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衣染色的论究——为服色统一运动而写——[A1]
一　袈裟是什么
台北诸山新年团拜，发起了僧侣服色统一运动，这是佛教界的一件好事！研究小组发表的〈中国僧侣服饰统一颜色商榷书〉，说我国的僧服，“都是在家人服色，我们不宜于穿用，有违佛制。……应当同南传比丘僧服颜色一样”。圣严法师的〈正法律中的僧尼衣制〉，也依律制而有所说明。但律制难明，衣色还值得研究，所以我也来略加论列。
僧众所穿三衣，一般称之为袈裟（Kāṣāya）。本来，衣的通名是支伐罗；僧衣的别名是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习惯的称僧（三）衣为袈裟，义净以为：“北方速利诸人，多名法衣为袈裟，乃是赤色义（不尽然），非律文典语”（《寄归传》卷二）[A2]。其实不然，以袈裟为法衣的代名，是全佛教的公意，《法句经》，《长老偈》，早就这样称呼了。袈裟是一种颜色，如唐慧苑《音义》（上）说：“袈裟，此云染色衣，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A3]。玄应《音义》（卷一四）也说：“袈裟，此云不正色”[A4]。佛制僧衣，不得用印度俗人的白色，又不得用纯青纯黄等正色；称为袈裟，所以说“染色”、“不正色”。袈裟音为 Kāṣāya，与浊 Kaṣāya 音相近，所以或解为浊色。到底是什么颜色？佛世并无一定。佛灭以后，那就要看习惯使用的颜色而定了。如北传（有部）说袈裟是赤色（汉译《善见律》，说末阐提“著赤色衣”，巴利原语就是袈裟）；南传（铜鍱部）说是黄色（或译袈裟为“黄金色衣”）。
二　二类僧衣
说到服色，先要知道僧衣的二大类。一、粪扫衣：从垃圾堆、坟墓等处拾来的，早就沾染污渍或脓血的废布，洗洗补补，缝成衣服，名为粪扫衣。佛与弟子们，起初都是穿这种衣的。这种早就沾染杂色的粪扫衣，无论怎样的洗染，总是浅深不一，无法染成一色，所以粪扫衣是可染而不一定要染的。僧服的袈裟——染色、杂色衣，是从这样的服色而沿习下来的名词。二、居士施衣：自从耆婆童子供养贵价衣，佛开始许可僧众接受居士们布施的衣（布）。印度在家人习用的是白色，这当然要经过染色，才可以穿著。说到这里，有一论“三种坏色”的必要。在《波罗提木叉》中，说到比丘如新得衣服，要作三种坏色。[A5]各部律典对于三种坏色的解说，分为二说：甲说，三种坏色是“点净”；乙说，三种坏色是“染净”。
三　坏色是点净
甲说，以化地部的《五分律》（卷九．波逸提七七）为例：“若比丘新得衣，应三种色作帜，若青、若黑、若木兰”[A6]。佛制戒的因缘，是由于某比丘的衣服，与外道及其他比丘的衣服，堆集在一起，无法辨认。所以佛制：如比丘得到了新衣——全新的，或新近得来的，要以这三种色，在衣上作一标记（大小有限度，也不能作图画）。这就是“点净”（净是许可的合法的意思），也叫“坏色”。“作帜”，可见这并非僧衣的染色，而是作一标记，以便分别。作这样解说的，还有南传的《铜鍱部律》（〈大分别〉波逸提五八），大众部的《僧祇律》（卷一八．波逸提四八），摩偷罗（旧）有部的《十诵律》（卷一五．波逸提五九），《萨婆多毘尼毘婆沙》（卷八．波逸提五八）。依铜鍱部律的觉音释，这是在衣角上点色。《僧祇律》说：“当作点坏色衣”[A7]。《萨婆多毘尼毘婆沙》说：“一切如法不如法衣，不作（点）净，著者波逸提”[A8]。“五纯色衣，不成受持（不如法衣），若作三点净著，得突吉罗”[A9]。这是说：不点净的波逸提；颜色不如法的突吉罗。与《僧祇律》点净，染净的分别，完全一样。《十诵律》也说得很明白：如新衣是青色的，应以泥色、茜色来作净；泥色的衣，应以青色、茜色来作净；茜色的衣，应以青色、泥色来作净；如衣是黄色、赤色、白色的，那就应以三种色来作净。这决非在各种颜色（黄赤等色，都不是纯色，纯色应先染净）的衣服上，用三色去染成坏色，而是以三种坏色作点净。
四　坏色是染净
