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藏》新资料考
1933年范成和尚在山西赵城县广胜上寺发现了《金藏》，次年10月支那内学院派遣蒋唯心抵晋南调查。同年12月，蒋唯心将调查情况撰成长文《金藏雕印始末考》，首次发表在南京《国风》第五卷十二号上。1935年1月《金藏雕印始末考》由南京支那内学院单印发行。蒋唯心的文章，对《金藏》概况作了系统研究，这是当代人研究《金藏》最具参考价值的成果之一。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对于《金藏》的研究，仍有不少问题难以得到圆满解答，其主要原因就是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史事的原始材料，即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由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书写、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的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情况的碑文（以下称为“赵沨碑”）已经亡佚。
不久前，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发现了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的新资料。笔者认为，这条资料与佚失以久的“赵沨碑”有密切关系，是研究“赵沨碑”和崔法珍刊雕《金藏》的重要资料。本文即围绕这条材料，对“赵沨碑”及有关问题考辨如下。
一
这条材料发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明补版的《碛砂藏》中。1966年，红卫兵打碎了柏林寺大殿佛像，在佛像中发现了佛教藏经以及零本佛经和少量单本古籍[1]。消息传出以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丁瑜、王玉良等先生迅即前往考察。据丁瑜先生的介绍，这些书籍当时就散乱地堆在柏林寺院中，人才进院，随风便吹来一张残片，看上去颇类《碛砂藏》的扉画。随后经过简单翻检，怀疑这一大批藏经印本就是《碛砂藏》，便抢救收检起来。此后，这批经本一直存放在善本库中。1992年方广锠先生指导善本部工作人员将这批佛经按《碛砂藏》目录进行了顺号整理，清理出两千数百余册，分装在十个木箱中。
1994～1995年间，笔者对这部大藏经进行了初步整理和研究，得到以下一些认识：
（1）这批两千数百册的佛经，经过与《影印宋碛砂藏经》本比勘，可以肯定它确属于《碛砂藏》。尽管已经残损缺半，仍然有其特别重要的资料价值，如据此可以补充不少开元寺、卧龙寺本缺失的部分。同时，通过比较还发现了不少《影印宋碛砂藏经》本修版至误的地方。
（2）其中《大般若》等经为元妙严寺版。我们都知道《碛砂藏》始刊于南宋时期，但在开元寺、卧龙寺本中已经见不到宋版《大般若经》，而是以元代（1271～1368）妙严寺本补配入藏。据笔者了解，碛砂宋版《大般若经》仅见于日本奈良西大寺和中国北京图书馆，北图本略有残损[1]。此部新发现的《碛砂藏》之《大般若经》等经，同样以妙严寺本配补。
（3）这部大藏是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由北京居民杨安请印的。其根据是经本卷尾的戳记：“大明国北京顺天府大兴县居贤坊居住奉／佛信士董福成，谨发诚心，在于□江杭州府后朝门许／大藏尊经一藏，不为自求，喜舍资财，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奉三宝信士／董福成一家眷等，谨发诚心，眷属王氏、弟董旺、／眷属黎氏、男董福兴、眷属聂氏、侄男董黑拓／外生女妙玉、孙男董福□、侄女善儿／。宣德七年（1432年2）八月吉日助缘人杨安／[1]。”在这部残存的《碛砂藏》中，董福成的请印戳记比比皆是。
（4）这部大藏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杭州西湖南山高丽慧因寺僧人鲍善恢发起补刊完整。其补刊《碛砂藏》的活动，见于《大般若经》卷第五百二十八卷尾的题记：“……善恢宿生庆幸，忝遇佛乘司殿职于万善戒坛，惟惭惟愧；募正知于一真实地，诚恐诚惶。尝睹本寺藏经函内少欠数多，遂往碛砂、妙严二刹补印藏典，全其品章。因见彼寺经版年深岁久，朽烂缺欠者多。发心备版，化募众缘，命工刊补完就，使大教流通，令正法久住。……永乐九年（1411年）辛卯孟春吉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知殿净人鲍善恢谨识……”
