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册
这两册收录的是古代韩国精研华严学的高僧均如大师的著述。卷末附有赫连挺的“均如传”，卷首则有韩国现代佛教学者金知见博士的“均如大师华严学全书解题”。
均如大师是十世纪时的韩国僧人。虽然他是一位卓越的华严学研究者，但是由于著作湮没不闻，因此，其有关华严学的研究业绩，长久以来一直不为世人所知。一直到本世纪，韩国学者在调查海印寺藏经阁所藏的高丽大藏经及其补版时，发现了“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十卷及卷末所附的赫连挺撰“均如传”一文。由该文所载，世人才对均如大师的业绩及其佛教思想有初步的理解。加上金知见博士的苦心钻研，均如大师在华严学上的价值才在学术界中确立下来。一九七六年韩国的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出版了金知见博士所编的“均如大师华严学全书”，更使均如其人的历史地位及著述，能够大白于世。
这是二十世纪亚洲佛教研究领域的重要发现之一，“补编”所收录的，就是金知见博士所编的这部书。至于均如大师其人及其著述的介绍，在第一册卷首，我们也转载了金知见博士的“均如大师华严学全书解题”一文（此文原为日文，中文由慈怡法师翻译）。该文对均如全书的价值、均如全书中所发掘的新资料、均如的著述，从均如所作的乡歌到华严经的复原等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请读者参阅。
第三、四、五册
这三册所收的是清代学僧道霈为华严经所编的注释书──“华严经疏论纂要”。华严经的译本里，以八十卷本最为完备。对八十卷本的注释，唐代的清凉澄观是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古德，其“华严经大疏钞”是八十华严极详密的注释，与贤首法藏为六十华严所作的注疏“华严经探玄记”，并为我国华严注书中之双璧。此外，李通玄长者的“新华严经论”，则是对八十华严注释之另辟蹊径的杰作，其不依循法藏义学的风格，恰可与澄观之书相辅相成。
清代学僧道霈熟玩澄观、通玄二者之书，而认为“疏钞则穷源极委，章分句析。不唯是此经标准，实乃如来世尊一代时教之标准也。论则广论佛意，会归自心，不唯是此经阃奥，实乃宗门之阃奥也。禅者喜读论而不知疏钞之广大精微，讲者喜读疏钞而不知论之直捷痛快，两者皆失之。”因此著手将“疏钞”与“新论”配列在华严经文之末，于康熙年间出版。其书就是这本“华严经疏论纂要”。
道濡的“纂要”出书后，在清代似乎未见盛行。因此到清末民初，其书已不多见。民国十八年，弘一大师游福建鼓山涌泉寺，发现其书，甚为赞叹，乃重印二十五部流通。并且将其中若干部赠送日本各寺院，颇为日本佛教界人士所称美。有关此事经纬，以及编者道霈的事迹，请参见第三册卷首的编辑说明。
第六册
本册所收的六种佛典，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南传佛教文献，此从第一种“南传长部经典”开始、到第五种“大发趣论注”为止。第二类是日本学者佐伯旭雅为“俱舍论”所作的注释：“冠导阿毘达磨俱舍论”。
这里所收的南传文献，版本取自普慧大藏经版。为求能容纳较多的经典，此处乃以四合一方式将版面缩小。内容大抵如次：
一、南传长部经典：自“梵网经”起，至“弊宿经”止，共收二十三部经。事实上，南传巴利三藏的长部经典共有三十四部经。所以此处之二十三经，并非长部经典的全璧。
二、南传中部经典：自“根本法门经”起至“呵魔经”为止，共收五十部经。南传巴利三藏的中部经典共收一五二经，所以此处所译，也只是原书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三、南传小部经典：此处收小部经典之“本生经”类经典，共一五〇经。所收份量也只是南传巴利三藏小部经典本生经类的一小部份而已。
四、泰国大藏经中之小部经：此为泰国大藏经中之小部经类的部份中译，包含小部经里的“小诵经”、“法句经”、“自说经”、与“如是语经”。这几类，与前一种本生经，都是南傅小部经典的一部份。
五、发趣论：巴利三藏的“发趣论”内容甚多，依日译本（南传大藏经五十至五十六册）所载，共有六册。此处所收，只是日译本第一册（“南传大藏经第五十册”）的中译。
六、大发趣论注：这是锡兰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论师觉音为“发趣论”所造的注释，日译本也附在南传大藏经第五十册“发趣论”第一册的卷末。
上列诸书，是南传佛典的首次中译。虽然份量距全部南传文献还相差甚远，但是我国佛学界能够意识到南传文献的重要性而不至于以其为“小乘佛典”而卑视之，则已是一大进步。收之于此，多少当能补充北传阿含部及论部佛典的不足。
最后一部“冠导阿毘达磨俱舍论”，是日本明治时代僧人佐伯旭雅为“俱舍论”所作的注释。该书以眉批、表、及附在本文中之夹注方式，融汇古今大德对“俱舍论”的看法，为“俱舍论”理出一部极为详尽的注解。对于有意深研俱舍学的人，这部书是相当实用的。因此，该书一出版，即风行日本佛学界。此次“大藏经补编”采用法藏馆版木，而以四合一方式付梓，希望能对国内研究者有所裨益。
第七册
本册所收，为十六部经论的汇合。这十六部佛典的性质并不一致。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中译南传经典：从南传转法轮经，到念安般经，加上卷末的阿毘达磨摄义论，这十一部书都是南传佛典。其中，只有巴宙所译的大般涅槃经与汤用彤所译的念安般经稍为长一些，其余诸经的篇幅都很小。而且，它们或出自小部（如：吉祥经）、或出自长部（如：大般涅槃经）、或出自中部（如：念安般经），所属的经典部类并不全同。辑录这些经典于此，原因固然是由于它们皆为北传藏经所未收。但是其中也有本身即颇具重要性的，像大般涅槃经、法句经、念安般经即都是研究原始佛教的重要资料。此外，卷末的阿毘达磨摄义论是综括南传佛教思想的入门要籍，也不可忽略。
二、中译藏文佛典：这是指法尊法师所译的随念三宝经、与贡噶上师所译的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经。这二书都附有注释。随念三宝经是初学佛者的入门书；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经则是般若心经的新译，此一西藏传本，颇可与心经之其他十余种不同译本对勘，对了解般若系经典的义理应有裨益。
三、日本佛典：这是指古代日本学者用中文所撰的佛典，此处仅收毒语心经一书。该书又名毒语注心经，原为十八世纪时日本禅宗名僧白隐慧鹤为心经所作的禅宗式注释。后来又有南天棒邓州（即“中原邓州”）的提唱（“提唱”谓提示宗旨、大要）。此处所收，即南天棒邓州的提唱本。
四、我国近代大德的佛经注疏：计收金刚经讲义及阿弥陀经注释会要二书。前者为民国以来注释金刚经的名著，后者对阿弥陀经的内容有详细的解说，也值得注意。
第八册
本册共收四种佛典，都是与戒律有关的资料。前一种是大小乘共通的比丘尼戒本注释，后三种则都是有关大乘戒律的典籍。
戒律为三学之首，是佛教徒行为的指针，也是维系僧团秩序的规范，其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出家戒律（即小乘戒），渊源于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且发展于南传及北传佛教圈。而大乘戒则为出家在家所共受，仅在北传佛教中流衍，而为南方佛教所排拒。
我国是一个大小乘戒兼行并用的佛教地区。其中，出家戒在唐代以后专弘四分律，而大乘戒则用梵网戒本。此处所收四书中，第一部即属四分律，而其他三部大乘戒典籍，则为与梵网戒本不同系统的大乘戒律典籍。
“四分比丘戒本注解”是香港佛莹法师为四分律比丘尼戒本所作的注疏。作者为此注书费时六年，以严谨的态度，旁征博引，乃撰成此一脍炙人口之戒律佳注。由于比丘尼戒条文较多，涵盖甚广，因此，读者如能细读此书，则不唯对比丘尼戒，即使对比丘戒，也将大体可以掌握其中的特质与精神。
第二、三、四部书，都是大乘戒资料。“瑜伽师地论戒品纂释”是瑜伽戒本的疏释。“菩提正道菩萨戒论”与“菩萨戒品释”原著是宗喀巴大师的同一部著作，为汤芗铭居士与法尊法师的不同译本。我国虽然一向盛行梵网戒本，但是要了解大乘戒的根本精神，这些资料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九册
我国译经史上所传译的经典，大多属于印度大乘中期以前的佛典。至于大乘后期的佛书，则为数甚少。印度大乘后期的佛教发展，有两大潮流，其一为思辨系统，此即包含认识论与论理学的因明学，其二即密教，尤其是晚期的金刚乘与时轮乘。这两大潮流的典籍，在中国佛典传译史上的份量颇为不足。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项缺憾。