乙说，是法藏部的《四分律》（卷一六．波逸提六〇），迦湿弥罗《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卷三九．波逸底迦五八六）的解说。此外，还有《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六），《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一二．波逸底迦五八），《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颂》。说到制戒的因缘，是因为比丘们“著白色衣（在家服色）行”。所以《四分律》说：“坏色者，染作青黑木兰也”[A10]。《根本有部律》也说：“染坏色者，谓坏其白色”[A11]。《毘奈耶颂》说：“新衣谓是白……染色号袈裟”[A12]。论到染净与点净时，《四分律》说：“得新衣，不染作三种色……著余新衣者波逸提”[A13]。“不作（点）净，畜者，突吉罗”[A14]。以不染坏色为波逸提，不点净为突吉罗，与甲说恰好相反。
五　应用何种染色
僧衣应该染色，不能用白色，是各部公认的。但应用什么染色呢？依甲说：如《五分律》（〈衣法〉上）说：“青黄赤黑纯色……应浣坏好色，更染而著”[A15]。《铜鍱律》（〈小品．衣犍度〉）说：“著真青衣，真黄衣，真赤衣，真茜色衣，真黑色，真红蓝色（胭脂色）衣，真落叶色衣者，突吉罗”。《僧祇律》（〈杂跋渠〉六）说：“不听著上色衣……真绯（大红），郁金染（大黄），红蓝染，青染，皂（黑）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A16]（许可）。《十诵律》（〈衣法〉上）说：“真青衣及真黄、真赤、真白……比丘不应著”[A17]。这可见染色方面，只是禁止大红、大黄等上色（五大色、五纯色）。依《十诵律》，知道衣色有青、泥、茜、黄、赤、白等色（这都指非上色而说）。这只是禁止一些上色（还有绮锦、斑色衣等，各家都不许穿），其他的染色，就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依乙说，那染色就规定为三色。即使规定为三色，僧衣也没有统一的服色。依据律制，僧衣（袈裟）的服色，就是这样（南传的律典也一样）。
法定的坏色——三种色，各部律一致，只是译名小不同而已。旧译的《鼻奈耶》，作青、皂、木兰。《五分律》，《四分律》，《僧祇律》，作青、黑、木兰。《十诵律》作青、泥、茜。义净新译的《有部律》及《律摄》，作青、泥、赤。(一)、青色，这并非真青色。依《大众律》（卷一八）说，有铜青（青而黑的），空青及长养青，长养青即蓝靛。(二)、黑色，或作皂色、泥色（《僧祇律》也以泥色来解说）。我国丛林习用的墨色，及浅深不等的灰色，就近于这一类。(三)、木兰色，或作茜色，赤色，巴利语为 Kalasamam，这是带有黑色成分的赤色，赤多黑少，就是绛色。黑色深一些，就是缁色。这三类如法的染色，都不是正色，而且也不许带有光泽。
六　点净与染净
同一条戒，而甲说是点净，犯者波逸提；染色不如法，突吉罗。乙说是染净，犯者波逸提；不点净，突吉罗。二派的解说不一，判罪的轻重相反。佛制是不会两样的，这无非学派分化，由于环境习俗不同而引起的差别。就事论事，甲说应该合乎佛的意思。点净，在衣上作一标记，这有多大意义，而判不点净的犯波逸提呢？在佛的时代，关系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的服色，并无严格规定（只是不用白色）。彼此的衣服，无可辨认，如不能确认而随便拿一件，拿错了是犯盗戒的。如拿了而有人来争取，说不出证据，结果是徒然的纠纷，甚或自取其辱。如因不能确认而不敢拿，那就自己失去了衣。在古代，物资并不丰富，衣服的得来是并不容易的。而且失去了，又要去乞求，又是一件难事。这含有道德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关系，所以佛特立点净的制度。至于颜色（佛是不会想到统一的），即使不大如法，多也不过引起讥嫌而已。所以染色不如法，是突吉罗罪。从当时的环境去了解，重点净而轻染净，是有充分理由的！