《佛说法乘义决定经》卷中题记：“杭州府西湖南山高丽惠因华严讲寺沙弥善恢、致圆，尝往苏州府城东碛砂延圣寺印补大藏尊经，遇见经版中间多有损坏缺少，印去者不能全藏。发心化募十方施主，命工刊补完成。……大明永乐十年（1412年）岁在壬辰菊月重九日住山比丘真境谨题。”
从补刊题记中可以知道，参与该藏补刊助缘的多是杭州府附近四方僧俗，如“始九”《大宝集经》卷八十九第三版版心题：“湖州新市施主范氏，报荐亡夫倪子实，往生净土。”[2]在此，为节省篇幅，有关资料不再一一转录，当由另文介绍。
（5）此次补刊经版活动的起迄时间，当在明初“永乐七年（1409年）”[1]前后至“永乐十年”[2]。“永乐十年”，是我们见到的最晚的补刊题年。因而估计补刊经藏活动的下限时间当距永乐十年不远。
以上是有关背景情况。新发现的崔法珍刊雕《金藏》的材料，就是在这部经过明代永乐年间补刊的《碛砂藏》的题记中发现的。
题记共有两则，刊雕在《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九（千字文编号“火九”）和卷第一百五（千字文编号“文五”）的经尾。两卷的行款版式、字体风格大部分与《影印宋碛砂藏经》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卷二十九最后一版（第十一纸）为鲍善恢补刊，补刊助缘题记雕在本版第3～4半叶的版心处[3]；卷一百五第十五、十六两版为鲍善恢补刊，其中补刊助缘题记有多则，此不详录[4]。此处为研究方便，谨将两则题记分别录文于下。
题记一：
“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
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1178年），始印经一藏进于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经，于大圣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见于宫中尼寺，赐坐设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经，已蒙圣恩，安置名刹。所造经板，亦愿上进。庶得流布圣教，仰报国恩。’奉诏许之，乃命圣安寺为法珍建坛，落[A1]发受具，为比丘尼。仍赐钱千万，洎内合五百万，起运经板。至二十一年（1181年）进到京师。其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计陆千九百八十为卷。上命有司选通经沙门导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1183年）年，赐法珍紫衣，号弘教大师。其导遵等，亦赐紫衣德号。其同心协力雕经板杨惠温等七十二人，并给戒牒，许礼弘教大师为师。仍置经板于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韪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自昔释迦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灵山演法，各随众生根器利钝方便，分别大小乘教，为世津梁，后人因之。识心达本，悟无为法者，不可以数计矣。然教法之兴，虽系于人，亦由其时。自汉明帝，历晋魏以来，虽有释氏经典，所传由未广也。其后，玄奘、义净二大士跋涉𫐖海，至天竺国，不惮艰苦，磨以岁月，得经教焉。自是震旦佛法备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蓝塔庙，或建宝藏，或为转轮，安置经典，为世福田。若缁若素，书写受持，顶戴奉行者，无处无之。盖如来本愿，欲使众生见闻而获福也。然今弘教大师备修苦行，以刊镂藏板为本愿。于是协力助缘刘法善等五十余人，亦皆断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舍家产、鬻男女者，助修经板胜事，始终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呜呼，可谓难也哉。[A2]己门人慧仁等，具言刊经本末，谒文于东平赵沨述记，时岁次己丑。仙林讲寺祗殿鲍善恢为是本寺藏典缺少，尝往碛砂、妙严二刹印补，见彼经板多有朽烂欠缺，发心备板，化募众缘，命工刊补，幸获完备。今善恢自思，刊补小缘，经久岁月，率难成就。想当时弘教大师自幼出家，断臂设誓，刊刻藏板，始终三十年方得成就，实为世间第一希有功德，而复遇金世宗皇帝敕赐钱及号记焉。善哉！得非有是道，复有是人，有是人复遇是时，此其所以成难成之功，庶不负如来付嘱之意。呜呼，前哲之功，于斯盛矣，惧夫久而泯其所由无传于世，因而刊之，使后贤观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师之功也耶！