本册所收诸书，都是民国以后的新译，各书时代虽非尽在大乘中期以后，但绝大部份都是印度佛教思辨系统上的要籍，稍可以补充我国旧译之不足。这些书大体可以划归下列几类：
一、“中观学派”类：七十空性论、入中论、中论略义、中论文句释等书。
二、“瑜伽行派”类：现观庄严论、辨法法性论、摄大乘论、三自性论、集量论、安慧三十唯识释、正理滴论、释量论等书。
三、其他类：大乘修心七义论释。
印度的大乘佛学思想，主流为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两大系统。本册所收诸书即多属于这两系。其中，中观学派的七十空性论、入中论；瑜伽行派的现观庄严论、辨法法性论、集量论、正理滴论、释量论等书，都是甚为重要而为大正、卍续等藏经所未收的佛典。在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有相当高的应用价值。
在这些书中，像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正理滴论与释量论等书，都是近代西洋及日本之佛教学者所至为重视的。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这些书是知识论与论理学方面的核心要典，它们的作者陈那与法称，曾分别被欧洲学者如：彻尔巴斯基（Th. Stcherbatsky）等人比喻为印度的康德，用以称誉他们在知识论上的成绩。由这些著作，乃使今人了解印度佛教不祇在神秘层面震古铄今，而且在思辨层面，也有不凡的成果。一向在思辨层面不曾充分发挥的中国佛教徒，对这些书也许更应该多加注意吧！
第十册
本册所收诸书，都是晚近新译的西藏系佛典。
西藏佛教承继印度大乘及密教的主要义学及修法，加上其本土文化的制约及西藏大德之创新，乃形成一种为世人称为“喇嘛教”的独特佛教型态。这种极具特色的佛教，从十九世纪以来，逐渐被欧美人士所重视，直到今天，已经成为国际佛教研究圈内的一大显学。
西藏佛教的特色，至少有下列几点值得一提：其一，西藏文大藏经容纳了甚多晚期大乘及密教的佛典，这些书的梵文原典在印度往往已经佚失，因此藏译资料便显得弥足珍贵，加上藏文佛典系以一种几近机械式译法从梵文译来的，因此其可信度甚高，要还原成梵文并不太难。其二，在义理传统上，西藏也传承了中观、瑜伽两大派教义及因明学传统。其三，在修法方面，西藏除了承受印度密教的传承之外，也有相当大幅度的发挥。红、黄、白、花等派的修持法，几可谓为与当代南北传各系佛教迥然不同的独特修法。
严格说来，汉地佛教与西藏佛法一向是不甚关涉的，元明清等时代，虽偶有西藏大德来汉土传法，但为数有限。一直到民国以后，由于大勇、法尊等人陆续入藏求法，以及西藏诺那、贡噶等上师来汉土弘化，乃使西藏密教在汉地有大幅度的传播。而熟谙藏文的大德，又陆续译出藏文佛书，于是，西藏佛教乃大为普及。
本册共收二十一部佛书，为法尊法师等人所译。其中，宗喀巴大师的著作较多。其他在修法方面，也有如大手印、大圆满等专著。因此，这二十一部书，所容纳的是西藏佛法中之义理与修持两方面的要典。熟读这些书，于西藏佛教的特质，当大致可以掌握。
此处所据以影印的各种原书，其大小尺寸并不一致。这里的编排顺序，系依原书版面的同异来类别，并不是依照各书的内容，谨此声明。
第十一册
本册共收八部书，其中，除了“安乐妙宝”属于东密范围之外，其他七书都是西藏系佛典。这七部书与“补编”第十册所收者都属于西藏系佛书。不同的是，第十册的二十一部书，内容都是教义或修持方法，而本册所收七书，则皆为历史典籍。
“七系付法传”与“印度佛教史”都是西藏佛教史家多罗那他（一译“达喇那他”）所撰。是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著作。其中，“印度佛教史”一书与布敦之佛教史齐名，并为当代国际学界所盛推。而“七系付法传”一书，则世之知者甚少，实则该书对印土密法之传承史，有简洁之叙述，甚为珍贵。
“印度佛教史”原名“圣法宝之圣国弘通次第之明示，生一切所愿”。全书内容，叙及印度、锡兰之佛教史，其中，对大乘后期与密教的叙述颇有可供治史者取资之处。因此，近世以来，该书陆续被译成德、日、俄等国文字。本册所收的中文译本，系王沂暖所译，虽系节译本，但重点大致皆已网罗。
莲华生、阿底峡（阿提沙）、宗喀巴这三位大师，可说是西藏佛教史上的核心人物。本册所收的“莲华生大士应化史略”、“阿底峡尊者传”、“宗喀巴大师传”等三书，是这三位大师的传记。其中虽然杂有颇为神奇的描述，但这类描述是西藏此类著作所常有的，与当地之信仰、习俗有关，故不足怪。
“木纳记”是密勒日巴尊者传记的旧译本。密勒日巴是西藏家喻户晓的苦行者。本册所收，为多杰格西译讲，张心若笔录。此外，“西藏王臣护法记”也是一部西藏史籍。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所撰，由郭和卿译为中文。（此处所收，为佛教出版社之排印本。承该社主持人广定大法师惠允转载此书及其他多种佛典，谨致以最深的谢意。又：该书原名为“西藏王臣记”，此处系沿用“佛教版”所用之书名。）
除了上述七部西藏系佛典之外，本册另收一部属于东密系统的佛书──“安乐妙宝”。此书对东密若干修法，有扼要简明的描述，是一部值得密教信徒活用的东密信仰手册。
第十二册
本册收辑的是两部有关洛阳伽蓝记的注释书，即周祖谟的“校释”以及范祥雍的“校注”。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抚军司马杨衒之的名著。内容记载当时洛阳一带之四十余所佛教寺院的相关掌故或史实。全书包含各寺院的兴建缘起、地势、风景、建筑规模，及有关的政治、社会传闻。因此，这部书不祇是研究北朝佛教史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有意研求北朝政治、社会、佛寺建筑、洛阳城建制等问题的学者而言，也是一部不可忽略的参考典籍。
除此之外，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大都是作者亲自闻见的事迹或掌故，所以可信度甚高，颇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加上作者文笔甚佳，全书之文章甚美，因此历来颇为文人雅士所爱读。四库提要（卷七十、“洛阳伽蓝记”条）即曾赞美书中文字云：“其文艳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本书自古以来，即有甚多不同版本。明清两代的刻本即有七种之多。其中以如隐堂刻本及吴琯所刻的古今逸史本为较古。后代所刻，多半依据这两种。四部丛刊三编的影印本，就是如隐堂本。大正藏本也据如隐堂本排印，而参校诸本，列其同异于每页下栏，颇具校勘学价值。
后世相传的这部书，在内容文字上有一大问题，此即为正文与子注之连写成文，混合难分。因此，初读其书者，往往会发觉其书文辞固美，然每读数行，即会遇到似不成文的滞碍难通处。这是后世刊本误将正文与子注混淆所致，杨衒之的原书并非如此。此据刘知几史通补注篇内所言者可知。陈寅恪先生谓伽蓝记之体裁，实即“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诚不可易之论。为了使此书还原、易读起见，后代学者立意重治该书者（即重新分别正文、子注），颇不乏人。清代校雠学者顾广圻始发其意而未成书。其后，吴若准为伽蓝记集证，即本顾氏之说而撰。然所定正文太简略，而注文则太繁琐。此后，学术界多人都曾继起从事此一工作。
不过，在近人诸作中，用力最勤，方法最新，而能后来居上的，当推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该书除判别文、注之外，并且杂采众书加以注释校勘。因此，对初学者及专门研究者，都甚有参考价值。至于卷首所刊载的叙例，不祇可视为研究洛阳伽蓝记的至佳导引，而且也是一篇校雠学及考证学的方法导论。很值得初入史学之门者研读。另外，范祥雍的“校注”一书，是国内流行多年的名注，也值得重视。因此与周祖谟书并刊于此，以供研究者参考。
第十三册
本册收辑的是“释氏六帖”与“大唐西域记”二书。其中，“释氏六帖”在各种大藏经中，都未见收录，与“补编”之只收大正、卍续所遗漏佛典的体例符合。但是，“大唐西域记”则已收在大正藏之中，本不符“补编”的收书原则，此处所以再加收录的原因，是由于该书为新式分段标点本，而且经过严密的校勘，在版本上与大正藏本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才收载于此。
