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教典入藏考
天台教典是天台宗编纂的，阐述、弘扬本宗宗义的典籍集成。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中国佛教宗派，与此相应，天台教典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宗派性文汇。天台教典的出现是对中国佛教典籍的正统形态——大藏经的有力补充，对其后各种宗派性、专题性文汇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天台教典的研究成为天台宗研究与佛教文献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1]中，我曾经对同时期的天台教典作过简略的研究，勾勒了它的概貌。本文则想谈谈它的入藏问题。
一、隋代入藏考辨
传统认为，天台教典是北宋天圣年间初次入藏的。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还值得商榷。从现有材料看，早在隋代，它就曾经被收入皇家内道场修造的皇家官藏。
天台教典是智者大师逝世后，由其高足章安灌顶在隋炀帝杨广的支持下编纂而成。关于天台教典与灌顶及杨广的关系，《佛祖统记》的作者，南宋志磐是这样叙述的：“昔如来涅槃，阿难结集。……今智者示灭，章安结集。……阿难结集之际，阇王（指摩揭陀国阿阇世王——方按）送供一夏；章安结集之日，炀帝送供十年。挹流寻源，智者如东土一佛，章安有似阿难，……炀帝外护，有同阇王。”[1]亦即志磐认为天台教典是在杨广的直接支持下产生的。事实的确如此。
智者大师是开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逝世的。第二年正月，灌顶奉命与普明一起自天台至扬州，向当时驻于扬州的晋王杨广奉上智者大师的遗书及所撰《净名义疏》三十一卷。二月，杨广遣使致意，并称：“不[2]获亲承《义疏》，为之悔恨。”[3]即为没有亲耳听到智者大师讲解《净名义疏》而遗憾。《佛祖统记》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指晋王杨广——方按）初览遗书，对《净名疏》而立愿曰：‘昔亲奉师颜，未能咨决。今承遗旨，何由可悟？若寻文生解，愿示神通。’夜梦群僧集阁，王自说义。见智者飞空而至，写七宝、珊瑚于阁，还复飞去。”[4]
上述资料说明，无论隋王朝在政治上对智𫖮如何疑忌，但杨广对智者所弘扬的天台理论仍甚为心折，并为智者大师逝世，巨匠陨落而叹息。因此，很可能由此萌发结集智者著作的想法，并授意灌顶具体进行。灌顶从陈后主至德（583-586）初年师从智者，到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智者逝世，先后共十余年。史载，他侍从智者，“听受之次，悉与结集，大小部帙，百有余卷。传诸未闻，师之功也。”[5]因此，他来集结智者大师的遗著，应该说是很恰当的人选。志磐称颂道：“章安侍右，以一遍记之才，笔为论疏，垂之将来，殆与庆喜（即阿难——方按）结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1]
杨广对智者及天台理论的这种态度，他与天台教典的这种关系，是天台教典于隋代入藏的直接原因。
智者大师立宗的南北朝晚期及隋朝初期，正是我国大藏经正式形成的时期。这时的大藏经，特别是北方编纂的大藏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基本上祇收域外传入的翻译佛典，而将中华佛教撰著排除在外。即使收入若干中国僧人的著作，大抵也局限在僧史、音义、法苑、法集之类毗赞佛教有功的著作上。在这里，隋开皇年间编纂的《历代三宝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代三宝记》首创以“入藏录”载录所有入藏典籍的体例，成为我国大藏经理论自觉的一个标志。但在《历代三宝记》的“入藏录”中，连一部中国人的撰述也不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促使天台教典这样专门弘扬本宗教义的中华佛教撰著祇能在藏外另行结集。
隋炀帝虽然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但本人风流蕴藉，雅好文事。即位之后，他翻抄秘阁图书，收聚古迹名画，又于内道场集佛经、道经，别撰目录。关于这部在内道场修造的大藏经，《隋书．经籍志》是这样记载的：