说一切有部，本以摩偷罗为中心（用的是《十诵律》），发展到北方。在北方，又以迦湿弥罗为中心而向外发展；所用的律，就是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法藏部的化区，玄奘传说：乌仗那国有法密（即藏）部（《西域记》卷三．《慈恩传》卷二）。乌仗那在印度西北边省的 Swat 河流域，今属巴基斯坦。义净的《寄归传》（一）也说：法护（即藏）部“唯乌长那国，及龟[A18]兹、于阗杂有行者”[A19]。据《萨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五）说：“罽宾有二种僧：一萨婆多，二昙无德（即法藏）”[A20]。可见法藏部与有部，在北方的化区相同；所以解说三种坏色为染色的见解，也就一致了。三色，为法定的如法色，以三色来染衣，是自然的，合理的。如（甲说的）《萨婆多毘尼毘婆沙》，也就以三色为如法的染色。这样的情形，在佛教及社会上，渐成为公认的僧侣服色，也就取得了与外道及一般衣服的辨别作用。如法（三）染色的僧衣，不但不会被误认，盗贼也不会要，拿去既不好穿，也卖不了，当不了。僧衣染色的对外辨别，是明显而经常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仅有对内（比丘）辨别作用的点净，自然的成为次要。现代的南传比丘，染色的重要性，事实上也重于点净了。律文（成文法）的三种坏色，本没有明说是点是染。而“波罗提木叉”的解说，以及“犍度”，起初都是僧团中的习惯法，传说下来，所以出入较大。佛教界以三色为染色的多了，凭这样的染色，就有辨别作用。这在传统不深的北印（佛灭一百余年才流行起来），学者就不自觉的重视染色，而以三种坏色为染净了。律制，本是渊源于佛制，在适应环境的僧团中发展完成的。如以我们现在的处境来说，也一定重于染净。所以迦湿弥罗有部与法藏部的解说，可说不合古旧佛制。但从现实的意义来说，也许更适合些。
七　金黄色衣
南传佛教国的金黄色衣，研究小组诸公，把他看作律制；圣严法师似乎对之有点困惑。我也没有什么研究，姑且解说一番。金黄色衣，汉译《中含》确有“瞿昙弥持新金缕黄色衣”[A21]供佛的记载，但与此相当的南传《中部》（一四二《施分别经》），及宋施护译的《分别布施经》，都没有说金黄色，而只说是新㲲衣。然而，金黄色衣是有根据的。南传《长部》（一六）《大般涅槃经》，说到佛在涅槃那一天，有名叫福贵（Pukkusa）的，以金色的细绢衣一双，奉上世尊。佛受了一件，要他把另一件供养阿难。阿难将金色绢衣，披在世尊身上。佛身的金色光辉，特别显现出来。这也是汉译《长含．游行经》，《佛般泥洹经》，法显译《大般泥洹经》所说。有部律《杂事》（卷三七）也说：“新细缕黄金色㲲”[A22]，当时“以刀截缕”[A23]（截缕净）而著。这件黄金色衣，传说很普遍，中国不是也有金缕袈裟的传说吗？这不但是黄金色，而且佛当时就穿在身上。四阿含经是声闻各部共诵的，但上座部特重《长阿含》，南传佛教就是自称上座正宗的一派。所以《长阿含经》所说的黄金色衣，在这一学派中，是会特别受到重视的。
巴利文典的四尼柯耶“与四阿含相当”，毘奈耶，对黄金色衣，与汉译一样的，还没有受到注意。而《小部》（俗称《小阿含》）教典，对金黄色衣是相当重视的了。《小部．本生经》（一五七）说：拘萨罗王的宫女，以五百件衣（布）布施阿难。阿难分给同门弟子，染色而又割截成“如迦尼迦（karṇi-kāra）华色”的袈裟，著了去见佛。迦尼迦华，是黄色而又非常光彩的华。又《小部》的《小义释》，说到十六学童，都著黄色（pāṇḍu）的袈裟而出家。《本生经》与《小义释》，集出的时间迟一些，但足以说明，金黄色的袈裟，在南传佛教中，早就受到重视了。《本生经》（一七二）的又一传说，极有意义。如说：瞿迦梨在大众中，升宝座读经（说法）时，下著乾陀拘罗尼咤（kantakuranitta）草色的袈裟，上著迦尼迦华色（纯黄色）的上衣。