“释氏六帖”为五代僧人义楚所撰，是一部分类编排佛门掌故的工具书。全书将有关的佛教故实分为五十类，每一类下面又细分为若干门，总共有四百四十门之多。读者要了解某一类掌故，只要查索此书的相关门类，则可得到解答。是一部颇为实用的佛门工具书。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名僧玄奘编述、辩机撰文而成的一部佛教史地名著。全书记载的是西域、印度、锡兰等百余国的史地与宗教传说，是记载七世纪时中南亚各国史地、文化的宝典。因此十九世纪以来，国际学者对此书至为重视，且有法文、英文、日文等译本。
此处所收的新式校点本，是以金陵刻经处本为底本，并参照敦煌本等十余种古今善本作校勘，甚具学术价值。不论对初学者或学术界人士而言，此一版本都值得参考。
第十四册
本册共收八部佛书，皆为中国佛教的史籍或史料，兹略介如次：
“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与“传灯玉英集”都是中国禅宗史籍，版本也都取自“宋藏遗珍”（金藏）。由于这二书失传甚久，所以不易觅得完本。此处所收，也稍有残缺。前者书名具云：“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略称为“曹溪宝林传”或“宝林传”。为唐、智炬所撰。全书叙述禅宗诸祖事迹及付法因缘等事。禅宗“二十八祖说”，也就是此书最早提出的。
“传灯玉英传”为宋、王随所编。原书有十五卷。这是“景德传灯录”（三十卷）的删节本。虽然“景德传灯录”目前仍流传于世，但是由于其书自宋迄今，版本多次更易，已经不是宋朝初版时的原貌。就这一点而言，金藏本的“传灯玉英集”则较存古风，且其中有与今本景德录叙述不同之处。因此，可供研究“景德录”版本者所取资。
“密藏道开禅师遗稿”一书是明末禅师密藏道开的著作集。密藏禅师与达观真可同为明末嘉兴版大藏经（方册藏）的倡印者，在我国大藏经编印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此处所收该书，即为研究密藏其人的重要资料之一。此外，“藏逸经书标目”，也是密藏所编。内容收录当时未为明版北藏所收的佛书。虽然仅有书名及简短的说明，但是对研究佛典流传史的人而言，此书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史料。
“憨山大师年谱疏注”是明末憨山大师传记的详细资料。卍续藏虽然收有“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梦游集”卷五三），但此处之“疏注”则详备甚多。“南朝寺考”为清代刘世珩据孙澂之所撰“金陵六朝古寺考”增订考证而成。与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颇可相互辉映。本册卷末“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为寒山、拾得、丰干三师诗之辑录，是我国佛教文学或白话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甚值吟味。
第十五册
本册所收佛书，为“古今图书集成”中的佛教资料。内容相当于“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五十五卷迄一百二十四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为清朝康熙、乾隆二朝所完成。主其事者为康熙时的陈梦雷，与雍正时的蒋廷锡等人。内容总计一万卷，分为六编、三十二典。每册又分为若干部，总数达六一〇九部。佛教资料全收在该书神异典里，属于博物编。我们将这些资料收入“大藏经补编”之中，分载在第十五、十六两册。
本册是第一部份，内容自“二氏部汇考”始，迄“塔部外编”为止，总共有七个部类。各部类的内容，大体如下：
一、二氏部：总论有关佛道二教的资料。
二、释教部：收辑有关泛论佛教的各种资料。
三、佛菩萨部：通论佛、菩萨的各种资料。
四、佛像部：佛像资料。
五、佛经部：佛书资料。
六、僧寺部：寺院资料。
七、塔部：佛塔资料。
上列七部之中，每一部又细分为汇考、总论、艺文、纪事、杂录等五项（这五项分类，各部偶有小异）。要查索上述各类的佛教资料，只要依据其子目去翻阅，应该不难觅得。
虽然这些佛教资料，也颇有取自大藏经者，但是以上述这样的分类汇于一编，则是各版大藏经所未有的体例。而且，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取材于一般世俗外典（如文集、地方志等），是大藏经所未收的资料。因此，就研究价值而言，收之于“大藏经补编”中，仍然是有意义的。前此，卍续藏曾经收录一小部份，但是九牛一毛，份量距原书太大。我们这里则全部收取，希望能给研究者若干方便。
在应用方面，本册所收资料，大别之，可分为二类，其一为印度佛教资料，此类内容皆取自已译成中文的佛典或历代大德所著的佛书，如“佛菩萨部汇考”者即是。这一类所裨益于研究者的是体例上的方便，亦即汇集同类资料于一处，研究者可以免去许多查寻之苦。其二是中国佛教资料，这一类内容固然也颇有取自藏经者，但大都取材于大藏经所未收的外典，其研究价值之高及给予研究者的方便，是可以想见的。如能善加应用，则其中的每一部类，几乎都可以改写成单独的著作。如“佛经部”可以改写成“中国佛书概论”、或“中国佛书流传史”。“僧寺部”也可以改写成“中国佛寺”一类的通俗典籍。至于深入的专题研究，固然不能以此处资料为已足，但是基本内容之大体具备于斯，则是可以想见的。
“补编”收入此一资料的最大遗憾，是版本不甚理想。我们所根据的“古今图书集成”，是在台湾影印的九合一的小字本。原本已经不甚清晰，再经辗转影印，其失真度当然会愈来愈大。这是我们所深以为憾，而必须致歉于读者的。
第十六册
本册所收为“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二五至卷二一二的佛教资料。与“大藏经补编”第十五册中所收合在一起，即为“古今图书集成”书中的全部佛教资料。
这一部份，计包含下列各部类：
一、僧部：内含汇考、列传、艺文、纪事、杂录等项。这一部份所占篇幅最多。约为全册的八分之七。其中内容固然以取自梁、唐、宋高僧传者居多。但是宋朝以后，则多取材于地方志及其他典籍，史料价值不低。“僧部”全文，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男性出家人（后汉至清）的总录。依此，大体可以鸟瞰历史上的僧人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二、尼部：这是由晋至明的比丘尼总录。内含汇考、列传、艺文、纪事、杂录等项。
三、居士部：为由晋至明的居士总录。内含列传、艺文、纪事、杂录等项。
四、放生部：为有关放生的理论、事例等文章的汇集。内含总论、艺文、纪事、杂录等项。
此上所列，是本册的主要内容。有关此类资料的研究价值及应用方法等问题，我们在“大藏经补编”第十五册的出版前言里，已有说明，请读者参考，兹不赘述。
第十七册
研究中国佛教史，主要的史料大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佛教内部所收集的资料；这一类以大藏经所辑者为主，以及一些佛教徒所编而未曾入藏的史料，譬如“祖堂集”、“玉琳国师语录”等书。第二类是外典中的佛教史料。所谓“外典”，指的是佛书以外的世俗典籍。世俗典籍记载的佛教故实，多半较零散、较不成体系。但是其中也有不少足供考史、论史的重要根据。第三类是上述两类以外的史料，包含新近发现的地下史料（如佛教遗迹、或石经、石碑等），以及散佚在民间、国外，而一向为古代佛教徒及世俗学者所未注意的文物或典籍，如三阶教籍与敦煌出土的佛教史料等都属此类。
本书所收辑的，大部份属上述三类中的第二类。除了“象教皮编”是明代陈士元所编的佛教辞典之外，其余各种都是世俗学术界的名著。这些书当然都不是专门叙述佛教史实的，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某些佛教记载，凡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都不能不注意。现代的佛教内部的研究者（如出家众），往往对这类资料太过陌生；而非佛教徒的研究者，又往往对佛教的内部资料（如大藏经）茫然不解。这样的研究，当然有相当的缺陷。作为一个现代的佛教史研究者，对于上述这三类史料，是绝对不能偏废的。
在外典中，佛教史料收集最多，也最具规模，当推“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神异典。其中的佛教资料，已全收到“补编”第十五、十六两册，读者如能统合“补编”之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等四册资料，则对外典之佛教史料，当能获得一初步的轮廓。