“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凡十一种。”[2]
该藏的具体结构与收经数如下：
一、大乘经： 617部，2076卷；
其中：经558部，1697卷； 疏59部，379卷 二、小乘经： 487部，852卷； 三、杂经： 380部，716卷[1]； 四、杂疑经： 172部，336卷； 五、大乘律： 52部，91卷； 六、小乘律： 80部，472卷； 其中：律77部，490卷； 疏2部，23卷； 七、杂律： 27部，46卷； 八、大乘论： 35部，141卷； 其中：论30部，94卷； 疏15部，47卷； 九、小乘论： 41部，567卷； 其中：论21部，491卷； 疏10部，76卷； 十、杂论： 51部，437卷； 其中：论32部，299卷； 疏9部，138卷； 十一、记： 20部，464卷。 以上总计：1950部，6198卷。
根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历代三宝记．入藏录》收入大乘经律论551部，1586卷；小乘经律论525部，1712卷。总计1076部，3292卷[2]。两相比较，智果在内道场所造的这部藏经，要比费长房审定的藏经多出874部，2906卷。多出的部分，绝大部分是中华佛教撰著。根据天台宗史、《佛祖统记．山家教典史》、《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及其它有关材料，智果造藏时，天台教典的规模尚小，大体包括有慧思、智者及灌顶三人的著作。约60余部，200余卷。[1]与上述智果造藏经所收中华佛教撰著总数相比，祇占很小一部分。考虑到当时的佛教诸派别中，杨广与天台宗的关系最为密切，天台教典本身又是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结集的，则天台教典此时被收入遵照杨广之命而编纂的这部内道场藏经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应该指出，当时大藏经的主流形态是基本不收中华佛教撰著，所以智果所编纂的这部内道场藏经属于非主流形态。虽然这是一部皇家官藏，但当时的皇家官藏对各地藏经缺乏权威性与规[A1]范力，各地藏经的形态由各地造藏僧人自行决定，百花齐放。再说，隋祚短促，如同炀帝特意到扬州观赏的昙花。因此，虽说天台教典在隋代曾经被收入东都内道场的大藏经中，但从全局看，此事并不足以改变它在宋以前基本上一直被排斥在大藏经之外这一总体格局。
二、天圣入藏考辨
１、入藏时间
《佛祖统记》卷四十五载：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诏赐天台教文入藏。及赐白金百两，饭灵山千众，慈云撰《教藏随函目录》，述诸部著作大意。”[2]
从这条材料看，天台教典应于天圣二年（1024）入藏。但北宋景祐年间吕夷简等人所编《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七则称天台教典是天圣四年（1026）入藏的：
“（天圣）四年（1026），……四月，……内出天台智者科教经论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同加详定，编录入藏。诏杭州搜访印版，并令附驿以进。有阙者，付印经院刊镂。”[1]
《景祐新修法宝录》上距天圣四年仅10年左右，上述记述清晰详尽，完全是当时情况的实录，显然比南宋僧人志磐的记载更加可靠。因此，天台教典应于天圣四年（1026）年入藏。《佛祖统记》记载有误。
根据《景祐新修法宝录》的上述记载，入藏的天台教典是由大内发出的，计150卷。由惟净组织京城20僧人校订后入藏。在这之前，在杭州——当时的书籍刊印中心之一——已经刊印了其中的若干典籍。所以诏令杭州搜罗那些已刊经版送到京师印经院。至于未刊部分，则由印经院负责刊镂补齐。由于北宋的官版藏经祇有一部，即著名的《开宝藏》。该《开宝藏》经版其时存于印经院。因此，逻辑的结论祇有一个：天台教典在天圣四年（1026）被赐入藏，就是被增入《开宝藏》。从此，天台教典成为《开宝藏》的组成部分。
２、所系帙号
我国刻本藏经都用千字文帙号来表示某部典籍在大藏经中的具体位置，并作为检索号。天台教典赐入《开宝藏》之后，所系的千字文帙号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涉及我国第一部版刻藏经《开宝藏》的目录复原与研究。牵一发而动全身。
