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山与虚云和尚
陈锡璋居士编撰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历代住持禅师传略》(以下简称《传略》)，承湛然寺智者图书馆寄赠一部给我，非常感谢！读了这部书，才知道鼓山涌泉寺的住持，叙述其次第传承的，是：清黄任编的《鼓山志》，从开山到清乾隆年间的[A1]遍照兴隆禅师，凡七十二代。虚云和尚(以下简称“虚老”)辑编《增校鼓山列祖联芳集》(以下简称《联芳集》)，对《鼓山志》所遗失的，[A2]遍求塔墓及碑记等，予以补足；乾隆兴隆禅师以下，又一一增补到（虚老前一代）达本禅师，共百二十九代。《传略》更补入虚老、圆暎、盛慧、普雨，共百三十三代。《传略》对《联芳集》所记，认为有可疑的，加以指出；对禅师们的生卒年月，尽可能的纪录出来；传说而有异说的，也加以引述。这可说是一部很难得的鼓山列祖志了！
民国二十年，我曾在鼓山住了一学期，见到了虚老。对那时鼓山的法务，也知道一些，觉得与《传略》有些不同。因此，我买了一部《虚云和尚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来参考。《年谱》是岑学吕居士所编，香港佛经流通处出版的。《年谱》的内容分二：(一)、“虚云和尚自述年谱初编”，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止。(二)、一九五〇年起，别立“年谱初编附记”。“自述年谱”是一九五一年，“云门事变”后，虚老自述一生的事迹，由弟子证圆们“随说随录，不成片段”，经岑学吕考订而成的。虚老住世百二十年说，就依此而推定。我读了这本《年谱》，对虚老有深一层的理解。发现在虚老的写作中，有与百二十岁不合的文字。所以以虚老为中心，将《传略》所说而与事实不符的；虚老的年龄，可能不是百二十岁的，分别的叙述如下。
一　虚老的年龄
虚老的年龄，依自述《年谱》为百二十岁，这是在“云门事变”后虚老自述的。但在“自述年谱”以前，虚老的年龄，在佛教界一直是个谜。如幻生《沧海文集》卷中(页三九五——三九六)说：“他的戒弟子优昙，在香港当面请问过虚老，而虚老却没有明确的答复，却将问题岔开了”。其实，不但一般的弟子，就连受命编定《云门山志》、《年谱》的岑学吕也不知道，如《年谱》(页一三八)“附记”说：
“师之年龄，向不告人，杜生疑谤也。予以辛卯（一九五一）编《云门山志》序中，约计师为一百有六岁。志刊成，师再以《年谱》嘱编，计其年当为一百十二岁矣。附记于此，以正山志序年龄之误”。
“手定年谱”的年龄，是确实的吗？胡适之早已怀疑了。我在虚老自己的诗文中，发现有少十年，也就是百十岁的可能，提出来贡读者参考。
一、《传略》(四四〇页)引《联芳集》说：
“不慧继席，又经七年，愧无大建白，而波折之经屡矣。行年八十，还乡日短。……佛应世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乙亥夏历五月朔。住山幻游老人虚云，识于圣箭堂中（时年九十六岁）”。
《传略》引文中的（），是《传略》编者所附加的。“时年九十六岁”，是依百二十岁说而推定的，与虚老《联芳集》所说不合。虚老出家、受戒，都在鼓山涌泉寺，对出家人来说，鼓山是他的家乡。民国十八年，他回鼓山，任涌泉寺住持，二十四年离职，只有七年，所以说“又经七年”，“还乡日短”。虚老明说“行年八十”，可论定他在民国十八年（还乡），已是八十高龄了。这样，到四十八年示寂，是高寿百十岁了！如把“行年八十”，解说为辞去鼓山住持那一年（二十四年），那就只有百零四岁了。这是不太可能的！
