使大乘經、律、論三藏完備。通理刻成這些石經後，大概石經山上各室已滿，一時無處貯藏，暫置山下。據志才《記》述，通理入寂後，他的門人善銳，「念先師遺風不能續扇，經碑未藏，或有殘壞，遂與定師（善定）共議募功。至天慶七年（西元一一一七年），於寺內西南隅，穿地為穴，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瘞地穴之內。上築臺砌磚，建石塔一座，刻文標記，知經所在。」這座標記經碑所在的雲居寺南塔，後人即稱之為「壓經塔」。
通理之後，遼代續刻石經事業並未停止。通理的弟子善伏，從天祚帝乾統七年（西元一一〇七年）開始續造，一直到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其間得到遼「故守太保令公陳國別胥」的施助，共刻石經十三帙，一百多卷。後來金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玄英及其俗弟子史君慶刻《鐫葬藏經總經題字號目錄》的二十七帙中，其前十三帙石經即是遼天祚帝年間所刻的。
第三個時期——金元
金代刻造石經開始於天會十年（西元一一三二年）當時涿州知州張玄徵刻的《佛印三昧經》（「景」字號）等，距遼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最後所刻的《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同「景」字號）等僅十一年。前述玄英等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刻《總經題字號目錄》的二十七帙石經中，其中「覆」字以下十三帙，至「景」字的前一部分所收石經，均為遼刻，「景」字的後一部份及自「行」至「八」後十四帙，乃是金天會十年（西元一一三二年）至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涿州知州張玄徵、劉慶餘和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及其弟子史君慶等募刻的。可見金代的刻經是繼續遼代的經帙而進行的。其間，於天會十四年（西元一一三六年），有燕京圓福寺沙門見嵩「因游東峰，見大岩室，遂發心續造石經一帙，名《大教王經》」（「府」帙，見同經卷十題記）。
金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以後，自皇統元年至九年（西元一一四一～一一四九年）間，劉慶餘、玄英及史君慶等還續刻了自「刻」字至「多」字，共三十九帙。其中「刻」至「惠」三十帙是「宋朝新譯經」，它和《高麗藏》入藏的自「杜」至「轂」三十帙的經目正同。這是研究宋開寶藏印行後，天息災、法天、施護等所翻譯的密教經典，以及把「宋朝新譯經」與《高麗藏》、《契丹藏》入藏內容作比較的很有價值的材料。同時，這些石經多有序文和題記，也是研究唐末至遼代佛教的重要史料。
皇統九年（西元一一四九年）以後，歷正隆、大定至明昌之初，約五十年間，有劉丞相夫人韓氏、張守仁、皇伯漢王等，曾刻了自「履」至「息」及「取」、「定」等共二十帙（其中「淵」、「澄」二帙係《別部阿含》，未見）。這些石經主要是：《阿含經》。此外，遼譯《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和遼代新撰之《一切佛菩薩名號集》等也是金代所刻的。金代所刻石經除見嵩刻的《大教王經》藏於第三洞外，其餘的經碑，都繼續埋在壓經塔下地穴內。
金末兵亂以後，房山石經事業又告停頓。元順帝時，石經山已非常荒涼。至正元年（西元一三四一年），高麗僧慧月等從五臺山來游石經山，見華嚴堂（雷音洞）石扉毀廢，經本殘缺。他讀了洞門外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靜琬自述刻經因緣的石刻，很受感動，遂募化修理了洞門和五個經碑而去[14]。賈志道為撰《重修華嚴堂經本記》詳記其始末，這是元代關於房山石經的唯一記載[15]。由上可見，元代房山雲居寺石經事業完全陷於停頓狀態。
第四個時期——明