乾陀拘罗尼咤色，大概就是乾陀色（kantaka），是深黄带赤黑的袈裟色。所著的上衣，著在外面的，就是鲜明的黄色衣。从这一传说可推想为：渊源于佛曾受著的金黄色衣（阿难也有一件），受到一般的尊重。这种金黄色的法衣，起初是少数上座，及升高座读经说法时穿著的（如中国的大红祖衣，是住持主持法事，法师讲经所著的一样）。由于受到世人的尊重，普遍化而成为这一学派的特别服色。如以佛制的袈裟色，三种如法色来说，纯一的黄色衣，是“于律无稽”。但传说佛曾受著，而在佛教的发展中，建筑，庄严，衣服，一切都著重端庄严丽，起人信敬，黄色衣也就演化为南传僧团的庄严服色了！我觉得，律制的“如法如律”，是并不容易论定的！
八　印度僧侣服色不同
佛世僧众的服色，已如上说。佛涅槃后，印度佛教由僧伽的弘扬而广大起来。印度僧众所著的法衣，是什么颜色？西元七世纪（后半），义净三藏从印度传来的僧制，专宗说一切有部。说到僧服的染色时，这样说：“出家衣服，皆可染作乾陀。或为地黄黄屑，或复荆蘗黄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量色浅深，要而省事”（《寄归传》卷二）[A24]。又在《百一羯磨》（卷九）中说：“乾陀色，梵云袈裟野，译为赤色”[A25]。可见这是赤多黄少的染色。西元七世纪前半，玄奘从印度传来的报告是：“色乃黄赤不同”（《西域记》卷二）[A26]。据玄奘所见，那揭罗曷国保存的“如来僧伽胝袈裟，细㲲所作，其色黄赤”（《西域记》卷二）[A27]。梵衍那国所见的，阿难弟子“商诺迦缚娑（即商那和修）九条僧伽胝衣，绛赤色”[A28]。这虽不足证明佛与商那和修的服色，但可代表当时北印度的袈裟色。玄奘所见的“黄赤色”，“绛色”，“赤色”，就是义净所传的“赤色”，“黄赤和色”，不过黄赤的成分，多少不同些而已。西元六世纪中，真谛三藏传说：“袈裟，此云赤血色衣”（玄应《音义》卷一四）[A29]。这都是一切有部的服色。至于玄奘所传，赤色以外的黄色，应该就是南传佛教的金黄色了。
请注意一项事实！有部律虽以青、泥、木兰为如法的染色，但事实上已统一为赤色（微带黄黑）。同样的，上座系的《铜鍱部律》，只是除去正色，并未限定三衣的服色，而事实已统一为金黄色。僧衣服色的统一，并非表示全佛教的统一，反而是表示了宗派的对立。自声闻学派分化以来，不但义理与修持方法，都有些不同；受戒、安居、布萨，甚至衣食住等生活习惯，也都是各有家风。同一宗派，同一律典，同一服色（后来宗派多了，就不一定如此），这是铜鍱部与有部的事实，明白告诉我们的。因之，在西元二、三世纪时，传闻印度律分五部的服色不同，我是相信的。《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说：萨婆多部著绛色，昙无德部著皂色，迦叶维部著木兰色，弥沙塞部著青色，摩诃僧祇部著黄色。《舍利弗问经》也说到五部服色不同，但说萨婆多部著皂色，昙无德部著赤色，与《大比丘三千威仪》说相反。然而事实所见，萨婆多部确是著赤色的，所以应以《大比丘三千威仪》说为正。律分五部，是北方佛教的实际情形，所以没有说到南方的铜鍱部。我们没有事实可证明大众部不著黄色，所以对此五部的服色不同，不容怀疑。这一节，我要说明一点：古代僧侣的服色统一，并非全佛教的统一，而正代表宗派的对立，各有家风。现在南传佛教的一色黄，并非律制；并非全佛教的服色应该这样，而是说他们——锡兰、缅甸、泰、寮、高棉的佛教，属于同一宗派（上座分别说系铜鍱部）。所以，中国佛教是否“应该同南传比丘僧服颜色一样”，还值得讨论！
九　中国僧众服色沿革