至于本册所辑的这些外典史料，则分别取自若干种古代要籍。在研究上它们的重要性与价值，当然都是可以肯定的。下面是这些书的大略内容。
一、“太平广记”：全书五百卷。宋、太平兴国二年，李昉等奉敕撰。是一部采辑异闻、奇谈的笔记小说式的类书。全书分神仙、道术、方士、异僧……等五十五部。分别采自数百种古书。有关古来之轶闻琐事、僻笈遗文，收集甚富。木书（指“补编”第十七册，下同）选录其与佛教有关者四十八卷。
二、“酉阳杂俎”：全书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正集共分忠志、体异、天咫、玉格……等三十篇。续集分支诺皋、贬误、寺塔记……等六篇。所记多为神怪之谈。书名取自梁元帝赋中“访酉阳之逸典”之句。本书选录其中六篇。
三、正史：即通常所谓之二十五史。这是二十五部被后世公认为最能正确地记载各时代历史的史书。正史所用的体裁是包容性极广，且体例具有褒贬意义的“纪传体”。大部份正史都未列专篇来记载佛教史事。本书所采诸文选录自六部正史。
四、会要、会典、与“明书”：“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为唐代典章制度之分类记载。“五代会要”，三十卷，宋、王溥撰，为记载五代典章制度之书。“明会典”，明、徐溥等人奉敕撰，一八〇卷，亦为典章制度之书。会要与会典体裁与正史中之诸志相同，其所记往往能补正史之不足，故历年来也颇为治史者重视。“明书”，一七一卷，清、傅维麟撰。为仿照正史体例所编的明代史书。
五、“象教皮编”：明、万历间、陈士元撰。全书六卷，是一部佛教类书。分梵译、名数、异谈、禅语、评经、移牍等六部分。由于该书为各种大藏经所未收，所以我们将六卷全部收入。
六、“册府元龟”：全书一千卷，宋、王钦若等人奉敕撰。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一〇一三），为记载历史大事的一部大类书。全书分三十一部，一一〇四门，起自上古，终于五代。其中记载佛教故实者虽不多，但亦颇可供考史之用。
上述诸书中，除了“象教皮编”为本书所全录之外，其余各书，我们都只采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一部分。与汗牛充栋的古籍比较，此处所选录的佛教资料，当然只是九牛一毛。但是我们希望这一工作能引起研佛者对外典佛教史料的注意。有朝一日，如果佛教界或学术界中人，因此而能将外典中的佛教记载汇编为一大丛书，或编一“外典佛教资料索引”，则对中国佛教研究水准的提高，当可以产生相当程度的助力。
第十八册
本册所收集的中国佛教史料，计包含八个部份。这八部份是零散而不相统属的。内容是“补编”第十七册所未收，而其史料价值又不可忽视的佛教典籍。兹略介如次：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九世纪中期（唐文宗、武宗在位期间），日僧圆仁在我国的旅行记录。从这本书，不只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徒的吸引力，而且有关唐代的佛教动态，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及中日海上交通等问题，本书都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唐武宗会昌法难的经过，本书的内容是一位身历其境的人的直接记录，其史料价值之高，自是不言可喻。可惜中文的各版大藏经都不曾收录此书，对我国的研究者而言，颇不方便。这也是我们将该书收入“补编”之中的主要动机。
佛教绘画史料辑录的是三部古代的绘画史籍：“宣和画谱”、“画禅”，与“历代名画记”。除了“画禅”之外，其余二书，此处只节录其与佛教（或道教）有关的部份。有关佛教美术的典籍，当然不只这些。我们辑录这几部书的意思，是要提醒国内佛教界或学术界，应该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佛教艺术史的待发之覆甚多，值得我们共同去发掘、去研究。
“归元镜”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佛教戏剧，形式与元明民间所习见的戏曲相同。为清代杭州僧人智达所撰。内容以东晋庐山慧远、五代永明延寿、明末云栖袾宏三位高僧的事迹为核心，铺排出劝人修习净土法门的情节。这是佛教在讲唱文学以外的另一种文学弘法方法，可以与西洋的神剧媲美，也值得被现代的佛教弘法者注意。
“高旻寺规约”是近世禅宗大丛林──高旻寺的僧侣生活规范。从规约的内容，我们大体可以了解禅宗的制度与组织，也可以窥见禅宗僧徒们的寺院生活状况。这是一部揭开方外世界之帘幕的典籍，也是研究近世中国寺院制度或寺院经济所不能遗漏的重要史料。
“相宗络索”是明代大儒王船山（夫之）的佛学著述，为作者对法相宗名词的义理阐释。在佛学已没落的明末清初，以王氏之为一代大儒，能对佛学中之系统庞大、析埋精密而一向不为国人所热中的法相宗加以措意，实在甚为难得。此外，“解惑编”是清僧弘赞所编的弘法文集；“绝观论”为敦煌写本中的禅学要籍，“续原教论”是明初一位知识分子对佛教的看法。这几部书，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都值得注意。
第十九册
本书是日本临济宗僧人无著道忠（1653-1744）以中文编写的禅宗大辞典。内容主要是对“百丈清规”以下之各种“清规”用语的解说。因此，也可以视为禅宗寺院制度的百科全书。
全书分为二十九类，始于第一类区界门，终于第二十九类钱财门。每类所收的辞汇，少则十余条，多则二百余条，总共解说了一千七百二十四条禅门术语。解说的方式，大抵以引用古书为主，间亦加上作者的按语。因此史料价值甚高。所引用的书，包含经律论及注疏、汉土撰述、僧史、禅史、传、行状、禅集、清规、禅宗语录、禅门文集等内典四八四部以及经史子集等类外典二八六部。从引书数目之庞大，也可见此书对研究禅宗制度的人而言，不但相当实用，而且可信度也很高。
我国元明以来，随著全体佛教的衰落，禅宗也不复见唐宋时代的光辉，加上禅净调和的趋势，乃使纯粹禅宗的制度，逐渐为世人所遗忘。近世以来，熟悉禅门典故的人，尤少之又少。因此，本书的刊行，实寓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意义，藉著二百余年前日本僧人的这部著作，让我们可以重温古代禅宗丛林的旧梦，翻阅此书，乃使唐宋时代的禅门景象，宛若在眼前。
第二十册
本册只收五部书，为中国佛教典籍，都各具特色。
“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为明成祖御撰。是依据“赞诵佛菩萨能生广大功德”的佛教信仰原理而来的赞诵歌曲集。由于各曲只录歌词及曲牌（如“普天乐”、“清江引”等），现代人如无法依曲牌以研究出该曲旋律，则全书仅系对佛菩萨尊者的赞歌文字而已。因此，佛教界的有心人如能据之以考证出旧曲旋律，甚或另创新声，然后普遍传授，则仙乐飘飘、处处可闻赞佛之声的日子，当指日可待。
“天乐鸣空集”是明末鲍宗肇（性泉）居士的佛学随笔，颇可以据此看出当时一位知识分子的信佛态度。“黄蘗无念禅师复问”为明末黄蘗山法眼寺住持无念禅师（一字“深有”）所撰。全书共六卷。前三卷是回答信众友人等的书信集。后三卷则是法语、酬问及附录若干篇。前三卷题为“复问”，后三卷题为“醒昏录”。全书又以“黄蘗无念禅师语录”之名行世。这也是一部明末的佛教史料。
“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虽然只是石碑上之十八罗汉及五百罗汉名号，但是由于系南宋的碑文，时代甚古，在研究十八罗汉或五百罗汉的信仰史时，颇可以作为重要依据。故亦录之于此。
“寂音尊老智证传”是宋代名僧慧（惠）洪所撰。慧洪又有觉范、德洪、寂音尊者等字号，是一个世学与佛学都有相当素养的僧人，著述甚多，“禅林僧宝传”、“林间录”、“石门文字禅”等书皆颇行于世。其人一生曾四度入狱，且所发言论亦往往为时人或后人所不喜，故所得评价优劣参半。此书为作者对经论所说或古代公案所作的诠释。书名为“寂音尊者智证传”颇滋误解。实则“寂音尊者”为作者称号，“智证”二字，盖指用理智去证明、推敲之意；“传”即“诠释”之谓。全书并不是某一位僧人的传记。
第二十一册
本册收录佛书八部，分别是宋、明、清各代的著述，为近世中国佛教史料。
“石门文字禅”是宋代名僧德洪（又名惠洪、觉范、寂音尊者）的诗文集。包含作者的古诗、律诗、赞偈词赋……等著述。在我国佛教文学史上，或宋代佛教的研究上，本书都不可忽视，本书又有“筠谿集”、或“文字禅”等名。所谓“石门”、“筠谿”云者，是作者卓锡于江西筠谿石门寺之故。所谓“文字禅”，其意义在卷首达观序中可以窥见，其文云：
