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边地佛教之发展
第一节 佛教的向外发展
第一项 佛教中国与边地
佛教广大流行起来，在佛化的区域内，首先出现了佛教中国（Madhyadeśa janapada）与边国（[A1]Pratyanta-janapada）的分别。大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游化到阿槃提（Avanti），教化亿耳（[A2]Śroṇa-koṭikarṇa）出家，因为当地的出家人少，得不到十师而延迟了受具足戒的时间。受戒后，亿耳到舍卫城（Śrāvastī）来见佛，佛才方便的制定：边地可依五师受具足戒。从此，佛教有了中国与边地的分别。依佛教的定义，佛陀在世游化到的区域，是“中国”。佛不曾到达，没有佛法或佛法经弟子们传来的区域，是“边地”。婆罗门教旧有中国的名称，是婆罗门教的教化中心区；佛教也就以佛的游化区为中国——佛教的文化中心区，并由此而向外延[A3]伸出去。佛教中国的界限，出于律典而略有不同[1]：
比较不同的传说，《十诵律》与《铜鍱律》最相近，只是《铜鍱律》多一东南方，《十诵律》多一东北方。东方的 Kajaṅgala，即《大唐西域记》的羯朱嗢祇罗国，在瞻波（Campā）以东四百余里，推定为现在的 Rājmahāl，地在恒河右岸。《根有律皮革事》作“奔荼水奔荼林”，那显然是越过恒河，到达《西域记》所说的“奔那伐弹那”（[A7]Puṇḍravardhana），或译分那婆陀那（见《阿育王经》）了。西方的“住婆罗门聚落”，推定为现在的 [A8]Sthāneśvara，即《西域记》所说的萨他泥湿伐罗国，地在摩偷罗（Madhurā）附近。传说佛没有入摩偷罗城，因为摩偷罗城有五种过失：地不平正，多尘，狗凶猛，夜叉暴恶，乞食难得[2]，所以摩偷罗在中国边缘以外。北方的优尸罗山，推定为现在 Haridwar 以北的 [A9]Usīra-giri 山。南方的地点不明。这是近代研究所得的一般结论[3]，大致可信。但佛教中国的南方，经中佛与舍利弗（[A10]Śāriputra）、阿难（Ānanda）、富兰那（Purāṇa）等，都有从南山（Dakṣiṇāgiri）到王舍城（Rājagṛha）的记录[4]。南山不会远在阿槃提，应在王舍城以南，远也不会越过[A11]北回归线。《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对“佛陀教化及其地区”，从经律中所说的游历路线，圣典所载的说法处所，成道后安居的地点，归纳出佛陀游化的地区，大致与佛教中国相合[5]。赤沼智善《原始佛教之研究》，所说佛陀游化往来路线：如从舍卫城出发，经沙祇（Sāketa）、阿荼脾（[A12]Āḷavī）而到拘睒弥（[A13]Kauśāmbī）。从此向东，经波罗奈（Bārāṇasī）到王舍城。王舍城北上，经巴连聚落（Pāṭaligāma）——后来的华氏城，渡河到毘舍离（[A14]Vaiśālī）。向北经波婆（Pāvā）、拘尸那（[A15]Kuśinagara），转西到迦毘罗城（Kapilavastu），再进又回到了舍卫城[6]。这一主要的游行圈，从王舍城到舍卫城，东西两大重镇，包括当时的主要化区。从王舍城向东，到瞻波，更东到羯朱嗢祇罗。从王舍城向南，到南山。从拘睒弥（或舍卫城）向西，到摩偷罗附近，或向西北到拘留（Kuru），那是现在的 [A16]Dehli 一带。佛陀游化的地区，是恒河流域，主要是中下流域。佛教以这一地区为中心，而向外扩展开来。