《景祐新修法宝录》是这样讲的：
“（天圣）四年（1026），……五月，复出唐慈恩寺翻经法师窥基所著经论章疏四十三卷，令编联入藏。惟净等请以智者、慈恩二书附于《开元录．东土集传》之次。”[1]
上文的意思是：当时仁宗要求将这些典籍“编联入藏”，亦即按照《千字文》顺序排字给号，增入《开宝藏》。但惟净等提出应将它们置于《开元入藏录．贤圣集传》的“东土集传”之后，也就是插在当时《开宝藏》的第480帙与第481帙之间。关于这一问题，下文还要涉及。如果说150卷天台教典大体编为15帙，43卷窥基著作大体编为7帙，总计可以编为22帙[2]，则这批典籍的千字文帙号应该从“杜”字号到“给”字号。
３、从《天圣释教总录》看天台教典的入藏及帙号
天圣五年（1027），惟净等编纂了一部新的大藏经目录——《天圣释教录》。由于这部目录编纂于天台教典入藏之第二年，对我们研究天台教典的入藏问题自然有密切关系。
《佛祖统记》载：天圣五年（1027），“三藏惟净进大藏经目录二帙，赐名《天圣释教录》，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3]
《景祐新修法宝录》没有关于该《天圣释教录》的记载，但在天圣五年（1027）条下，有这样一条记事：
“五年春二月，……三藏沙门法护、惟净上言：
“‘传译之兴，自汉永平丁卯，迄唐正（贞）元己巳，历十九代，凡七百二十四年。所出三藏教文七千四百余卷。自是辍，翻译者一百九十三祀。圣宋启运，像教中兴。太祖皇帝遗（遣）僧西游，以访梵典；太宗皇帝肇兴译馆，广演秘文；真宗皇上继阐真乘，增新华藏。迄于天圣，凡四十六载，所出教文五百一十六卷。
“‘近者五天竺所贡经叶，多是已备之文，鲜得新经。翻译法护，愿回天竺。惟净乞止龙门山寺。仍录前代译经三藏十五人罢译故事以闻。’
“表入，留中不报。润文、枢密副使夏竦亦奏其事，未之许也。”[1]
上文说明，惟净等因为当时已经已无新经可译，所以拟停止翻译事业。在停译前，他们编纂了一个经录，将前代的译经事业作了一个总结。此事还是可信的。根据《佛祖统记》，该《天圣释教录》共二帙，即二十卷。收经6197卷。《景祐新修法宝录》称从汉代到宋天圣年间，共出经7900多卷。两者相差1700余卷。这是由于一个记录的是实际入藏数，一个记录的是历代出经数。由于历代所出经有不少已经亡佚无存，仅有其目，故有上述之差数。
该《天圣释教录》虽然已经亡佚，但它的简目——《天圣释教总录》的残本还保存在《赵城金藏》中。该《总录》原为三册，它与《天圣释教录》的关系，应该如同《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与《开元释教录》一样。因单独别行，故称《总录》。现上册己佚，中册亦残，下册首残，余尚完整。它是当时全部入藏典籍的总目录，也是惟净心目中《开宝藏》的标准目录。
从现存残册看，该《总录》上、中两册著录原《开元入藏录》的经典。下册著录新编入藏经典。总体收经情况如下：
一、开元旧录部分，480帙，天～英。
二、附续新编部分，24帙，杜～兵。
三、《广品历章》附《贞元续开元录》，3帙，高～陪。
四、《贞元续开元录》所收部分，24帙，辇～伊。
五、《大中祥符录》所收部分，60帙，尹～烦。
六、《大中祥符录》后新出经，11帙[1]，刑～威。
以上总计602帙。
由于我们对《开元入藏录》所载诸经比较熟悉，所以，上、中两册的佚残，对我们了解该两册的内容，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下册首残，存文从上述第三部分《广品历章》起，故第二部分附续新编部分所收的24帙具体是什么经典，现在已无从确认。如前所述，天台教典恰恰就应编排在这一部分。
虽说现存的《天圣释教总录》残册无从证实天台教典的存在，但前一年正是惟净本人提出将天台、慈恩的著作续编在《开元入藏录》之后，而在惟净所编的《天圣释教总录》下册末尾又这样说。
“右《天圣释教总录》中都收开元旧录、并附续新编、及正（贞）元法宝等录，共计六百二帙，六百二号。”[2]
既称“新编”，自然应该是编入不久的。则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天圣释教录》的“附续新编”部分从“杜”到“兵”的24帙中，应该包括天台教典及慈恩著作。如前所述，上述两类著作可以编为22帙。则在“附续新编”部分的24帙中，除了上述天台、慈恩之193卷外，还收入一些其他若干著作。
４、问题的提出