时永乐九年岁次辛卯孟冬望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祗殿善恢谨题。”
题记二：
“最初雕造大藏经板：
昔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法珍，年一十三岁，断臂出家。发大誓愿，雕藏经板，垂三十年，方刻有成。大定十有八年，始印一藏进于朝。敕旨迎经于大圣安寺，建坛受具为比丘尼。仍赐钱千万，洎内合钱五佰万起运经板。至二十一年至京师。其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佰一十三面，为卷六千九百八十。敕命有司选通经沙门道遵等五人教正。二十三年赐法珍紫衣，敕号弘教大师。其协力雕造经板杨惠温七十二人，并给戒牒，许礼弘教大师为师。仍置经板于大昊天寺安奉，遂流通焉。然其旧经率多缮写，故教完具为难。今弘教大师备修苦行，以刊镂藏经为本愿，于刘法善等五十余人，亦皆断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舍家产、鬻男女者，助修经板胜事，始终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呜呼，可谓难也哉。时永乐七年己丑岁杭州仙林讲寺祗殿善恢，为见本寺藏典数多缺欠，尝往碛砂、妙严二刹印补。因见彼寺经板多有朽烂缺少，发心备板，化募众缘，命工刊补完备。经于岁月，率难成就。今善恢自思，往昔弘教大师，自幼以清净坚固勇猛之心，断臂设誓，刊刻藏板，数及二十万，始终三十余年方得成就，实为世间第一希有功德。此其所以成难成之功也耶。因而刊之，使后观其所由，不昧初因者也。
时永乐九年岁次辛卯仲秋吉杭州仙林讲寺祗殿善恢谨题。”
从题记一的结构看，它非常明显地分为两部分：文首起“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迄“呜呼，可谓难也哉”一段，是第一部分，是鲍善恢自述其题记中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资料之来源于：“[A3]己门人慧仁等，具言刊经本末谒文于东平赵沨述记”。以下是鲍善恢联想自己补刊《碛砂藏》之艰难而发感慨。
就题记二言，从其资料来源、题记结构、遣词用语诸方面看，则题记明显地带有略写的迹象，是录文一的“简写本”。
二
鲍善恢题记谓“己门人慧人等，具言刊经本末谒文于东平赵沨述记”，说明其门人弟子确曾见到了“赵沨碑”。赵沨，山东东平人，《金史》有传。然文字简略，未言及刻碑一事。按照现在学术界一般看法，“赵沨碑”佚失在明代中期。鲍善恢生活在明代永乐年间，他的时代是应该能够看到此碑的。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传世文献中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自明代以下，各种文献凡记述法珍刊雕《金藏》者，皆为互相辗转引录，都非纂辑者亲眼得见。至今所传，无出其右。因此，在辨证鲍善恢题记可信度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赵沨碑”的文献记载及相互关系略做比较。
传世文献中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只有不多的几条：
（1）、《日下旧闻考》
清《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五《存疑．秘书省》条：“秘书省今在燕弘法寺（金国文具录）。”《考》纂者按语云：“析津志，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邱尼。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撰额。盖此刹元时尚存，废于明代。”[1]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朱彝尊以“布衣”身份，“捃拾载籍及金石遗文”，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出有关北京史志的资料，编辑成《日下旧闻》，分十三门，四十二卷。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由于敏中等任总裁，对《日下旧闻》补遗、增添、考证，编成《日下旧闻考》一百六十卷。