在佛陀的游化区域中，东方摩竭陀（Magadha）的王舍城，西方拘萨罗（Kośalā）的舍卫城，是佛化的两大重镇。佛法不一定在都市；依后代的佛教史所见，佛教的力量源泉，并不在都市。但文化高，经济繁荣地区，尤其是政治重心的都市，对教化的开展来说，到底是非常重要的。佛教中国的向外开展，北是希马拉耶山区（[A17]Himālaya），南是南山，在当时是文化经济的落后地区，离政治中心又远，所以向南北发展是不容易的。向东，渡过恒河是奔那伐弹那；再向东又是大河，那是远从西藏方面流来的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大河障隔，那边的文化经济都落后，所以佛教向东发展的，是沿恒河而下到海口；再沿海岸向南，或乘船到海外。东、南、北，受到环境的限制，所以佛教的向外发展，重心放在向西——恒河上流而推进。释尊时代，就有大迦旃延的开化阿槃提，富楼那（Pūrṇa）的教化西方输卢那（输那西方 [A18]Sunāparanta），积极的向西方边地推进了。
在佛教向西开展中，出现了中国与边国，边地佛教与中国佛教对抗的事实。据释尊四十五年安居的传说，在成佛二十年以后，一直都在舍卫城安居（末年在毘舍离）[7]。传说阿难侍佛二十五年[8]。这可以理解出：在释尊教化的后半期，定居舍卫城的时间多，而早期宏化东方的王舍城，反而少去了。恒河南岸（东方）的“摩竭、鸯伽二国人，皆信乐苦行”[9]，这也许是提婆达多（Devadatta）的“五法是道”，摩诃迦叶（Mahākāśyapa）的“头陀行”，受到相当推重的原因！佛多住舍卫城，舍利弗与大目犍连（[A19]Mahāmaudgalyāyana），成为协助教化的“双贤弟子”[10]，被称为众比丘的生母与养母[11]。舍利弗与大目犍连的学风，是与阿毘达磨（Abhidharma）密切相关的[12]。到了佛入涅槃，王舍城举行结集：大迦叶是上座，阿难集出“经”，优波离（Upāli）集出“律”，成为佛教界公认的大德。后来，阿难留在华氏城（Pāṭaliputra）与毘舍离宏法；而重律的，却与西方（论法）系融合而向西发展。东方是重法（经）的，西方是重律而又重阿毘达磨的，两大系逐渐形成。佛灭百年（一世纪中），为了毘舍离跋耆（Vṛji）比丘的受取金银，引起西方与东方的大诤论。当时舍卫国佛教，已失去领导地位；西方系的中心，已移到摩偷罗。三菩陀——商那和修（Sāṇavāsi）在摩偷罗教化；西方的支持者，波利耶（[A20]Pāṭheyya）比丘，阿槃提、达[A21]嚫那（Dakṣiṇa）比丘。当时的论诤，跋耆比丘宣说：“一切诸佛皆出东方，长老上座莫与毘耶离中国比丘斗诤”[13]！这是东方与西方，也是中国与边地佛教的抗争，而胜利属于边地的西方。胜负的关键，在拘舍弥的离婆多（Revata）。商那和修他们，想获得他的支持，远远的来访问他，他听见就先走了。一直追踪到萨寒若（Sahajāti），离婆多为他们的热诚所感动，加入了西方阵营[14]。从他起初一直走避来说，显然并不想参预双方的争执。在地理上，拘睒弥是佛教中国的西部，可说在东西之间。国名跋蹉（Vatsa, P. Vaṃsa），即“犊（子）”。佛教发展到七百结集时代，由于佛教的分头发展，区域辽远，师承不同，分化的情势已逐渐表露出来。如华氏城、毘舍离一带的东方系，是大众部（[A22]Mahāsāṃghika）的前身。跋蹉的拘睒弥一带，后来的犊子部（[A23]Vātsīputrīya），就依此而发展出来。摩偷罗是西方：由摩偷罗而南下的，阿槃提、达[A24]嚫那比丘，是分别说部（[A25]Vibhajyavāda）的前身。摩偷罗与拘睒弥，有过长时期的融合；其后由摩偷罗而向西北发展，成为说一切有部（[A26]Sarvāstivāda），犊子部也就分离了。这一形势，就是佛教破散为三众或四众的实际意义[15]。边地佛教的发展，为重法与重律——部派分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项 阿育王与佛教的隆盛
阿育王（Aśoka）时代，佛教在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因阿育王的诚信佛法，印度佛教进入了世界佛教的时代。在佛教史上，这是最珍贵的一页！阿育王灌顶于西元前二七一年（姑依此说）。灌顶第九年，征服羯𨱋伽（Kaliṅga）。由于深感战争的残酷，加深了佛法的信仰。阿育王曾巡礼佛的圣[A27]迹；修建佛舍利塔；派正法大臣去邻邦；推派佛教大德去各方宏布佛法：这都是可信赖的事[A28]迹。在佛教史中，这是重要的环节，对当时及未来分化的意义，应该多加注意！不幸的是佛教自身，南方锡兰所传的《岛史》、《大史》、《善见律》等；与北方罽宾（[A29]Kaśmīra）所传的《阿育王传》（《阿育王譬喻》）[1]，《大唐西域记》等，所说几乎完全不同。二十多年前，我为此曾写过〈佛灭纪年抉择[A30]谈〉，作比较的研究。以现在看来，写得并不理想，但重要的观念，还自觉得不错。如说：