吕澂先生在所撰《宋代佛教》中这样说：
“天圣时所编新录称《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亦称三册）[3]，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同编。它系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记载著《开元录》各经、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各经、《祥符录》各经、再附载其后新译各经，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1]
吕澂先生在上述论述中确认天台教典在天圣年间入藏，并编入《天圣释教总录》这一事实。由于《天圣释教总录》所收之经典均编有千字文帙号，所以，上述论述等于肯定天台教典都编有千字文帙号。按照现存《天圣释教总录》的体例，这些天台教典的千字文帙号必然如前所述，在从“杜”到“兵”这24个字中。
但是，在《宋刻蜀版藏经》[2]一文中，吕澂先生又认为《开宝藏》的千字文帙号祇编到“毂”，并且从“杜”到“毂”共30个字，计30帙，所收全部为从太平兴国七年（982）到咸平二年（999）的宋代新译经。其后入藏的所有经典，包括前面提到的天台、慈恩两宗章疏，都没有编千字文帙号。
吕澂先生的上述文章，都肯定了天台教典的入藏，但在入藏后的帙号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
童玮先生的《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讲的：
“惟净等请以智者、慈恩二书附于《开元录》东土集传之次，这样便形成了《开宝藏》的‘再校增补本’。天台宗的科教经论等纳入千字文顺序帙号，始于后来的《崇宁》、《毗卢》两藏。”[3]
这段话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说它们增入《开宝藏》时，乃附于《开元录》东土集传之次，就等于说它们在《开宝藏》中已经编有千字文帙号。而说它们“纳入千字文顺序帙号，始于后来的《崇宁》、《毗卢》两藏”，则又是说它们在《开宝藏》中还没有帙号。童玮先生此处的自相矛盾与前述吕澂先生的自相矛盾如出一辙。
不过，看来童玮先生并不赞同吕澂先生的《开宝藏》帙号祇到“毂”字号，其后诸典籍均不编号的观点。在“目录复原”中，他对《开宝藏》所收的典籍统统给予千字文帙号，其帙号一直编到“洞”字号。由于童玮先生没有把天台教典收入该“目录复原”，由此证明童玮先生还是倾向天台教典没有千字文帙号。但是，童玮先生在《开宝藏》的目录复原中根本不收天台教典本身，又等于从目录角度否定了天台教典曾经增入《开宝藏》这一事实。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台湾蔡运辰先生所编《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既没有提到天台教典增入《开宝藏》这一事实，也没有在《开宝藏》项下列入天台教典。完全回避了这一问题。
那么，天台教典增入《开宝藏》后，到底有无千字文帙号？是什么帙号？
５、《开宝藏》的流通形态
在此必须先谈谈天圣五年（1027）以前《开宝藏》的流通形态。
《开宝藏》刊刻以前，我国的藏经大体有三种流通形态：有的所造仅为《开元入藏录》部分；有的依据圆照的《贞元续开元录》增补后续部分；有的则依据恒安的《续贞元录》增补后续部分。在四川初刊的《开宝藏》虽有13万版片，实际所刊仅为《开元入藏录》部分，共480帙，千字文帙号从“天”到“英”（以下称“开元旧录部分”）。这样，就产生一个增补《开元入藏录》未收经典的问题。但《开宝藏》既未增补《贞元续开元录》部分，也未增补《续贞元录》部分，而是首先增补前述吕澂先生提到的从太平兴国七年（982）到咸平二年（999）宋朝新译的279卷典籍，计30帙，千字文帙号从“杜”到“毂”（以下称“宋译一部分”）。此后又依据《贞元续开元录》增补了《开元入藏录》未收的242卷典籍，计24帙。由于《广品历章》是《开元入藏录》的详目，《贞元续开元录》是新增补经典的总目，所以把这两部经录合为3帙，放在前述24帙之前，总计27帙。千字文帙号从“振”到“奄”（以下称“续补部分”）。