“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
“普明禅师牧牛图颂”、及“牧牛图颂”二书，都是我国禅宗名著“牧牛图”的诗颂。“牧牛图”又称“十牛图”，是将参禅者由迷迄悟的过程以牧牛为譬的禅宗图画。一直到现代，此一图画及诗颂，都仍然为中日禅宗信徒所应用。
“无依道人录”是明末清初之名居士徐昌治的佛学文集。“学佛考训”是清初瀞挺法师的研佛随笔。“三峰藏和尚语录”与“艸峰宪禅师语录”也分别是明清两位禅师的弘法记录。以上四书都是明清二代的佛教资料。
最后一部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是明成祖朱棣为金刚经所作的集注。经论的注疏，原都已收集在“大藏经补编”的前十册。由于这部书是编者于编辑期中在日本发现的，发现之时，前二十册已经印妥，不得已，只好收在本册之中。
本书的可贵之处至少有下列几点，其一、这是明成祖所御撰的金刚经注本，为当世所罕见。其二、本书据复旦大学所藏明朝永乐内府刻本所影印，版本至为珍贵。因此，这部书在金刚经的版本史上，在明成祖与佛教的关系上，在金刚经义理的解析上，应该都有一定的价值，值得注意。
第二十二册
本册所收三书，都是近世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资料，兹简介如次：
“三藏法数”是明代一如法师奉敕编辑的佛学辞典，通称为“大明三藏法数”。由于全书是以数字为纲，贯串所有佛教辞汇，因此有“法数”之名。
一如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的僧录司，驻锡上天竺寺；永乐十七年曾奉敕参与校勘大藏经，为当时著名学僧。“三藏法数”的印行，一则可以看出我国佛教界编辑工具书的传统，迄明未衰；一则可以窥见明成祖对佛教的弘扬热忱。而且全书所收词汇，都附注出典，颇具史法。
原书之总目，不易查索。民初佛教文化的重要推动者丁福保先生有鉴于此，乃命黄理斋先生重新编辑索引（即卷首之“三藏法数通检”），今人依此查索，已无原书之病，颇为方便。
“律宗灯谱”是我国律宗的传承史籍。作者为清代乾隆间之律学沙门源谅。编辑者为刘霞彩（次𬣙）。此书虽然也述及印度及唐宋律僧，但是所占篇幅甚小。全书重点，实为明末以迄清代乾隆间的律学传承。律宗史传在大藏经中甚为罕见，因此，虽然作者之撰述方式及全书之编排，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其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尤其对研究明清二代佛教史的学者而言，更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索的史料。
“天然和尚年谱”为近人汪宗衍氏所撰。天然和尚是明末清初之间出生于广东的曹洞宗名僧。法号函昰，字丽中，“天然”是他的别号。出家后，住在广东省的诃林，先后卓锡于华首、海幢、丹霞、栖贤诸刹。此公在明清之间广东一带，颇具声望。诚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
“天然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节垂示及门，迨明社既屋，文人学士，缙绅遗老，多皈依受具。一时礼足凡数千人。创立海云、海幢、别传诸刹，呜呼，何其盛也。”
由此约略可见天然在当时的影响力。本书虽仅为天然年谱，但是就内容言，实不啻明清佛教史之一章。卷末附有天然撰述之解题，并宜参阅。
第二十三册
本册收集的十一种资料，除了德清的“云栖大师塔铭”之外，其余都是袾宏与智旭两位明末大师的著作。
袾宏（1535-1615）是明末的佛教大师，字佛慧，号莲池，驻锡于浙江省杭州五云山的云栖寺。因此，有“莲池大师”、“云栖大师”的尊称。袾宏“四十余岁出家，……入浙江杭州云栖寺后，勤于念佛三昧，藉华严教义说明禅净同归之说，提倡诸宗融合的新佛教。……将念佛的宗风，弘广至江南一带。”（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下），“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四五册一〇四页）
袾宏的著作，古来即被辑为“云栖法汇”而通行于世。但是大正藏、卍正续所收，并非该法汇的全璧，因此本册才加以补录。其中如“竹窗随笔”至“三笔”，为袾宏仿照宋朝洪迈“容斋随笔”所撰的佛学札记，是理解袾宏思想及明代佛教的重要著述。
此外，“云栖共住规约”也是研究中国寺院制度的重要史料。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曾谓：“尤其是他（袾宏）为僧团共同生活所设的“共住规约”，可谓百丈怀海以来，中国教团最重要的生活规范，大大影响到日后的中国寺院。”（见牧田谛亮之前引书）。要了解中国近代寺院的特质，这一规约是不能忽略的。
本册所收的最后一书，是蕅益大师智旭的大著：“灵峰宗论”。智旭（1599-1655）与袾宏、真可（紫柏）、德清（憨山）等四人，被后世推为明末四大师。其著述、行持，对近世佛教，有相当大的影响，迄今未替。
“灵峰宗论”是智旭的弘法文集，这是智旭众多成书著述以外的文字结集。书中诸文，对于他个人的宗教精神、修行方向、治学态度、教化方法、佛教事业等，都有深入浅出的描述。像“阅藏愿文”、“阅藏知津自序”等文，可以看出他阅读大藏经的愿力及素养；“化持地藏菩萨名号缘起”、“九华地藏塔前愿文”等礼赞地藏菩萨文字，可以看出其毕生宏扬地藏法门的因由；“天学初征”“天学再征”等文，可以看出其与天主教的论辨内容。其他书信文字，也显示出当时的佛教大势；凡此所列，都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关心明代佛教或智旭其人者，对这部书是必须重视的。
第二十四册
本册收集十一种中国佛教著述，兹简介如次：
“法海观澜”、“辟邪集”、“选佛谱”是明末佛教的重要人物蕅益大师智旭的著作。智旭（1599-1655）著述等身，坊间即曾有“蕅益大师全集”行世。其另一文集“灵峰宗论”收在“大藏经补编”第二十三册。此处所收之三书中，“法海观澜”是智旭从经论及古代中国佛学著作中所选出的警句集。全书分律学、教观、禅宗、密咒、净土等五门。这五门几乎是佛法的主要纲领，因此阅读这部书中的各类警句，应该是初学者进入佛法义海的最佳方法之一。
“辟邪集”是智旭为驳斥天主教神父利马窦、艾儒略等人的排佛言论所作的护法文字，内含“天学初征”、“天学再征”二篇，作者所署之“钟始声”一名，即智旭之俗名。此文原已收在“灵峰宗论”之中（“大藏经补编”第二十三册），此处再度收入的原因，是其中所附的“天学初辟”（如纯）、“原道辟邪说”（费隐通容）二篇，为“灵峰宗论”所无，而且此书取自日本的和刻本。版本不同，故再刊于此。
“选佛谱”是智旭为其所制“选佛图”所撰的文字说明。“选佛图”是智旭依佛教中之圣凡境界所制之图式，用来给世人游戏之用。依其本意，系拟使世人在游戏之中也同时能稍稍认识佛法，以趋入转凡成圣之菩提大道。这种寓佛法于游戏的本意，是弘法的一种方便。值得今日之从事弘法工作者参考。
“尚直编”、“尚理编”是明僧空谷景隆所撰的护法文字，版本也是日本的和刻本。“尚直编”主要在驳斥朱熹的排佛言论；“尚理编”则著重于分析禅宗与道家之优劣得失。这两编加上智旭的“天学初征”、“再征”，多少可以反映近世佛教徒的护教态度及对外教的看法。
“蒲室集”是元代名僧大䜣（1284@1344）的诗文集，也是和刻本，大䜣在元代颇为显赫。天历年间，曾被元帝授职大中大夫，并赐号广智全悟大禅师。至元二年，且被赐号释教宗主，领五山寺。因此，本书是研究元代佛教及其与政治之关系的重要资料。
“正名录”为清代康熙年间禅僧智楷所撰。是对“五灯全书”所载禅宗系谱的批驳。清代初年的佛教界，法诤甚烈，此由近人陈援庵所撰“清初僧诤记”一书可见端倪。从此处所收之“正名录”一书，也稍稍可见其时禅僧之纷呶不休。
“开元寺志”、“献花岩志”、“雪峰志”、“嵩山少林寺辑志”等四书，分别是四座名刹的寺志。寺志是我国佛教著述界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体例，内容所载的是该佛寺的主要相关文献。在研究价值上，除了其中往往含有一般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外，并且是研究地方佛教不可或缺的史籍。将之收入“大藏经补编”，其意义即在于此。
第二十五册
本册收集四种中国禅宗史籍，都各具特色。