“育王及优波毱多的并世护法，为本传（《阿育王传》）中心。阿育王——王统部分：一、如来授育王记；二、育王以前的王统；三、育王的光大佛教事业；四、育王卒；五、育王以后的王统，与弗沙蜜多罗的毁法。关于优波毱多——法统部分：一、如来授优波毱多记；二、毱多以前的法系；三、毱多的弘法事业；四、毱多付法入灭；五、未来三恶王毁法，与拘舍弥法灭的预言”[2]。
“罽宾所传的阿育王传，是譬喻集。罽宾学者……纂集的主要事情，是阿育王的护法史，西方上座系传法的情况，并非为了（宣扬）罽宾的佛教而编集。锡兰所传……的目的：一、将王舍城第一结集，毘舍离第二结集，华氏城第三结集（这是主要目的），以为结集的重要人物，都是自宗的师承，以表示铜鍱部——锡兰佛教的正统性。二、育王因兄子泥瞿陀出家而信佛；王弟帝须以分别说者的昙无德为师；王子摩哂陀以分别说者的帝须为师；锡兰佛教由阿育王儿女传去；锡兰的菩提树，是阿育王命女儿送去。分别说系，阿育王家，锡兰佛教——三者的密切结合，是《善见律》等编辑的主要目的。……所以从作者的心境说，罽宾所传比锡兰所传，要客观得多”[3]！
北方传说的中心人物，是优波毱多（Upagupta），住摩偷罗（[A31]Madhurā）优楼漫荼山（Urumaṇḍa）的那罗跋利寺（Naṭabhaṭikā）。因东方上座[A32]鸡头摩寺（[A33]Kukkuṭārāma）耶舍（Yaśa）的推荐，受阿育王的迎请到华氏城（[A34]Pāṭaliputra）；毱多教王修塔，并巡礼圣[A35]迹。南传的中心人物，是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华氏城人。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从目犍连子帝须出家。帝须知道华氏城佛教要发生诤论，避到（摩偷罗的）阿烋恒伽山（Ahogaṅga）去。后受阿育王的迎请（迎请方式，与优波毱多一样），到华氏城息灭诤论，举行了第三结集，并推派大德到各方去传教。这[A36]里面，特别是迎请一事，完全相同，所以或推想为目犍连子帝须，与优波毱多为同一人，只是南北的传说不同[4]。这是未必如此的！阿育王礼敬的大德，那[A37]里只是一人？不过佛教各系，以自宗传承的大德，传说为育王迎请的唯一人而已！如南传所表示的，分别说者（[A38]Vibhajyavāda）、阿育王家、锡兰佛教紧紧的联结在一起，以表示其正统性；如超越宗派的立场，是难以信受的。传说的目犍连子帝须，日本学者举出《舍利弗问经》的话，而推定为就是优波毱多[5]。经上这样(大正二四．九〇〇下)说：
“目[A39]揵罗优波提舍，起昙无屈多迦部”。
昙无屈多迦（Dharmaguptaka），就是法藏（或译法护）部。在《部执异论》中，作“此部自说勿伽罗是我大师”[6]。目犍连子帝须，自称“分别说者”，法藏部正是分别说所分出的。勿伽罗——目犍连是我大师，实指佛陀时代的大目犍连（[A40]Mahāmaudgalyāyana）。《舍利弗问经》的“目[A41]揵罗优波提舍”，优波提舍（Upatiṣya）是舍利弗（Śāriputra）的名字，所以目犍罗优波提舍，就是大目犍连与舍利弗——阿毘达磨论师。法藏部远推这二位为宗祖；法藏部所传的论，与《舍利弗阿毘昙论》相近。这么说来，分别说者所宗的“目[A42]揵罗优波提舍”，被传说为目犍连弗（子）帝须，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我以为当时的确有一位叫帝须的大德，如《大悲经》卷二(大正一二．九五四上)说：