明代初期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名僧道衍（姚廣孝），前往石經山視察。姚廣孝于洪武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八八年）到達房山石經山。他看了那裡的情況，驚嘆靜琬以來歷代刻造石經事業之宏大，當時寫了一首五言古詩，「鐫於華嚴堂之壁」[16]。之後，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三年），朝廷曾撥款修理過雲居寺和石經山一次。又，據《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三載：「永樂十八年三月，旨刻大藏經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又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後木的壞了，有石的在。」但明代官刻石藏後來似未實現。所以明初雖然對房山雲居寺和石經進行了考察、保護和修理，但並未見續造的石經。
明中期宣德三年（西元一四二八年），道教南北兩派代表人物，全真教的陳風便和正一教的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造石經的意圖，募刻了道教的《玉皇經》，包括《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髓》、《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玉皇本行集經纂》、《無上玉皇心印經》等四部，共刻石八塊，也送至房山石經山貯藏（藏於第七洞）。此經的跋文說：
「涿鹿山雲居寺，有洞室貯釋梵之經，殆至萬卷，故名是山為小西天焉。夫三界萬靈，莫尊於昊天金闕玉皇上帝，玄功妙法，載在本行集經。正當刻金石，藏之名山，傳之萬世也。是以至心各捐資力，請匠鐫刻《經髓》暨《經纂》及《心印經》，共為一卷，凡一千七百四十八字，置諸石室，用彰悠久。……時大明宣德三年四月吉日……。」
這些道教石經和佛教石經比較起來真是滄海一粟，但通過這次道教石經的貯藏，却可以看到明代佛道兩教關係的一斑。
成化年間雲居寺的住持，喇嘛僧嗔嗒㗭哩，以及附近的佛教信徒張普旺等，也曾對雲居寺和石經的維護盡過力的[17]。萬曆時名僧達觀真可和憨山德清曾到雲居寺訪問，當時雲居寺石經山又趨衰落。真可在《示東西雲居寺僧眾》中感慨地說：「涿州石經山為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象蹴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為草莽，金碧化為泥塗！」他於感慨之餘，募緣修理了琬公塔。德清撰《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為記其事。
明代正式續造石經是在明末萬曆末年至天啟、崇禎年間。當時有吳興沙門真程勸說在北京的一些南方籍官吏、居士，如葛一龍、王思任、趙琦美、馮銓、李騰芳、董其昌、黃汝亨等刻造石經。他們集資先在北京石燈庵用小石版刻好佛經，然後送往石經山貯藏。據現存石經資料顯示，這時期所刻的石經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部。這時由於石經山上洞穴都已藏滿封閉，於是又在雷音洞左邊新開鑿一小洞，將這些經碑藏入，洞額由董其昌題「寶藏」二字，俗稱為「寶藏洞」（今為第六洞）[18]。房山雲居寺石經的刻造事業，到此才算最後結束。
石經的整理和研究
房山雲居寺距北平城區西南約七十五公里，距房山縣城西南二十五公里[19]。雲居寺石經分藏於兩處，一為雲居寺東面石經山頂上的九個洞中[20]，一為雲居寺西南壓經塔下的地穴內[21]。石經山上各洞及洞外的經石碑刻，長期以來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散在洞內外的殘石碑片多達千塊，這些殘缺的經石無疑是人為破壞的，還有許多已被盜賣散失，甚至流出海外[22]。其次，自然風化的情況也相當嚴重，特別是靠近洞門部分的經版，由於岩石水分的滲透和多年的自然風化，經版之間互相黏貼在一起，稍一移動，則石面表層脫落成粉末，以致字迹漫漶不明。然而，從壓經塔下地穴內發掘出來的經版，除極少數被壓折斷外，幾乎沒有一塊受到風化侵蝕，保存得十分完整。後來將所有石洞的經版都編號拓印，再保持原狀。
經過編號拓印，石經山各洞及壓經塔下地穴內所藏經石數目為：
第一洞，一一三一石。
第二洞，一〇九一石。
第三洞，三三三石。
第四洞，一六四石。
第五洞，一四六石。
第六洞，二〇〇石。
第七洞，二八五石。
第八洞，八一九石。
第九洞，三九〇石。
塔下地穴，一〇〇六一石。
以上總計得經石一四六二〇石。此外尚得殘經四二〇石，洞外各種碑銘八二石。這個數目是十分驚人的。