前两种为胡适先生所整理的若干种禅籍，并含有胡先生的解说。主题是六祖慧能的弟子──荷泽宗的神会和尚。依据胡先生的研究，六祖慧能的南宗禅法，所以能风靡天下，且凌驾神秀的北宗禅，主因之一，即是由于其弟子神会的“北伐”。由于神会北上（滑台与洛阳）与北宗门人定宗旨，乃使慧能的禅风压倒北宗，而为天下佛子所喜好。因此，胡先生乃称神会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神会和尚传”卷末）。
胡先生说神会是“坛经的作者”，在学界、教界是有诤论的，我们固不必视为定论。但是神会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容置疑。因此，“揭出神会的重要性”这一点，正是胡先生在禅宗史研究上的主要贡献。从本册所收的这几篇文字及资料，我们当可以对神会的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
“祖堂集”为五代末期（九五二）泉州招庆寺静、筠二师所撰。这是一部初期中国禅宗史书。这一类史书，依目前所知，较早出的有“曹溪宝林传”（收在“大藏经补编”第十四册），其次是“祖堂集”，其次有“景德传灯录”。其中，“曹溪宝林传”虽然最早出，但是今日仅存残卷。“景德传灯录”虽然最完整、且篇幅最多（三十卷），但是出书时间最晚。因此，“祖堂集”可说是现存较完整而最古老的禅宗史书。虽然其中稍有残缺，但是所缺不多。尤其是唐末的禅宗史料，本书保存不少，因此颇为学界所重视。原书可能在我国宋代之后即告佚失，所幸韩国仍有藏版，近代日本花园大学依之再版后，乃告重新普传于世。“祖堂集”一书也成为近代禅宗研究界的重要论题之一。
“天目中峰广录”又称“中峰和尚广录”，是元代禅僧中峰明本（1263-1323）的弘法集，内容包含示众、小参、拈古、法语、题跋……等开示与著述。也是研究中国禅宗史（尤其是元代）的重要资料。
第二十六册
本册共收集五部书，各书都有颇为引人注目的特色，兹略介如次：
“房山云居寺石经”是石刻佛经的拓片集。房山云居寺石经，为隋代沙门静琬所创始，历经唐、辽等朝代，迄明代为止，都有人断续地刻造。此一刻经伟业，从宗教角度上可以看出崇高的护法精神，在学术上也留下了甚多可供校勘的石刻经，以及若干后代藏经所不收的珍本佛典或题记，甚为珍贵。
此处所收只是房山石经的一小部份，为若干经文、题记、碑铭的选辑。卷首的“房山云居寺石经”一文对此一刻经事业及房山石经的价值有详细的说明，是一篇很好的导论，请关心石经的读者不要错过。由于编者根据的“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是坊间印行的影印本，未署编者，因此不知编者为何人。近代学者林元白氏，精研房山石经，不悉此书是否即为林氏所编？
“三阶教残卷”是我国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三阶教”的根本资料，内含敦煌出土与日本所藏两部份。这两部份都是本世纪研究三阶教而饮誉国际学界的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所收集的。有关三阶教的特质、典籍，及创始者信行禅师的风格等，请参阅该书卷首所附诸文（一九五页～二一八页），此诸文皆为“大藏经补编”编者之旧作，录之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东坡禅喜集”辑录的是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佛教著作。东坡居士与佛教的关系，脍炙人口，颇为后人所乐道。加上其人在文学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因此，此书之出，不仅可供谈助，而且也是治佛教文学史者所可采撷的资料。
“鸣道集说”为金朝进士李屏山所选，“道余录”的作者是明代曾经为僧的姚广孝。此二书都是对儒者评佛言论所作的反驳或批评。在我国的儒佛思想关系史上，此二书都有一定的价值。尤其是李屏山的思想，已经广泛地被国际学术界注意，其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国人似有重加评估的必要。
第二十七册
近百年来国际佛学界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大体而言，对唐末以前的佛教史用力较勤，成果也较丰硕，但对宋初以后，尤其是明清佛教，则未发之覆甚多，尚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册所收三书，就是有关北宋以来的佛教史籍或史料。
“新续高僧传”是民初喻谦（味庵）所撰的巨著。我国古代有慧皎、道宣、赞宁三位史家撰述三部高僧传，网罗汉末迄北宋之名僧高僧于三书之中，是北宋以前之中国佛教史的基本内容。北宋以后的高僧传，虽偶有继起者从事著述，但是内容都稍欠充实。喻谦此书，“博采群书，自北宋以迄于今，择其道行超著者汇为一编。”（作者原序），颇可以与慧皎等三部僧传分庭抗礼。尤其是有清一代高僧，素为冶近世佛教史者所忽略，因此，兹书之出，恰可以补其不足。
“普济玉琳国师语录”是清初名僧玉林通琇的弘法记录。通琇字玉林，为顺治时之临济宗僧，曾被赐号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因此乃有“玉林国师”之称谓。其弘法记录，古代通行本都称为“玉林琇国师语录”或“玉林禅师语录”。但在雍正“御选语录”里，则称之为“大觉普济能仁玉琳国师语录”，改“玉林”为“玉琳”。今本之名，或许是沿“御选语录”旧称吧！
有关玉林通琇其人，坊间虽有小说铺述其事，佛教界亦乐道其人事迹，隐然为一代不世出之高僧，然而清代文学家陈维崧则斥之为“牵缀权势，凭藉贵游，攫人之田庐而鱼肉之”（百愚语录序）。清僧智操也讥其为“狐假虎威之辈，盗名欺世之流”（指迷普说），当时人对他微辞如此，可见其人之是非，仍然有待史家作进一步的探讨。不过，无论善恶如何，玉林之为清初一具影响力之名僧，则是不容否认之事实。因此，就史料价值言，此书仍然不可忽视。
“法藏碎金录”为宋代晁迥所撰。有关此书之著述，四库提要（子部释家类）有简要的说明。兹摘录数语，以供赞者参考：
“（迥）性耽禅悦，喜究心于内典。是编乃天圣五年退居昭德里所作。皆融会佛理，随笔记载。盖亦宗门语录之类。其曰碎金，取世说新语安石碎金义也。”
有意推考宋代佛教及当时士风者，此书当亦是一辅助史料。
第二十八册
本册共收集八种书，前四种是明清佛教史料，后四种是近世中国之世俗佛教徒所常兼习的民间信仰典籍。
“宋文宪公护法录”是明初文学家宋濂的佛教文集。宋濂在明太祖时是一位声威显赫的文人，对明初的文学界或学术界都相当有影响力。此书是其所有著作中的佛教相关部份。原书为明末的云栖袾宏所编，其后又经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加以增补，才成为目前的十卷本。此书在明清两代，甚受佛学界推崇。除袾宏、钱谦益之外，憨山、印光、彭际清等名家也都曾为文赞誉，可见其在佛教界的地位。
“圣朝破邪集”为明清之交的佛教学者徐昌治（号“无依道人”）所撰。是一部批驳天主教的护法文字。自从利玛窦、艾儒略先后来华传教之后，由于他们对佛道二教的不断攻难，乃引发此二教徒的群起反驳。袾宏的“天说”，智旭的“天学初征”与“再征”，黄贞的“破邪集”，徐昌治的“圣朝破邪集”等书都是此中名著。而徐昌治的这部书，则可谓集其大成。要研究佛教与天主教的论争史实，这部书是必须注意的资料。
“佛法金汤”是明代学者屠隆（鸿苞居士）所著的护法文字，与此书同名的，另有卍续藏所收、心泰所撰的“佛法金汤编”，心泰辑录的是我国历史上之护法名流（约四百人）之事略，而屠隆此书则包含对宋儒排佛言论的驳斥、与一般佛教教义的铺陈，与心泰之书并不相同。本册所收之此书，以及“宋文宪公护法录”、“圣朝破邪集”等二书，版本都是取自日本的和刻本。“佛法金汤”系日本九州大学藏本的影印，原书有些小字不甚清楚，请读者鉴谅。
“杨仁山居士遗书”是清末佛教界的重要人物──杨文会（仁山）的著作集。杨氏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有很大的影响。所造就的佛学人材甚多。谭嗣同、桂伯华以及民国以后在商京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等人都是杨氏的及门弟子。由于其门下弟子在民国佛教界具影响力者为数甚多，因此美国学者唯慈（Holmes Welch）乃称杨氏为“现代中国佛教之父”。可见其历史地位之重要。