“摩偷罗城优楼蔓茶山，有僧伽蓝，名那驰迦。于彼当有比丘，名毘提奢，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正智得道，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持毘尼，持摩多罗迦。于诸梵行，示教利喜，说法不倦”。
“毘提奢”比丘，在《大悲经》中，与优波毱多等并列，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南传作帝须的，如阿育王弟帝须，北传作“毘多输柯”，或义译为“尽忧”。所以这位“毘提奢”（毘提输），可能就是南传的帝须。这位毘提奢，与传说的“目[A43]揵罗优波提舍”相混合，而演化为目犍连子帝须。传说目犍连子帝须，是梵天帝须的转生，也许暗示这一意义吧！
传为阿育王的儿子，传法到锡兰的摩哂陀，在北传典籍，特别是《阿育王传》，竟没有说到。唯有《分别功德论》，说到摩呻提到师子国兴隆佛法，但以摩呻提为阿难（Ānanda）的弟子[7]。唐玄奘在南印度，访问从锡兰来的大德，说摩酰因陀罗（[A44]Mahendra）是阿育王弟[8]。印度大陆佛教界，对传法去锡兰的摩哂陀，是这样的生疏！法显从师子国回来，也没有传来摩哂陀的故事。玄奘说到的摩酰因陀罗，实在是锡兰神山的名字，如烈维（Sylvain Lévi）《正法念处经阎浮提洲地志勘校录》(冯承钧译商务本二一、六五)说：
经：“过罗刹渚，有一大山，名摩酰陀。……于阎浮提六斋之日，四天王天住此山上，观阎浮提……。如是四天王于摩酰陀罗山，观阎浮提”。
考校：“摩酰因陀罗山，必为锡兰岛中央之高峰，今名亚当峰者是。据史颂(乙丙本)：猴使贺奴末（Hanumat），置跳板于摩酰因陀罗山上，由大陆一跃而至楞迦。此山在古事集中，原为 Bhāratavarṣa 七山系之一，即今自 Orissa 达 Gondvana 诸山也”。
摩酰陀、摩酰陀罗、摩酰因陀罗，显然从因陀罗（[A45]Indra）得名。因陀罗是印度的大神，即佛教的帝释（[A46]Śakro devānām indraḥ）。山名大因陀罗，是四王天在此观察人间善恶，而报告帝释的大山。在罗摩（[A47]rāma）故事中，猴使从大陆此山一跃而到楞伽（[A48]Laṅkā）。后来，锡兰传说的佛游锡兰而留足[A49]迹说，摩哂陀飞腾虚空而入锡兰说，都受到这一神话的影响。摩酰因陀罗——摩哂陀，应为从印度传入锡兰的因陀罗的人化。摩酰因陀罗——从印度传来的神与山，受到锡兰人的尊敬。佛教从印度传入锡兰，也就传说为摩酰因陀罗传来的了。将佛教传入锡兰的“摩酰因陀罗”，与摩酰因陀罗山（及神），是那样的巧合！这可能与目犍连子帝须一样，当时确有一位叫帝须的分别说者，但名字是经过传说演变的。摩哂陀这一名字，是神话化的；但将佛法传入锡兰的，是帝须弟子的比丘，应该是有的，也许名字与摩酰因陀罗有点类似。
依古代传记，近代发现的阿育王石刻铭，经学者的研究，对阿育王时代疆域的广大，为佛教——正法的热诚，已有充分的、明确的知识。在当时的佛教界，有诤论与破僧的事实，如 Sārnāth 法[A50]敕、[A51]Kosambī 法[A52]敕、Sāñcī 法[A53]敕，都有所说到，这近于南传华氏城沙汰贼住比丘的传说。大抵是佛教隆盛了，供养丰裕了，就有外道混入佛教僧团中来。然在佛教自身，阿育王所希望的，当然是僧伽的和合与健全；但在不同区域，不同布萨，而对佛法有些不同的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南方传说：摩哂陀以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摩诃提婆（大天 [A54]Mahādeva）为阿阇黎，出家而受十戒；以[A55]末阐提（Majjhantika, [A56]Madhyāntika）为阿阇黎而受具足戒[9]。目犍连子帝须是分别说部，大天为大众部（[A57]Mahāsāṃghika），[A58]末阐提为说一切有部（[A59]Sarvāstivāda），摩哂陀都从之出家受戒，所以或怀疑当时有否部派的存在。部派的分化，多数是区域性的，师承不同的，经一时期的发展而形成，决非弟兄分居或国家分裂那样。以中国佛教为例：慧可、慧思、慧布，是同时人。慧布与慧可、慧思相见，谈得非常投机。但在宗派上，慧可是禅宗二祖，慧思是天台宗，慧布是三论宗。在宗派形成时，都会向上追溯，将与自己有关的祖德，列入自宗。在当时，虽有多少不同，却不一定对立得难以和合。不同部系的三位，都是摩哂陀的师长，应从大一统的时代，佛教大体和合的意义去理解。