《日下旧闻考》的资料来源，见于每条下的注。其中引书今天有许多已经亡佚，如《元一统志》、《图经志书》等，其中也包括元末人熊梦祥的《析津志》。因此可以肯定，《日下旧闻考》的编辑者增补《考》时使用了《永乐大典》的辑佚资料。况且其时自《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也成为一时风气。《日下旧闻考》卷十三《国朝宫室》云：“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搜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劂流传，嘉惠来学。”因而推测，《日下旧闻考》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出于《永乐大典》之《析津志》。
（2）、《金史纪事本末》
《金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世宗致治》：“（金国文具录）秘书省今在燕宏法寺。《析津志》云：宏法寺在旧城。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邱尼。二十三年赐紫衣宏教大师。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撰额。盖此刹元时尚存，至明始废。姑录于此，以存金石之遗。”[1]
《金史纪事本末》，清末李有棠著。本书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做了介绍：“李有棠字芾生，江西萍乡人。举人出身。光绪年间（1875～1908年）任江西峡江县儒学训导时，周览历代记事本末，深为辽金二代中缺遗憾，即而撰之。”李有棠著有《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因其考定颇详，诏给内阁中书衔。
李有棠书引法珍刊雕《金藏》资料之出处，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颇含糊其辞。宿白先生认为李书出《析津志》。宿先生在《〈赵城金藏〉和〈弘法藏〉》注文中说：“蒋文第三章引《金史纪事本末》一段云：‘李有棠引旧记……’，以‘旧记’代替‘析津志’。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引李书亦略去‘析津志’而不书。蒋、周两先生为何忽视李有棠之根据，殊为不解[2]。”李有棠生活在清末，其时所见资料来源，或亦出于辑佚《永乐大典》之《析津志》。
（3）、《析津志》
《析津志辑佚．寺观》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之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撰额。”[1]
《析津志》，元末人熊梦祥编纂。熊梦祥小传见乾隆《丰城县志》卷十人物志。熊氏书成于元末，明初编修《永乐大典》时此书还被收在其中，而至明中晚期，此书已经亡佚。依李致忠先生的结论：“析津志的失传，大概当在万历（1573～1620年）或万历前一点。最晚也要在明末以前，就已经亡佚了[2]。”
本世纪三十年代赵万里先生组织辑佚《永乐大典》佚书，其中就有《析津志辑稿》一种。1983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加工整理，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按李致忠先生撰写的《整理说明》：“北京图书馆所辑析津志，主要来自四种书。第一种是从永乐大典原本中直接采集；第二种是从日下旧闻考中转辑；第三种是从徐维则铸学斋藏本所谓宪台通纪中采集；第四种是从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收购又转让给北京图书馆的顺天府志残卷，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缪荃孙从永乐大典所辑顺天府志残卷中转录[3]。”其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或者应该出自《永乐大典》所引《析津志》。
（4）、《永乐大典．顺天府》
《永乐大典．顺天府》卷七：“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经版达京师。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撰额。”[1]