由于上述两批典籍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增补的，因此，它们的流传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寺院有收藏，有的寺院没有收藏。所以，北宋崇宁年间撰写《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的惟白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基本上祇介绍“开元旧录部分”，并在卷八介绍说：
“通前计大小乘、经律论，总五千四十余卷，四百八十帙。以《开元释教录》为准。则今撮略品目所集也。其余随藏添赐，经传三十帙，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无。印经官印板却足。故未录略在，知者可鉴耳。”[1]
上文的“经传三十帙”，就是“宋译一部分”，上文的“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就是“续补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还不断有一些新的典籍送到印经院随藏流通，如《御制莲华心轮回文》等。开始时它们并没有按照《千字文》排序给号。但当它们随著《开宝藏》传入高丽，却被收入《高丽藏》。所以造成其后这些典籍在《高丽藏》与《赵城金藏》中的帙号不同。此外，新的经典还在源源不断地译出，不断地送到印经院入藏流通。关于这一点，在《大中祥符法宝录》等宋代经录中有详尽的记载。
也就是说，《开宝藏》实际可以分为正藏与续藏两个部分。正藏是《开元入藏录》部分，形态比较固定。续藏是其后增补的部分，形态还没有固定。续藏是其后增补的部分，形态还没有固定。所谓没有固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后续典籍不断涌现，从而不断编联新的千字文帙号随藏流通；另一个是部分典籍虽然没有千字文帙号，但也在不断增加并随藏流通。天圣五年（1027）时《开宝藏》已经增长到哪一个字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起码我们现在可以列出直到“奄”字号的各种典籍。亦即：
一、“天”到“英”，开元旧录部分，480帙。
二、“杜”到“毂”，宋译一部分，30帙。
三、“振”到“奄”，续补部分，27帙。
从有关资料看，此时在“奄”字号以下，至少还编了30个字。也就是说，自开元旧录部分以下，至少增加87帙。祇是具体内容还需要深入考证。
６、问题的症结
了解上述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天台教典问题上出现种种矛盾说法的症结所在。
如前所述，天圣四年（1026）仁宗欲将天台教典及慈恩章疏收归入藏。当时仁宗要求将这些典籍“编联入藏”，亦即按照前此已经形成的《开宝藏》增补惯例，将天台、慈恩典籍接在已经入藏的诸种典籍后面，继续按照《千字文》顺序排字给号。但惟净提出不同意见：“请以智者、慈恩二书附于《开元录．东土集传》之次，”[1]也就是要插在当时《开宝藏》的“开元旧录部分”与“宋译一部分”之间。这就完全打乱了《开宝藏》的既成结构。
惟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祇要看看第二年惟净所编的《天圣释教总录》就可以明白。
首先，惟净把全部入藏典籍分为三大部分：开元旧录部分；宋代以前部分；宋代新出部分。[1]
所谓“开元旧录部分”即指《开元入藏录》部分，也就是《开宝藏》的正藏部分，共480帙。
所谓“宋代以前部分”指宋代以前所出的佛教典籍，它又包括二部分典籍：一、宋仁宗要求收归入藏的天台、慈恩典籍及其他若干典籍，计24帙。二、前述之续补部分，即《广品历章》、《贞元续开元录》以及《贞元续开元录》所收典籍，计27帙。从时代讲，第一部分典籍最早，与“开元旧录”部分年代相当；第二部分典籍的年代晚于《开元录》。这也就是惟净坚持要把天台、慈恩典籍紧插在“开元旧录”部分之后的原因。
所谓“宋代新出部分”即宋代译纂的佛经。这批典籍也分为两个部分：一、《大中祥符录》所收部分，60帙；二、《大中祥符录》后新出经，11帙。第一部分的典籍，本来是随译出，随入藏。但现在惟净按照《开元入藏录》大小乘、经律论、贤圣集传的体例，全部重新作了整理。第二部分则大体按照译出的年代先后排序。