本册卷末所收的二书：清代“文昌帝君阴骘文”与明代“了凡四训”，是近世中国民间百姓所常奉为行为圭臬的劝善书，并非佛典。收在“大藏经补编”之中的原因，是由于明清以来的我国佛教，与这些书中所载的观念，关系甚为密切。佛门中人也常有劝人熟读此类典籍者。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佛教（即“庶民佛教”）的性格，这些书自是不能忽略。此一学术性立场（不是宗教立场）想当能获得读者的理解。
第二十九册
本册所收的三书都是佛教寺志。寺志是研究佛教史地的重要文献。所载内容，大体为佛教寺院的地理位置、沿革、历任住持或重要相关人物的传记，以及其他有关的诗文等。凡是环绕在该寺院的重要历史记载或相关文献，大致都会被收入其中。因此，就史料价值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往往载有碑文、或帝王的敕谕诏诰，这都是第一手史料，而且也常会载有其他史传所未载的文献，是研究佛教史的人所不能忽略的。
“金陵梵刹志”为明朝万历三十五年、葛寅亮撰。内容包含金陵（南京）地区的大刹三座、次大刹五座、中刹三十一座、小刹一百二十座及若干废寺等。书中列举各寺刹的历史、寺院制度、及相关史实与诗颂、文献。这是研究南京地区的佛教以及明代佛教的重要史料。
我国的寺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一书中包含一个地区或一座山上的许多寺刹，如本册及“补编”第三十册所收者，大体属于此类。一类是在一书中只包含一座寺刹。如“开元寺志”、“嵩山少林寺辑志”（“补编”第二十四册）等书，即属此类。“武林梵志”是杭州地区的佛教寺志。为明代吴之鲸撰。“四库提要”卷七十、史部地理类，对该书内容及优缺点有简要的说明。兹摘录如次：
“是编以杭州梵刹盛于南宋，至明而残废者多。恐遗迹渐湮，乃博考乘牒，分城内城外、南山北山及诸属县。凡得寺院四百二十六所。俱详志创置始末及山川形胜。后分天朝宠锡、宰官护持、古德机缘、历代勋绩四门。备纪名流胜迹、高僧支派。各编小传，序录井然，颇有条理。
其中采辑宋元明人诗文，……不免稍有脱漏。又如宋、张敦礼舍钟之法云寺，非杭之法云寺，而以同名误入。又撰法相寺碑，记者前作范楷，后作沈楷、亦有驳文。然其搜剔幽隐实多。……其遗闻轶事，亦足为考古谈艺之资正，不徒为伽蓝增故实矣。”
“四库提要”这段文字，不祇可以使人了解“武林梵志”一书的内容，而且也大体提出了“寺志”这种书的特色。
本册所收的最后一书：“黄檗山志”，是福建省福清县黄檗山的山志。内容主要是有关万福寺的佛教历史及掌故。像希运、通容、隐元等禅宗大德史料，都可在此中觅得。尤其是隐元（隆琦）禅师是明末清初赴日本弘法，并且开创日本黄檗宗的大禅师，此书中即刊载不少其人事迹。本书之价值，于此约略可见。
第三十册
本册所收集的六部寺志，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重修曹溪通志”与“天台山方外志”分别是禅宗与天台宗的主要史地资料；另外的四部书：“普陀洛迦新志”、“清凉山志”、“九华山志”、“峨眉山志”，正是我国佛教界所谓之四大名山的佛教文献集。其在宗教信仰上、或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重修曹溪通志”内容辑录的是有关广东韶州南华寺的佛教史地资料。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弘法的根本道场，该地位于曹溪上流，因此后人往往用“曹溪”二字来象征南华寺、或象征六祖慧能的法门。本书所辑，既为南华寺史料，则其必可为研究禅宗史者所取资，是可想而知的。
依照我国佛教界所传，四大名山曾经有四大菩萨示现。相传“普陀洛迦新志”一书所载的浙江普陀山，即观世音菩萨应化的道场。因此，该书除了辑录普陀山的地理形势、全山名刹、及相关艺文之外，对观世音菩萨的圣德及历代信徒的感应事迹，也叙述甚详。所以，本书也可视为我国佛教界的观世音菩萨信仰史略。其次，山西清凉山（五台山）曾为文殊菩萨所应化、安徽九华山为地藏菩萨应化之名山，四川省的峨眉山则是普贤菩萨所应化的道场。此处所收的“清凉山志”、“九华山志”、“峨眉山志”，其中所载，也与“普陀洛迦新志”一样，除了此等名山的地理形势、名刹历史、名僧事迹、及相关文献之外，同时也是文殊、地藏、普贤三菩萨的信仰简史。
本册所收的最后一书：“天台山方外志”，是浙江天台山的宗教史地资料集。天台山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加上历代不少佛教大德与该山有关，因此，是研究我国佛教史所不可忽视的名山。此处所收的这部“方外志”，不祇包含天台宗历代祖师、禅宗名僧，及丰干、拾得、寒山等异僧事迹，而且也辑录不少道教史上所相传的神仙、道士、隐士之事略，以及其他相关艺文等，内容颇为可观，盖不祇可资谈助而已。
第三十一册
朝鲜半岛的佛教，由于该地区与我国版图相连接，因此承受我国佛教文化的影响极大。透视这地区的佛教，往往可以反映出我国旧日佛教的风貌，因此，现代人之注意韩国佛教史，其学术意义当不祇限定在揭示韩国佛教而已。
本册收辑的二书，都是研究朝鲜半岛佛教史的要籍。其中“朝鲜寺刹史料”是一九一一年（日本明治四十四年），日本入侵朝鲜不久时，由所谓的“朝鲜总督府”所搜辑的。内容取自各佛教寺院现存的碑文、匾额、及其他古文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无疑的，这一工作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今天，对有意研究韩国佛教史的人而言，这部史料书当可能提供相当程度的帮助。
“补编”之收入这部书，除了上述诸项以外，至少还有下列几点意义：
其一、希望借此开拓国内佛学研究者的视野，让大家也醒悟到邻邦韩国也有丰富的佛教内涵，也值得研究。
其二、我们想透过这些寺院史料，也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提供一些旁证，也许其中有极其珍贵、可资说明中国佛教史实的资料亦未可知。关于这一点，希望有心人能作进一步的研索。
其三、台湾的寺院史料迄未有人收集，这本书刊行之后，也许会使某些人生起搜求台湾寺院史料的兴趣。
第二部书“朝鲜佛教通史”是有关朝鲜半岛佛教史的名著。作者朝鲜．李能和于一九一七年完成此书。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合订两册刊行。作者自序云：
“西域无为之法，入我东方有缘之土。金刚名山自是菩萨之住处，海印藏经亦为世界之法宝。禅僧法侣之得道者如麻，国王大臣之护法者若林。十二宗派之沿革，九百寺刹之由绪……有耳者无所闻，有目者无所见。不佞于是患之，冒昧而始事焉。”
从这段文字，多少可以窥见其撰述动机。根据这部书的叙述，加上“朝鲜寺刹史料”的碑、匾等文字，我们要对韩国佛教史有一基础的理解，应该是不会困难的。
第三十二册
本册所收的二十一种资料，是日、韩两国的佛教著述。前十六种是日本佛教典籍，后五种是韩国佛教著作。都是国内学术界或佛教界所较未注意的佛典。
日本佛教虽然传自中国，但是千余年的渗透交融，佛教不祇已经渗入日本文化血液之中而不能抽离，并且也已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佛教型态，甚至于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之中，也蕴含有佛教的某些精神。因此，佛教对日本文化、日本民族的影响，是极为可观的。要了解日本的文化与民族性，如果完全不认识该国佛教是有所不足的。
遗憾的是，国人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几告全然无知，对日本佛教的研究成果，也几等于零。面对日本学者之为数百千的中国佛教著作实在令人汗颜不已。日本人对中国各方面具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各方面则盲昧无知，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我们的一项缺陷。
这里所收的这些书，是大正藏续编所未收的日本古代著作，大部份取自“大日本佛教全书”，都是中文著作。其中，“八宗纲要钞”为十三世纪之日本佛教史家凝然所撰，是八宗教义的解说；“三国佛法传通缘起”是凝然所撰印度、中国、日本的佛教略史；“出定后语”是十八世纪日本思想家富永仲基的名著，是一部日本佛教思想史上极具批判性的作品。“元亨释书”是十四世纪时日本临济宗僧人虎关师炼所作的日本高僧传（其中虽有菩提达磨、善无畏等外国人，但为数甚少）；“参天台五台山记”是日僧成寻在我国宋代巡礼天台、五台山的日记，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补编”第十八册）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及中日佛教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吃茶养生记”为日本临济宗开祖所撰，是一部叙述茶叶的采制方法及饮用功效的典籍。此外，其他各书，内容多为日本佛教教义，多少可由此看出日本佛教教义的大致方向。