缪荃孙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书中有缪荃孙朱笔亲校。此书的来历，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时做了出版说明：“顺天府志为缪荃孙于光绪丙戌（1886年）年自永乐大典四千六百五十卷顺天府七至十四抄出。永乐大典内顺天府共二十卷，时仅存八卷，后均佚逸。缪抄题为顺天府志，今仍之。”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三《明初顺天府志残本》记载：“荃孙修府志时，搜之大典平字韵，已失去。忽见此书七卷至十四卷，上下均阙，亟为录存。”此书在《艺风藏书记》卷三题名为《明初顺天府志残本》。后人多误此书名为《顺天府志》。姜纬堂先生在《文史》第三十二辑上撰文《辨缪钞〈顺天府志〉的来历》，指正其书应名为《永乐大典．顺天府》，是书即《永乐大典》“平声，十二，先”韵，“天”字，卷四千六百五十至卷四千六百五十七的全文。缪荃孙抄此书的时间，在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正月之间[2]。其时，翰林院八千多册《永乐大典》还在，缪抄即来源于此。
缪抄《顺天府志》的结构，姜纬堂先生有总结：“各条资料皆首冠所出之书名，文长者且于文末附注‘已上×××’（书名），‘已上并见×××’（书名）[3]。”这种结构，正与《永乐大典》原本相合。缪抄本的“弘法寺”条下是“昭觉禅寺”，在“昭觉禅寺”条下，正有“已上并见《元一统志》”字样。照此看来，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出自《永乐大典．顺天府》的《元一统志》。
分析上述四则传世文献的流传情况，可知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其来源无出《永乐大典》者。而《永乐大典》资料的来源，不论是《析津志》还是《元一统志》，它们肯定只能出于同一个“底本”，这个底本，就是金明昌四年由赵沨书写、党怀英篆额之“赵沨碑”。
鲍善恢生活的时代，正是《永乐大典》撰成不久。此时“赵沨碑”还在，《析津志》等记载金元历史的资料还在，鲍善恢等人是有条件见到“赵沨碑”原碑文的。
回过头来再看鲍善恢的题记，从文献内外的资料，也可以证明鲍善恢题记一的第一部分是“赵沨碑”原文。
首先从鲍善恢题记内部分析。鲍善恢的题记一繁一简，简者是“缩写”，而文繁者，是“赵沨碑”原文的记录，这一点，在题记中有明显的区别。如题记一叙述前朝史事曰：“潞州长子县……”，而在题记二却改用“昔潞州……”这样的文字，后者显而易见带有回忆前朝事的口气。
考潞州之历史沿革，其名来源于春秋时期潞子国，战国时曰上党。北周置潞州郡，隋恢复上党郡名。唐时名称一度反复，后仍称潞州。宋曰隆德府。金复称潞州，属金十九路之河东北路。元初称隆德府，寻复称潞州，属河东山系道。明升潞安府，属山西承宣布政司。清从之曰潞安府。鲍善恢是明初人，其题记二中曰“昔潞州”，说明此时潞州已改名“潞安府”，谈彼地之往事，正宜以“昔”相称。而在题记一之中不用“昔潞州”，却直云“潞州”，正反映此文字是金朝人赵沨当时的自叙。
有这样区别的地方不止一处。如录文一中叙述金朝皇帝命导遵等僧人参与校正经文一句，云：“上命有司……”，而在录文二里，这一句被鲍善恢改述为“敕命有司……”。“上命”者，是本朝人对当今皇上的尊称，鲍善恢本人无论如何不能称金朝皇帝为“上”。而录文二是鲍善恢的缩略改写，“敕命有司”一句，正是他对前朝事件的准确叙述。两则题记口气如此不同，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叙述者身份不同。盖前者是金朝人赵沨，后者则是明朝人鲍善恢。
其次，用题记一与传世文献相比较，不仅主要情节相同，甚至文字和语言亦惊人的相似。尽管北大缪抄本较其他记载多出了“二十一年以经版达京师”、“以弘法寺收贮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两句，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文献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如（1）法珍的籍贯及父名；（2）经藏进京的时间；（3）设坛受戒地点；（4）赐紫衣的时间；（5）御赐法号等等，这些特点是我们了解崔法珍刊雕《金藏》的最基本情况。鲍氏的题记不仅记录了这些情节，且较之更详尽，如非照录赵沨原碑之文字，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与传世文献资料如此一致。当然，我们见到的传世资料，其内容远比鲍善恢题记简略，此盖由于史志书籍体例约束，需要经过编纂加工，删繁就简。因此，保留下来的只能是事情的大略。而鲍善恢撰写题记的目的，就如他自己所说：勿使“前哲之功”“惧夫久而泯其所由，无传于世”，故刊版传之，“使后贤观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师之功”。为此，他当然会详细记载有关内容，甚至照录原碑文字。