中国佛教，与北印度及西域的佛教，有特深的关系（晋宋间，始渐接触中印的佛教）。起初，出家者的名字，都加上师长的国名，如于、支、竺、安、康、白（龟兹），什么都随师学习，服色当然也跟著改了。其中北印度最盛大的学派，有部僧侣来中国的最多，也就与我国初期佛教的关系最深。《大宋僧史略》（卷上）说：“汉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梨”[A30]。这应是据《牟子理惑论》的“披赤布”而说。这是说一切有部的服色，但在中国，僧侣穿“缁色”，早已为社会所公认。缁色是“紫而浅黑”[A31]，“浅赤深黑”[A32]；如黑色再多一些，近于黑色。所以说到在家与出家，就说“缁素”、“缁白”、“黑白”。在北方，罗什的时候，已经如此。如姚兴令道恒、道标罢道说：“苟心存道味，宁系白黑”（《弘明集》卷一一）[A33]？一直到北周时，还因“黑衣当王”[A34]的谶语，引起破坏佛教事件。在南方，宋文帝时，慧琳作《黑白论》；人称慧琳为“黑衣宰相”。这都可为那时的僧侣，都著缁色衣的证明。梁简文帝作〈谢敕赉纳袈裟启〉（《广弘明集》卷二八），颜色是“郁泥”[A35]，似乎也是缁色。这种缁衣，实从有部的赤衣演化而来。赤衣并不是大红，也是红中带（黄）黑的。黑少红多，那种深红（被喻为血色）的颜色，可能不为中国僧众所欢迎，所以加深黑色，成为缁色。依律制，这是如法的染色，似乎比有部的更好些。不过，中国的僧服，不可能统一。律部传来了《四分》、《五分》、《僧祇》、《十诵》；五部服色不同，也传闻于中国了。在印度的声闻学派，不但律制（寺院组织，衣食制度等），就是义理、修持，都各有特色。在中国，一方面是大乘盛行，一方面是缺乏一贯坚定的宗派意识。所以，会随西来的服色不同而改变；也会探求律典，自行决定。缁白、黑白，虽成为公论，而据《僧史略》（卷上）：“后周忌闻黑衣之谶，悉屏黑色。著黄色衣，起于周也”[A36]（时在西元六世纪中）。缁衣外又多一黄衣，但不知是否如南传一样的黄色！
“满朝朱紫贵”，正红与紫色，是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的服色。据《事物纪元》：唐武后时，法朗等译《大云经》，并赐紫袈裟。这种赐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宋代。紫色不属正色，虽西方僧众很少穿他，但也不违律制。唐时，印度佛教，除了黄色外，已统一为赤色。《四分律》南山宗的道宣律师，在《释门章服仪》中说：“木兰一染，此方有之。赤多黑少，若乾陀色。……今有梵僧西来者，皆著此色”[A37]。可见他虽然推重法藏部的《四分律》，而服色却顺俗而同一切有部。不过，三坏色中的木兰，其实与赤绛并不相同（参五部服色可知）。木兰色不如赤绛色的深红，反而是黄赤杂和而带黑色，也可说近于中国的缁色。尽管中国谈律，以后都说南山，而服色却并不尊重道宣的规定。到宋初，从赞宁的《僧史略》看来，僧侣服色，到处不同（也许是唐末衰乱，彼此割据所造成的不统一）。如说：“今江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时有青黄间色，号为黄褐，石莲褐也。东京（汴京）关辅，尚褐色衣。并部幽州，则尚黑色”[A38]。正黑色，赞宁也说是不如法的。大概是误解“缁白”、“黑白”的本意，以为缁色就是正黑色吧！
元世祖时，“赐讲经僧红袈裟”（《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一）[A39]，可说是大红祖衣的来源。到明初，国家对佛教有一番整理的意愿，曾分僧众为三类：禅僧、讲僧、瑜伽僧（密宗、应赴僧）。规定为：“禅僧衣黄，讲僧衣红（承元制），瑜伽僧衣葱白”。明代重禅，也重黄色。旧有佛著金缕衣的传说，而黄色又是王家的服色。所以不但规定禅僧衣黄，太祖还赐遂初法师“金缕僧伽梨”；成祖赐雪轩禅师“金襕衣”（《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卷三）[A40]。然而，这些已早成陈迹！现在服色纷乱，虽不一定“有违律制”，但如能统一服色，表现中国佛教的统一，到底是一件好事。至于什么颜色更适合些，那应该要在尊重律制，尊重传统的原则下，而后审慎的决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