如同国人之于日本佛教，我国近代学者研究韩国佛教者，也几告无人。“大藏经补编”第三十一册收有朝鲜李能和所撰的“朝鲜佛教通史”，是了解韩国佛教的重要津梁。而此册所收之“二障义”等五书，则是韩国佛教的罕见要典。其中，“二障义”是新罗元晓为佛法中之“烦恼障、所知障”二义所作的解析。原书早佚，此处所收是日本学者横超慧日在京都大谷大学所发现的孤本，甚为珍贵。“判比量论”也是元晓所撰，是因明学与唯识学的要典。原书也早已佚失，大约在十余年前在日本又被重新发现。虽属残卷，但也甚为韩、日学术界所重视。其他三书（“大华严一乘法界图注并序”等），都是华严学典籍，对于研究韩国的华严思想史而言，都有一定的价值。
第三十三册
本册收录“释文纪”一书，内容除了卷一所载系录自佛经之外，其余四十四卷，都是中国佛教缁素所撰的文章。文章的年代，起自后汉，终于隋朝。可以说是一部初期中国佛教史的史料集。
全书内容，在时代范围上，大约相当于僧祐的“弘明集”加上道宣的“广弘明集”。但是，此书与僧祐、道宣之书仍有若干不同。其一，祐、宣之书，是站在弘法立场所编，而梅氏此书则并不以弘法者立场来收辑诸文。因此全书内容，较祐、宣之书为广宽。其二，僧祐“弘明集”未分类，道宣书则依各文性质而区分为归正、辩惑、佛德、法义、僧行……等十篇。梅氏此书在体例上与上述二书都不相同，系依时代先后，以人为主来安排文章的次第。其三，此书虽然与祐、宣之书甚多重复，但是也颇有为二书所未收的文章。其四，编者是明代的文学家，并非出家人，因此其选录文章的角度自与出家人不同。
就以上四点简单的比较，多少可以看出此书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不是“弘明集”、“广弘明集”二书所能完全取代。至少，在使用上，此书之“以人为主来收录文章”这点，就给佛教史研究者以相当程度的方便。譬如研究僧肇，则可在此书看到“物不迁论”等十余篇文章；研究梁武帝，也可在此书中看到“光宅寺金像诏”等二十余文；此外，梁简文帝的文章此书收集七十余篇；讨论神灭论的文章，也收有七十余文，皆几乎可以单独成为一书。其内容之丰赡，由此可见。这也正是祐、宣二书所不及于此书的地方。
本书历来并未入藏，四库全书将它收在集部第八。此处所收，即为四库全书本之合订（四页合为一页）。四库馆臣虽提及此书之小疵，然亦称之云：“采摭极为繁富，每人名之下，各著爵里，每篇题之下，各著事实，亦颇便检阅。……六代以前之义学，则已斑斑然矣。……即论其文章，亦不失为斐然可观也。”这种评价，大体而言，是颇为公允的。
编者梅鼎祚（1553-1619），明代宣城（安徽）人，字禹金。平日以古学自任，诗文博雅，为王世贞所称。后归隐书带园，构筑天逸阁于其中，专心从事著述。氏与汤显祖缔有深交，亦精曲艺，作有“昆仑奴”、“传奇玉合记”、“长命缕”等曲。著作除本书外，另有“梅禹金集”、“历代文纪”、“汉魏八代诗乘”、“古乐苑”、“康乐苑”、“才鬼记”等书。
第三十四册
本册所收，为明末周永年（安期）所纂集的“吴都法乘”。“吴都”即江苏省吴县。此书所载，即以吴县为主的江苏省佛教文献集。由于搜罗宏富，卷帙不小，因此，对研究江苏省佛教史地的学者而言，本书蕴涵有相当多资料，甚具学术价值。
关于本书的卷数，有几种不同的异说。“四库提要”（卷一四五）谓十二卷，钱谦益之“周安期墓志铭”则谓周氏“晚年撰吴都法乘百余卷”，陈援庵“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六）则谓此书“名为三十卷，实有四十二卷”。此处所收者，即三十卷本。
编者周永年（1582-1647），字安期，江苏省吴江县人。为明末清初大文学家钱谦益之知交。其家世代奉佛。周氏除著有此书外，另有“邓尉圣恩寺志”、“虎邱山灵岩寺合志”等书行世。
有关本书之大略内容及编者的生平，请参阅卷首之序文及范成法师所辑之“本书及著者考略”。此外，“补编”编者觅得陈援庵论述本书一文（“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六），附于卷首，以供读者参考。
第三十五册
本册收录三部书，第一部是“中华大藏经总目录”，另两部是近世从敦煌写本中被整理出来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与“大乘中宗见解”。
“中华大藏经”的印行是近四十年来台湾佛教界的大事，据参与其事者原初的构想，是要将举世之中的中文佛教要典汇集在此一大藏经之中。而且，在版本的选择上，也尽量求其古、求其善。该筹办单位经过十余年的擘划经营，也出书数百册，虽然最后因故未能全部完成，但是所出版的第一辑宋版佛典以及第二辑明版佛典，也都相当有学术价值。尤其对研究宋元明清佛教史的学者而言，更提供了甚多世所罕见的资料。
这里所收的这部总目录是修订中华大藏经会的总编审蔡念生（运辰）老居士所编的。从这部目录，我们可以看出该会最初所怀抱的庞大理想。此外，由于该书收集的书目，数量至多，且皆注明各书出处，对于有意作进一步之资料研求者，甚为方便。即使只将此一书目浏览一过，也足以使人对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这就是我们收之入“补编”的原因。
“顿悟大乘正（政）理决”是近世自敦煌出土的重要佛教文献，为曾任唐代“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的王锡所撰。全文描述的是八世纪时在西藏拉萨所举行的法义辩论的内容。参与辩论的双方是中国禅师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莲华戒。此处所录，除了“正理决”全文外，并附录名学者饶宗颐教授的序说、校记、及附说。
“大乘中宗见解”为英国所藏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文献，原文系以西藏字母写出的中文发音，而未写汉字。后来经过英国牛津大学梵文及西藏文教授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再由日本学者宫本正尊译为汉字。此处所录，即此二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原文收在宫本正尊“根本中と空”一书二一五至二九〇页。宫本氏另有解题、注记及研究。有意深究其内涵者，请参阅该书。
第三十六册
此处所收的两部书并非佛典，而是印度婆罗门教文化的根本典籍。我们仿自大正藏的“外教部”体例，也收集了一些佛教以外的重要著作，主要原因是，这些书与佛教研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以此处二书为例，“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内容的改写。“摩诃婆罗多”梵名为 Mahābhārata，内含十八篇十万颂，是古印度最有名的叙事诗。由于其中包含有宗教、哲学、神话、文学、道德、法律……等内容，也蕴涵为数极多的故事，因此，历代印度人所受该史诗的影响之大，几乎是无法估量的。然而，由于原诗份量太大，而且是诗歌体，不如散文易读，所以散文式的缩写本乃应运而生，本书即是其中之一，依此趋入“摩诃婆罗多”史诗之门，应该是甚为适当的。
本册所收的另一书“博伽梵歌”（Bhagavad-gītā），又译为“薄伽梵歌”。这书原是前述史诗“摩诃婆罗多”之中的一部份。属于该史诗第六卷第二五～四二章。由于该部份蕴涵有宗教、哲学等启发性哲理，因此后代的印度教徒都将它单独印行而视为福音书，置之案头，朝夕讽诵。其与印度文化的密切关系及对后代印度人的深厚影响，也与“摩诃婆罗多”一样，是一般外国人所难以想像的。
这二书的内容是长时间累积而成的，并不是成于某一时代，或某一作者之手。就形成的过程而言，已经掺入不同时代的印度思想与文化，再加上其对后代的不断影响，二书乃成为两千年来印度文化史上的核心内容。后世佛教大德所可能受到此二书的思想渗透，也自是可以想见。因此，要了解印度文化也好，要研究印度佛教也好，对这两部书的起码常识，都是必须具备的。
有关二书的详细内容，在各书卷首都有专文介绍，请读者自行参考，兹不多赘。希望这二书的刊行，多少能开拓佛教研究的视野。也希望因此而使国内的佛教研究者，能稍稍认识佛教是印度文化中之一环，与其他部份的印度文化息息相关。要研究印度佛教，并不能将它从整体印度文化中孤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