我们认为鲍善恢题记照录了“赵沨碑”，还得到题记以外资料的证明：
首先，题记叙述的《金藏》刊雕的起止年代与《赵城金藏》完全相同。题记云：法珍“雕造经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这一句话，在各本传世文献中是没有的。传世文献中，唯有陆光祖万历十二年（1584年）《募刻大藏经序》提到一句：“……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1]然而陆光祖生活年代远晚于鲍善恢，有关“三十年”之说，不可能由鲍善恢抄自陆氏。如果说二者有抄录引用的关系，也只能是陆氏抄引前人鲍善恢的。
判断一部佛教大藏经刊雕的起迄年限，重要的依据之一是经卷内的题跋。北京图书馆藏《赵城金藏》的雕印年代，按照蒋唯心的调查：“（在原刻版中），今存三十余处记载刻版年代。”其中最早的题年款，刊在“日”字帙《大般若经》卷八十二跋：“皇统九年己巳岁（1149年）”；最迟为“雁”字帙《大乘智印经》跋：“大定十三年（1173年），藏经会下重雕造”。蒋唯心据调查结果，对《赵城金藏》的起讫年代谨慎地做了判断：“于般若卷八十二以前尚有八帙，智印经后有经七十余帙，刻版起讫虽未必适在皇统九年与大定十三年，然据此推测亦不过远[1]。”经过调查，《赵城金藏》现存的明确题年是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见“鸣”字帙《妙法莲花经》卷三、卷五、卷六、卷七。四卷现均藏上海图书馆[2]。这样算起来，自天眷二年至大定十三年，与三十年之数约合。
其次、鲍善恢题记中所记卷数与《赵城金藏》实际卷数约略相同。《赵城金藏》的实际卷数，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加之发现时即有缺失，已经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故不能确知。按照《赵城金藏》从“天”至“几”的千字文编次，应有682帙，约6900余卷。童玮先生说：“（赵城金藏）全书采用千字文次第编目，自天至几字止，计682帙，每帙基本含十卷，或略有增减，约七千卷左近。[3]”。这个数字，与鲍善恢题记中的“计陆千九百八十为卷”的数字相符。自宋元以来，诸本大藏皆无此一卷数，南方几部大藏的卷数都在六千余卷，与“七千卷左近”相去甚远。另外，题记中提到“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鲍善恢如果没有所本，也不会凭空想这么个卷数和板片数。笔者认为，他的题记第一部分，就是赵沨碑的原文。
其时，在鲍善恢题记中间，有许多我们过去不曾掌握的资料，这些资料亦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的记载。如果鲍善恢及弟子其时没有见过“赵沨碑”，很难相信明代人能够提出这些想像：如道遵、杨惠温、刘法善等校经、助缘刊经等人名。特别是题记提到“舍家产、鬻男女”等情景，这些并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在今天尚存的《赵城金藏》中间，明确地保留了百姓“舍家产、鬻男女”的助缘活动的题记。这些应证，是最好的说明。
最后略谈一下《金藏》版片存储地点和“赵沨碑”的碑名问题。
自蒋唯心提出金藏与弘法藏关系的问题，又经宿白先生著文，学界基本延用这种观点，即《弘法藏》就是《金藏》的元代补刊本。《弘法藏》的问题比较复杂，本文不拟讨论。在此只就与本文有关的题记资料略做考辨。题记云：“仍置经版于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金藏》是金代唯一一部雕板大藏，板片的保护，必然是一件重要的事。原版存板于何寺，要看彼寺是否具有显赫庄严的地位。大昊天寺，辽金名刹，在金中都宫城正北棠阴坊。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访为寺，土百顷。辽道宗施五万缗助建，并御书“大昊天寺”扁额及碑文。大殿后有宝塔高二百尺。金代时期，寺及塔“种种庄严，不可殚记”，壮丽景象，《元一统志》备载。值得主意的是《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九所引《归田类藁》云：“至大二年十一月（元武宗海山，1309年），昊天寺无因而火。”[1]实际上，也就是在元以后，大昊天寺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了。在有金一代，盛极时期的大昊天寺，存藏《金藏》的板片的确是很有可能的，其板片的储藏地点就应该是大昊天寺内的藏经院。因此，笔者认为“赵沨碑”的碑名，应该就是鲍善恢题记起首之标题：“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