也就是说，《开宝藏》的续藏部分本来是一个大杂烩，没有什么结构体例可言。但在《天圣释教录》中，惟净对《[A2]开宝藏》的结构作了大规模的调整。以使各种典籍的编排更加符合其年代的先后顺序与内容的思想倾向。经过惟净这样一整理，《开宝藏》的结构的确要合理得多。由此看来，惟净编纂《天圣释教录》，是在已经没有多少新经可译，因而佛教典籍的数量已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利用天台、慈恩典籍入藏的机会，对前人的译经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以使大藏经的结构体例更加合理，便于使用。
但问题随之而来。从太平兴国八年（983）《开宝藏》刊刻完成，到天圣五年（1027）惟净重编目录，40多年间，《开宝藏》至少已经增加了87帙，千字文帙号也由“英”字号至少已编到“实”字号。这些典籍已经刊刻流通。现在惟净重编新目，调整次序，则已经刊刻的那些经版的帙号如何处理？是按照《天圣释教录》挖改其帙号，还是一仍其旧？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惟净的这一改革方案，最终是否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得以实施？
从《景祐新修法宝录》祇提及惟净整理佛典，却避而不谈《天圣释教录》来看，惟净的方案并没有得到批准，自然也不可能实施。实际上，现在由《赵城金藏》保存下来的《天圣释教总录》版式既与《开宝藏》与《赵城金藏》不类，也没有千字文帙号，就是说，这部著作就没有正式入藏，是以单本形式附藏流通的。另外，从《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守其别录》、《赵城金藏》来看，惟净的方案的确没有被实施。
在这里，《赵城金藏》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该藏开雕于金皇统九年（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由晋南民间人士发起劝募，按照《开宝藏》覆刻。由于并无什么饱学义学僧参与其间，因此可以想见，它覆刻《开宝藏》时祇能原样照刻，可能在最后增补若干典籍，但不可能对原藏结构作大规模的修订调整。《赵城金藏》“天”到“奄”的结构如下：
“天”到“英”，480帙，开元旧录部分；
“杜”到“毂”，30帙，宋译一部分；
“振”到“奄”，27帙，续补部分。
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开宝藏》结构完全相同，从而证明上述推论的正确。天台教典与慈恩章疏在《赵城金藏》中的位置如下：
“岫”到“亩，15帙，天台教典；
“我”到“庶”，21帙，慈恩章疏。[1]
这也说明天台、慈恩典籍实际上并没有象惟净所计划的那样，插入到《开宝藏》的“英”字号与“杜”字号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天圣释教录》祇是惟净自己对《开宝藏》的一个修订计划，既没有得到批准，也没有真正实施。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７、结论
我们应该肯定，天台教典于天圣四年（1026）收编入藏。
至于天台教典入藏后，所系的千字文帙号是什么？我们先看看天台教典在当时其余各藏中的帙号。
1011年开雕《初刻高丽藏》：无；
1080年开雕《崇宁藏》：“更”到“虢”，10帙[2]；
1112年开雕《毗卢藏》：同上；
1194年开雕《赵城金藏》：“岫”到“亩”，15帙；
1236年开雕《再刻高丽藏》：无。
由此可以证明，天台教典虽然收归入藏，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系上千字文帙号。其流通方式，也与《开宝藏》续藏的其他典籍一样，缺乏周遍性。至于《赵城金藏》中天台教典的帙号是否即为承袭《开宝藏》后期帙号所得，亦即《开宝藏》后期是否曾为天台教典编系帙号，这个问题涉及《赵城金藏》目录与《开宝藏》目录的关系，还要再研究。
８、余论
童玮先生《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以《天圣释教总录》为基础来复原《开宝藏》的续藏部分。如上所述，《天圣释教总录》祇是一个拟议中的私家目录，其改革措施并未付诸实践，与当时流通的《开宝藏》完全不同。所以，恐怕不能把它作为复原《开宝藏》续藏部分的目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