二、《传略》(四四五——四四六页)在虚老住持鼓山时期，附有虚老的两首诗：一是〈别鼓山四十余载始回感赋〉：“久与家山别，今来发已斑”；二是〈还鼓山访古月禅师〉：“卅载他乡客，一筇故国香”。“四十余载”与“卅载”，显然是矛盾的。这两首诗，决不是虚老回鼓山任住持时的写作，因为古月禅师，“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己未七月”圆寂了(《传略》四三一页)。依《年谱》所说，虚老出家、受戒后，住山洞及任鼓山职事共七年。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起，离鼓山而修苦行、参学他方而去。到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因鼓山妙莲和尚示寂，虚老初次回鼓山，参与荼毘典礼。从一八六七到一九〇七，是四十一年，这就是“别鼓山四十余载”的意义。古月禅师曾任鼓山住持，是一位专修禅坐的苦行僧，有不少神奇事[A3]迹的传说。虚老在鼓山任职事期间，《年谱》也说：“山中有古月禅师，为众中苦行第一，（虚老）时与深谈”(七六页)。这次久别归来，“还鼓山访古月禅师”，也是理所当然的。“别鼓山四十余载”，为什么说“卅载他乡客”呢？依我的理解：诗中的“卅载他乡客”，是当时的实情，而诗题的“四十余载始回”，是经过后来改定的。同时的写作，而时间相差了十年，这与虚老住持鼓山，而说“行年八十，还乡日短”，不是恰好相合吗！
依虚老的诗文，推论他的实际年龄，极可能是百十岁。
二　虚老住持鼓山的法务与人事
虚老住持鼓山期间，对于禅、戒律、佛学——法务方面，有推动振兴的理念，如《年谱》(八六——八七页)说：
“礼请金山霞后堂为首座，兼主持禅堂。请苏州灵岩慈舟法师主律院；慈法师深究律宗，弘扬净土，皆巍然法门龙象也！又创办佛学社，以造就年青学子”。
“佛学社”应该是“佛学院”的笔误。虚老这番振兴佛教的理念，虽没有什么成就，但到底是难得的！这一部分，《传略》(四四五页)写作：
“设立佛学院：为造就僧才，阐扬教法，礼请金山寺月霞禅师(21)来寺担任首座，兼主持禅堂；苏州慈舟老法师来寺主持律院；宗镜、大醒(22)、印顺(23)、心道(24)等法师为教授”。
《传略》将禅、律、佛学——三者，统一在“设立佛学院”的标题下，是明显的误会了。他广引参与法务的法师，并附以注释，却造成了更多的错误。民国二十年秋季，鼓山成立佛学院，我也住了一学期。对当时的人事，也知道一些，不妨一一的写出来，以纠正《传略》的谬误。
一、霞后堂，《传略》写作“月霞老禅师”；并依《佛光大辞典》、《中国近代佛教史》，证明月霞的事[A4]迹(四六三页)。月霞法师曾在金山等参学，但是清末民初一位弘扬华严宗的大德。民国六年，在杭州玉泉寺圆寂。虚老任鼓山住持，是民国十八——二十四年，怎能礼请民国六年去世的月霞来主持禅堂！其实，霞后堂是别有其人的。我在鼓山那年，该是十一月初吧！霞首座来佛学院，向心道法师辞行。说到：他存著希望来鼓山，但非常不满鼓山禅堂的风气，自己无法改善，又不能向虚老辞职，只能不辞而别——“溜单”而去。他就偷偷的去了；不知他到了那里。
二、慈舟法师受月霞老的[A5]启迪，所以“教宗华严”，但他行在戒律、净土。慈老的确到了鼓山，但因缘不成熟，没有能成立戒律学院。《年谱》(八三页)在民国二十年下，说到“办戒律学院”，其实是成立“涌泉佛学院”的误传。他也没有在佛学院讲课。
三、宗镜法师，湖北人。民国二十年，他是涌泉寺的监院，没有参与学院的教职。
四、大醒法师，是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的代理院长。民国二十年夏，鼓山宗镜监院，代虚老来厦门闽南佛学院，礼请大法师任涌泉佛学院副院长，人事全由大法师安排。大法师为了成立涌泉佛学院，曾去鼓山二次，但没有任教职。
五、心道法师：《传略》编者，不知心道是谁，从《佛光大辞典》、《释氏疑年录》，找到了宋代的心道（一〇五八——一一二九），附入“注[24]”(四六六页)，作为鼓山佛学院教师心道的事[A6]迹。民国与宋代，距离八百多年，怎么可以糅合为一呢！我所知道的民国心道，是湖北人。闽南佛学院甲班毕业，与来台的默如、戒德，是同班同学。宗镜监院来闽院，心道以同乡相识的关系，也出来招待；大法师也就推介他去鼓山，任佛学院教务主任。他离鼓山后，去西北弘法，如《民国佛教大事年纪》说：
民国二十五年：“心道等成立青海佛教居士林，请太虚法师任导师”(一八二页)。
民国三十一年：“心道法师赴宁夏讲经，并接任承天寺住持”(二二六页)。
这才是涌泉佛学院教务主任——心道的事[A7]迹。如《传略》再版，似乎可以参考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