這些為數巨大的房山石經及其題記和各種碑銘，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我國古代特別是古代北方地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佛教興衰、佛教經籍、以至碑刻書法、藝術等各方面的豐富的原始資料。明清兩代的學者，就開始注意房山石經，但大都只是從碑刻書法方面著眼，而缺乏從其內容方面的價值進行研究。一直到近代，一些學者才開始注意於內容方面的研究。由於經石數量巨大，研究工作十分繁重，目前的研究還是十分初步的，不過僅就這些初步研究，也可看出房山石經在我國古代文化史、佛教史上重要意義的一斑。
在拓印的資料中新發現的靜琬《涅槃經堂題刻》、《貞觀八年題刻》前半部，玄導《總章二年題刻》、《大唐雲居寺石經堂碑》等，補充了雲居寺石經刻造歷史的一些缺誤，從而使雲居寺石經刻造沿革的脈絡清楚的顯現出來，這已詳見本文第一部份，此處不再贅述。
其次，石刻佛經對校勘歷代木刻藏經的脫誤有重要價值。如唐初玄導所刻的《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上發現一篇《經序》，長達四百六十餘字，這篇《經序》自宋磧砂藏，乃至明南北藏、嘉興藏及頻伽藏等均未見刊載。只有日本《大正藏》編入，其脚注云：「此序依聖語藏本載之。」然而用石經《經序》校勘《大正藏》所載《經序》，有二十六個誤字和脫字。現校讀如下：（《大正藏》誤字以（）標誌，石經正字及《大正藏》脫字以〔〕標誌。）
雲居寺遺址和石經山藏經洞地理位置圖
石經山藏經洞分布圖
「仁王般若經，初眾相謂曰：大覺世尊前已為我二十九年說摩訶般若、金剛般若、天王問般若、光贊般若，則此經目題久傳上國。有梁太清二年六月，于闐沙門求那跋陀，陳言德賢，賚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須）〔洎〕京師，時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此『婆』字《大正藏》及石經均略）首那，告知（後）〔俊〕朗，世傳釋學，（無）〔尤〕精義味，兼善方言，避難本邦，登仕梁室，被敕總知外國使命。忽見德賢有此經典，敬戀（宜）〔冥〕懷，如對真佛，因從祈請，華命弘宣。德賢嘉〔其〕雅操，（靈）〔虛〕心授與。首那即又啟敕，求使（顧）〔岭〕表，奉迎雜華經。辭闕甫爾，便值侯（量）〔景〕稱（丘）〔兵〕寇亂，頂戴逃亡，未暇翻譯。民之所欲，天必從焉，屬我大陳應期啟運，重光累（業）〔葉〕，再靖四海，車書混同，華夷輯睦。首那（貧）〔負〕笈懷經，自（達）〔遠〕而至。江（洲）〔州〕刺史儀同黃法𣰠，駈傳本（洲）〔州〕，錫珪分陜，護持正法，渴仰大乘。以天嘉六年歲次乙酉七月辛[A3]巳□廿三日，□□勸請首那於（洲）〔州〕聽事，略開題序，（說）〔設〕無遮大會，四眾雲集五千餘人。匡山釋僧果法師及遠邇（此字石經誤作『迹』）名德，並學冠百家，博通五部，各有碩難紛綸，靡不渙然（水）〔冰〕釋。到其月廿九日還興業伽藍，揵搥既響，僧徒咸萃，首那恭執梵文，譯為陳語。楊（石經作『揚』）州阿育王寺釋智昕，暫游（鼓）〔彭〕洭，伏（應）〔膺〕至教，耳聽筆疏，一言敢失？再三（脩）〔循〕環，撰為七卷，訖其年九月十八日，文句乃盡。江（洲）〔州〕僧正釋慧恭法師，戒香芬郁，定水澄明，揩則具贍，（陳）〔棟〕梁是寄。別駕豫章萬駰，（洲）〔州〕之股（胡）〔肱〕，材之杞梓，信慧並修，文武兼用，教委二人，經始功德。輒附卷餘，略述時事，庶將來君子〔無〕或（精）〔猜〕焉」。
閱此校文，可知石經可校正現存木刻佛藏之脫誤實多。此《經序》若無石經校勘，許多文句無法讀懂，特別是最後一句，若無「無」字補入和校正「猜」字，原文「或精焉」不知作何意解。這當然是因為聖語藏本前後傳抄，不免魯魚亥豕之誤，而石經刻後是固定的，所以錯字較少。又如，唐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年）刻的《妙法蓮華經》，如對照敦煌唐寫經，亦可為校正現行木刻佛藏中許多誤字，提供有力的佐證。如能有計劃地用石經校勘有關佛經，房山石經一定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再次，從房山石經中發現一批已佚失了的佛教典籍和有關序文，這對研究佛教史尤為可貴。例如，在拓印中發現了刻成於金皇統七年（西元一一四七年）的唐代最後一位密宗學者行琳的著作，書名為《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共三十卷。這部著作的名稱，曾見於《至元錄》卷十，編在「并岳宗」三號，但書已佚不傳，行琳的事迹亦已不明瞭。房山石經此集編於「俊刈密」三帙，卷首有「上都大安國寺傳密教超悟大師賜紫三藏沙門行琳」自述序文一篇，長凡一千五百餘字，撰于唐乾寧五年（西元八九八年）。序中有云：
