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
佛教在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以前就已传入我国内地,但其初曾否翻译经典,现在[A1]却很难稽考了。西晋以来,由汉明求法故事的发展而有了最初译出《四十二章经》的传说,流行至今,虽屡经学者考证它的虚构,而一般人仍然信以为真。因此,这一有关中国佛教历史的《四十二章经》年代的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在这里,且来简单地说一说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预先要说清楚的,在梁代之前出现的《四十二章经》始终只有一本,即是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著录的一本,也就是现存各种宋版藏经所收的本。这对后来屡经改窜的各本而言,可以称为“原本”。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记载有支谦重译的《四十二章经》,说是见于《别录》,又说它和摩腾所译的小异,这些都是长房玩弄的玄虚。不用讲《别录》里所有支谦译本都已被僧佑收入《出三藏记集》更无遗漏,而且在长房当时明明只存所谓支谦译的一本(见《历代三宝记》卷十四《小乘经入藏目》),又何从作此比较?这正同长房也说支谦所译《赖咤和罗经》是第二出,和支曜译本小异,而根本就没有支译一样的凭空结撰,不可置信。
从原本《四十二章经》的体裁上看,它的确是种经抄,它所从出的大部又是何经呢?这看它各段都只短短的几句,称之“章”,又各段开头常常加上“佛言”字样,则和支谦译本《法句经》以颂为章且说是“撰集佛言”的形式十分相似,就很容易明白那大部应该是《法句经》的一类。我们再用《法句经》的各种汉译本来对照,又发现《四十二章经》整整三分之二都同于《法句》(参照文末附录的对照表),就称他为“法句经抄”也决不会有多大的错误。
明白了《四十二章经》的性质以后,它的年代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先从它依据的《法句经》梵本说起。《法句》梵本原有略中广三类,这当于支谦《法句经序》所说的五百偈、七百偈、九百偈(后来更发展为一千偈以至一千五百偈)。五百偈是原型,其余则经过法救改订而为各部派采用之后多多少少加以变化了的。法救改订本的特征最显著的是补充内容而增加了品目(原有二十六品,改订后加到三十三品乃至三十九品),其次则“录其本起,集而为解”(僧叡《出曜经序》语)成了“譬喻”的体裁。现在从对照表上看,《四十二章经》所据的《法句》就具备这些特征(如表中一、二、四、一三、一七、二五、二六各项都出于增加的新品,一七、二一两项更属于本起之类),足见其为法救的改订本无疑。法救和迦腻色迦王同时,活动于公元第二世纪中叶,经他改订过的《法句》传来汉土,至早也应在汉灵帝的末年了。
《四十二章经》之为经抄,并非印度现成的结构,而是从一种汉译《法句经》随意抄了出来,所以显得那样凌乱、疏漏,毫无印度著述所常有的精严风格(这像《瑜伽师地论》卷十八、十九所收《法句经》二十八颂节本,便是结构整然,迥不相同)。从前有那一种《法句》的译本存在,可以由《法句经序》所说而知。序说“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文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这表明了距离维祇难译出五百偈本不远的汉末,曾经有过改订本《法句经》的翻译,而它的译文浑漫正是通过《四十二章经》所能见到的面目。像它用散文改译颂句,使人迷离莫辨,又随处敷衍解释,这非浑漫而何?至于葛氏其人,名字虽不见经传,但很可能是昙果。这不仅“葛”“果”两字声音相近,并且昙果为汉末唯一传来法藏部经本的人(他所传《修行本起经》即是法藏部本),而从《四十二章经》上见得那部《法句经》所有的部派特征(如第八章所表现的“布施依施者得清净”,又第九章所表现的“施佛果大”等),恰恰证明它正是法藏部的传本。
至于从汉译《法句经》抄出《四十二章经》的年代,这可在经录上找到线索。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说《四十二章经》最初见于“旧录”。此录在《出三藏记集》中引用极多,而又对道安经录特称旧录,应该是安录以前最流行的一种。再看它记载的译籍只到晋成帝末所抄集的《譬喻经》为止,又特别著录竺叔兰的译经《首楞严》二卷,这和《高僧传》卷四所说支敏度于晋成帝时著译经录流行于世,以及兰译《首楞严》仅见于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等事实相符合,可以断言旧录即是支敏度的《经论都录》。由此限定《四十二章经》抄出的最低年代不得迟于支录著成之年,即成帝末年(公元三四二年)。又关于汉明求法故事的最初记载,现在见得到的是晋惠帝时王浮《老子化胡经》中间所引的一段,但是它并没有提到《四十二章经》,经抄当在后出,所以它最上的年限不能超过惠帝末年(公元三〇六年)。就在这短短三十几年中间(公元三〇六~三四二年),有法炬等《法句譬谕经》的新译,它也带著抄译的性质。此时会有《四十二章经》的抄出,无疑的是受到它的启发。至于经抄作为汉明求得的第一部经典,这大概是从《法句经序》所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序,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这样的认识而来的吧。当然,这中间也有矫正《化胡经》中“写经六十万五千言”那种夸大其辞难以取信的用意。
旧录记载《四十二章经》特别加上“孝明皇帝”四个字,这说明经抄初出就有了声明来历的那篇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五)。但序文开头说“昔汉孝明皇帝”著了一个“汉”字,也无意间告诉人抄出时代之晚。旧录在《四十二章经》之外还记载有《五十二章经》,这也是旧译《法句经》的一部分,梁代虽说缺本(见《出三藏记集》卷四),但现今[A2]却在《处处经》里面发现了它。用来和《四十二章经》一比较,可见经抄当时就已做了一些修辞的工夫,所以使人读了会有“辞句可观”不似汉译的感觉。
我们对于《四十二章经》年代问题的推究即到此为止,另外,连带著两个问题还须略加解释:其一,汉恒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襄楷上疏里有“浮屠不三宿桑下”、“天神遗以好女”两段,和《四十二章经》第二章,第二十四章很相像,似乎经抄早就有了,但事实[A3]却不然。襄疏两段的意义并不完全和经抄相符,只是异常类似,而从此类似上也只见到它们有同出一源的关系而已。《法句经》的素材主要取自《增一阿含》,襄疏那两段也出于《增一阿含》(参照秦译本卷六、卷四十一)。在襄楷上疏时安世高就已有了《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的译本,所以疏文可以别有出处,而不必依赖《四十二章经》。其二,自序称汉末所著的《牟子理惑论》就已提到《四十二章经》,似乎经抄早应有了,但事实也不然。《牟子》一书的年代问题虽尚有讨论的余地,我们[A4]却很赞同一些学者已有的比较公平的看法。这就是,从《牟子》的自序里一些叙事(像交州牧弟的被杀等)和它文字上一些特征(像引《老子》而不及《庄子》,又避汉明帝讳称庄公为严公等)诚然可以使人相信它是汉代的作品,然而这些也是有意作伪者所能做出来,甚至必须如此做作出来的。至于它的内容取材于佛典译本的地方,则因为头绪纷繁照顾不周,就往往露出了马脚而不易掩饰。这像须大拏故事等,三国时代始见译传上,而它就已引用了。尤堪注意的,像说佛“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又说“佛道以酒肉为上戒”,这些乃是晋凉两译《涅槃经》陆续流行以后才有的资料,而它也引用到了,可见它的制作至早也应在刘宋初年(公元四二二~)。它提到《四十二章经》之处,只是抄袭经序,这对推论经抄的年代说来,关系就更加浅薄了。
附录:《四十二章经》、《法句经》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