三
崔法珍断臂刊雕藏经一事，明代以来即出现了不少误解。
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五台山开雕《径山藏》。《径山藏》又名《嘉兴藏》，自嘉靖年发起，初在五台山刊雕，因其地寒冷，移至嘉兴继续。其装帧形式，一改以往经折式而为册叶装，时人称之“方册本”。此藏筹划间，许多著名人物为此著文做序，形成了一部《募刻五台山大藏经会约》。有关法珍的误解就出现在此书中。
此书中收有吴郡王世贞《刻大藏缘起序》。《序》云：“……于是开士密藏始发心仿弘道尼碛砂故事，以儒书例[1]而募梓。”王世贞认为道开不惧艰辛刊刻《径山藏》是学宋时弘道尼刊雕《碛砂藏》故事。
在同一书中又有另一种说法。冯梦祯撰《刻大藏缘起》云：“宋元间除京板外，如平江之碛砂、吴兴之某寺、越之某寺某寺等，具有藏板，不啻七八副。……迨国朝仅有两京之板，而诸方之板尽废。北板稍精而藏于禁中，请印甚难。……时密藏开师、尚书五台陆公与梦祯等商及此事，不觉慨然隳泪。因记碛砂藏板缘始。弘道尼断臂募化弘道，化后其徒复断臂继之，更三世，其愿始满。……”
冯梦祯文中提及之陆公，即陆光祖。陆光祖万历十二年（1584年）《募刻大藏经序》云：“……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1]
冯、王二人认为弘道尼刊雕《碛砂藏》，冯梦祯更误认为断臂刊经。陆光祖认为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积三十年方成。但他所说之法珍为明代人。可见有关误传由来以久。
这些误传以后又影响到海外。延享年间（1744～1747），日本僧人随天撰《缘山三大藏缘起》云：“至明兴南北二藏，其如北藏者，禁阙缄秘，请印甚难。南版虽间许印，其制重大，价值甚高，致请自少。爰有尼法珍者，欲募刻方册藏本，简便宏通，遂为激发四方，自断臂示其决心。于此海内感动，诸人戮力，至有破产鬻子应之者，三十年而就其功，是方册藏版。……”随天认为法珍为明人，其断臂刊雕者，为明代方册本藏经[2]。
近代以来，误传依然流传。《碛砂藏》端平（1234～1236）目录题记载有藏主法忠，叶恭绰在《碛砂延圣院小志》中猜测：“法忠与法珍，字音略同，岂即为一人而转述有歧欤，抑或共同发愿，由法忠看而崔法珍先为苦行劝募欤，姑附一说，以存轶事。”
更有人捕风捉影认为：“《金史纪事本末》的法珍，为另一人，与刻藏之事无涉。断臂募刻《碛砂藏》的是弘道，与明代的法珍无涉。王世贞序文说仿弘道碛砂故事，即就法珍而言。换言之，弘道断臂刻宋藏，法珍断臂刻明藏，是两个人，两个事……”[3]
王、冯、陆三公所引用资料，其文意之中，显然看得出与崔法珍刊雕《金藏》有密切关系。冯梦祯言“因记碛砂藏板缘始”云云，或即其曾经看到过鲍善恢永乐九年补刊之《碛砂藏》题记，而误记“落[A4]发受具为比丘尼”、号“弘教大师”为“弘道尼”？陆光祖之言，明明白白所指断臂募刻者为崔法珍。
《碛砂藏》，南宋宝庆（1225～1227年）至绍定（1228～1233年）间，刊雕于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宝祐以后，延圣院大火。又值南宋垂亡，刻事一度中断。元大德间（1295～1307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续刊《碛砂藏》并以吴兴妙严寺之藏版补入，既而再补充秘密经入藏。至元没明兴，民间所藏之经本往往残缺不全。鲍善恢所在之万善戒坛亦“藏典缺少”，遂往碛砂、妙严二寺补印。而此时彼二寺之藏版“多有朽烂欠缺”，不能补齐，于是有明代补版一事。鲍善恢补刊经版，在当时当地想必有较大影响，这由其补刊题记、助缘题记可知。而冯梦祯、王世贞等人距明代初年已远，而补版《碛砂藏》又罕传于世，鲍善恢的补版题记，更不为后人所知。故仅闻其旧事，不知其原委，以至谈到“弘道尼”事，则众说纷纭，以讹传讹，辗转相袭。
本文在组织和撰写过程中，特别得到了方广锠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另外，笔者在修改本文的过程中，曾拜托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调查收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哥斯德东方书库中的《碛砂藏》是否有此题记。承荣教授告之，彼库所藏原北京大悲寺之《碛砂藏》的《大宝积经》卷二十九、卷一百五两卷，皆为明代补抄，未见此题记。在此，并向荣新江教授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