「雖則教演多途，宗分唯二，顯之與密，統盡其源，……自金仁（人）應夢，大教西來，貝葉雖譯於真文，密藏未宣於修旨，洎我大唐開元年中，厥有釋迦善無畏三藏、金剛智三藏、不空三藏三大阿闍梨，繼至長安，方始巨陳密理，備振修儀，密教大布於支那，壇象遍摸於僧宇，師資傳習，代無問焉。行琳不揆疏昧，幸早宗師，勉殫澄襟，討探積歲。……況佛日沈暉，像教荒墜，懸絲殘響，孰幾擔護。每慚薄祐，虛會明時。奉持之願雖深，崇紹之能匪立。覿彼顯教，代有英才，省我密宗，緇流少習。益以寇亂之後，明藏星隳，慮漸陵夷，敢申微志。乃詢諸舊譯，搜驗眾經，言多質略，不契梵音。今則楷切新文，貴全印語，希總持之不墜，誓宏炬以長輝。然彼方此方字別，而唐音梵音聲同。必使華竺韵齊，遐邇言類，通學者之修徑，達聖旨之幽踪。意盡明門，卷成三十。……伏願見聞蒙益，悉發覺心，讀念居懷，齊登樂果。敢以傳諸同志，期盡將來。極導無邊，但深感仰之至。慚省寡聞，聊申紀序。」
我國唐代密宗，極盛於開元天寶之間，至咸通時已成強弩之末，密宗大師惠果之後只數法全與造玄。日本「入唐八家」，自空海至圓珍，均在貞元至咸通間入唐，先後就惠果、法全和造玄學密宗。日本大村西崖博士，在其名著《密教發達志》卷五中，論述唐代密宗時說：「法全一去世，不復聞有明匠復出者，五季以後，傳燈全無由知其所在。」
從行琳上述序文及其所住之上都大安國寺看，他學有師承是可以肯定的。大安國寺在唐代為長安名剎之一，中唐以後，各宗學人多住其間，《宋高僧傳》有唐大安國寺僧十餘人的傳記，但未見行琳之傳。此經及行琳序文的發現正可補史籍之缺。而且我們知道，遼代佛教的特徵之一在密宗之復興，著名的遼僧如覺苑、道㲀等，有密宗章疏的著作。所以唐末行琳這部《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傳入遼、金，即受到重視，而且三十卷全部刻石，藏於雲居寺，為唐代密宗傳承上保存下一部可貴的文獻。這部著作內容豐富，不僅是集密教陀羅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音韵學的寶貴資料。
又如，遼代有名學僧思孝的遺文《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序》的發現，弄清了《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的真正作者，及其修訂過程，解決了歷代的誤傳。此集二十二卷，曾見于《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十的「泰、岱」二帙。《至元錄》把它略稱為《一切佛菩薩名集》，題為「沙門思孝集」，這一說法一直為佛教研究者所沿用不疑。但從上述思孝「序」看，這部《名號集》乃是遼利州（今遼寧朝陽西南）太子寺僧德雲所集，以後由純慧大師非濁參照宋朝新譯及契丹所譯諸經加以補充完成。思孝只是為此集寫了一篇序文。石經此集卷首也明確題為「利州太子寺講經論沙門德雲集」。所以向稱此集為「思孝集」，顯然是錯誤的。思孝的序文長達一千六百餘字，款題為「覺花島海雲寺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賜紫沙門思孝奉詔撰」，末記「時皇朝七代歲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律中大呂蓂生十葉午時序訖」，其序文略云：
「爰有燕京弘法寺校勘諫議大夫昌黎志德，進《明咒集》都三十卷，括一大藏一切明咒。上京臨潢府僧錄純慧大師沙門非濁，進《名號集》二十二卷，撮一大藏一切名號。……《明咒》之首自有引文，《名號》之前原無序說。帝（遼興宗）慮遐裔罔殫厥由。詔委下才聊述其致。
「此集乃是德雲法師之所纂也。師本保靜人，俗姓清河氏，家傳儒素，躬博詩書，工翰工吟，具福具智。厭世塵之翳實，忻法味以清神。始於析津府崇仁僧伽藍摩出家，奉求寂戒，終於永昌軍太子招斗提逗，屏迹轉大藏經。攝[A4]斂一心，聯綿十載，酷探至趣，正存性相。………由是披尋經律論三藏教義，采摭已今當三世名號，……名體俱同，更不紀錄；或有名同，却疑體異，亦并書之。集成一部，分為兩門。……奈伺機罔契，逼大限以云殂。道失能弘，因成墜地，人微所托，屢歷周星。
「後遇海山純慧大師，鳴艣飛帆，雲離自島，懸盂掛錫，萍寄彼藍，講華嚴倚頌圓經，傳金剛三聚淨戒。……本州僧政沙門法常，當寺僧首沙門義鑒，虔守遺編，………即以授之，托其弘耳。濁公于是喜強緣而得遇，希巨利以靡辭。細披但劑於半珠，熟視未成於全寶。以宋朝新譯及我國創添經數頗多，云皆莫覿。因伸石補，用冀天圓，復雙益於新名，乃兩增於舊卷。
「師會帝於累聖殿中，宣預道場，乃以其集，捧之呈進。帝躬披閱，……尋頒綸旨，委以有司，俾刻印文，示諸未諭。……宸慮若斯，故記云耳。」
思孝、非濁都是遼代名僧，為興宗、道宗所重用。金王寂所撰《遼東行部記》載有思孝傳略。思孝住於中京道覺花島（今山海關外興城縣南海中的菊花島）海雲寺。《記》文稱他「行業超絕，名動天下」，可以想見其當時的聲望。高麗僧義天入宋和遼搜集佛典時，曾搜集去思孝所著經律章疏二十餘部，可惜俱已不傳。丁酉年日本塚本善隆、小笠原宣秀、野上俊靜、小川貫一諸氏所著之《佛教史概說．中國篇》，在遼金時代一章中提到思孝時也惋惜地說：「思孝著書頗多，恐怕是遼代第一的學僧，但是一部也沒有傳下來，實在可惜。」房山石經保存了思孝這篇序文，不僅使我們可以看到思孝佛學和文字的造詣，彌補了過去的遺憾，而且也為研究遼代佛教提供了一篇重要資料。
再如，唐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的發現，也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據佛教史籍記載：「開元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資令宣講。」（《宋高僧傳》卷十四《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十著錄有《御注金剛般若經疏宣演》（簡稱《金剛宣演疏》）六卷，此乃當時唐長安青龍寺道氤奉命講解唐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的著作（見《宋高僧傳》卷五《道氤傳》）。可見唐玄宗的御注《金剛般若經》在當時是十分受重視的，但這部「御注」沒有收進大藏，未見傳世。這部「御注」《金剛經》有玄宗的自序，注末並有題記云：「右經開（元）二十三乙亥之歲六月三日，都釋門威儀僧思有表請，至九月十五日經出，合城具法儀於通洛門奉迎。其日表賀，便請頒行天下，寫本入藏，宣付史館。其月十八日於敬愛寺設齋慶贊，兼請中使王公宰相百〔官〕，（下缺數字）」以下並有某某書，某某初校、再校、三校，某某裝訂，某某監造等。這段題記充分說明此書問世之慎重，可補佛教史乘之缺略。而唐玄宗的自序[23]，更可了解當時朝廷如何利用佛教以輔助政治的。同時在序中，唐玄宗列舉他御注《孝經》、《道德經》和這部《金剛般若經》的情況和宗旨，為我們研究李唐王朝如何融合儒、釋、道，實行三教並用等情況提供了資料。就調和佛道二教的情況看，唐睿宗在景雲二年（西元七一一年）的詔書中曾說過這樣的話：「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舊唐書．睿宗本紀》）在房山石經的一些題記中，提供了不少有趣的實例。如王守泰《山頂石浮圖後記》提到的開元十八年（西元七三〇年）奏請頒賜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作為房山雲居寺石經經本的金仙長公主，就是一個女道士。此外，長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所刻《觀世音經》題記中有「燕州白鶴觀南岳子焦履虛」的題名。《大般若經》卷一百十一的刻經發起人中有「道士周藏真」，同經卷四百二十一的刻經發起人中有「道士紫雰」，同經卷四百三十三的刻經發起人中有「道士張乘鶴」等。這些道教徒參與刻造佛教經典的事實，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房山石經中，許多經文後附刻有題記，這些題記是研究歷代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一些風俗習慣的寶貴資料。如，在許多題記中刻有刻經人的官銜，有些可與史籍相印證，有些則可補史籍之缺。以唐、遼兩代經碑附記中所列刻經人的官銜看，就大可增補新舊《唐書》和《遼史》官志所載之缺。又如，在一些題記中列有當時捐刻石經的各行各業的詳細名單，其中僅就唐代而言，初步統計所出現的就有三十多行業，這對研究唐代北方工商業發展的情況是十分寶貴的資料。此外，在研究歷代書法藝術、雕刻藝術、文字演變（如：俗寫字、異體字、簡化字、武周時期新造字等），房山石經都提供了可靠的實物根據。
這本《房山雲居寺石經》，只是選印了其中極小一部分經文、題記、碑銘的拓片，試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討和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