七百结集时代，有东方毘舍离（[A60]Vaiśālī）系，西方摩偷罗（Madhurā）系，而西南的阿槃提（Avanti）、达[A61]嚫那（Dakṣiṇāpatha）地方，佛教已相当隆盛。到阿育王时，大天、[A62]末阐提、目犍连子帝须，正是这三方面的代表。东方华氏城，是孔雀（Maurya）王朝的政治中心；这[A63]里的佛教（东方系），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阿育王时代的大天，就是这一系的大师。阿育王早年，曾出镇优禅尼（[A64]Ujjayinī），这是阿槃提古国的首府。阿育王在这[A65]里，娶了卑提写 [A66]Vidiśā 的女郎提毘（Devī），生了摩哂陀与女儿僧伽蜜多（名字都不像在家本名）（Saṅghamittā）。阿育王以优禅尼的力量而得到王位；妻儿都生长在这[A67]里（阿育王登位，住华氏城，但提毘一直住在故乡，似乎是王妃而不受宠幸的）；儿女都从这[A68]里的佛教——分别说系出家。这[A69]里的佛教，与王家多少沾有关系，所以是当时佛教有力的一系。不过到华氏城来，对于东方的佛教，是不能不容忍而合作的。[A70]末阐提是说一切有部，以传教到罽宾（[A71]Kaśmīra）而受到重视。在《阿育王传》优波毱多的法统中，原是没有[A72]末阐提的；大概由于传教罽宾的关系，传说为阿难弟子而附在传内[10]。优波毱多出于摩偷罗（西方）系统，虽有受阿育王尊敬的传述，但不是唯一的受尊敬者。从当时的情形来说，分别说系（西南系）与东方系的大天，合作得很好，而摩偷罗系的处境，却并不理想。可举二点来说：一、分别说——“毘婆阇婆提”，本是阿毘达磨论“法归分别”的特征。但在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如《大毘婆沙论》等，对“分别论者”而自称“应理论者”，以“分别论者”为一切不正恶邪分别的别名。那样的敌视“分别论者”，应有使说一切有者感到痛心的事实。二、大天：《大毘婆沙论》说他犯三逆罪，说五事是佛教[11]。《阿育王传》晋译也说：南天竺有一男子，犯三逆罪而出家，读诵三藏，徒众很多。他来访问优波毱多，优波毱多竟不与他说话[12]。《异部宗轮论》说：阿育王时，因诤大天五事而分为二部。分化到南方的制多[A73]山部（Caitika），因贼住大天，重诤五事而分派[13]。说一切有部对大天的深恶痛绝，可以想像出来。《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九九(大正二七．五一〇下——五一二上)说：
“大天……造第三无间业已，……遂往鸡园僧伽蓝所，……出家”。
“大天聪慧，出家未久，便能诵持三藏文义，言词清巧，善能化导，波咤梨城无不归仰。王闻，召请数入内宫，恭敬供养而请说法”。
“大天升座说戒，彼便自诵所造伽他（五事）。……于是竟夜斗诤纷然，乃至终朝朋党转盛。……王遂令僧两朋别住，贤圣朋内，耆年虽多而僧数少；大天朋内，耆年虽少而众数多。王遂从多，依大天众，诃伏余众”。
“时诸贤圣，知众乖违，便舍鸡园，欲往他处。……王闻既瞋，便敕臣曰：宜皆引至殑伽河边，载以破船，中流坠溺，即验斯辈是圣是凡。臣奉王言，便将验试。时诸贤圣，各起神通，犹如雁王，陵虚而往。……乘空西北而去……迦湿弥罗”。
《大毘婆沙论》与《异部宗轮论》相同，“波咤梨（华氏）王”，显然的就是阿育王。《大毘婆沙论》是说一切有部中的阿毘达磨论者，与《阿育王传》——持经譬喻者所说，略有不同。依《大毘婆沙论》说，阿育王时的摩偷罗学系，有受到贬抑的[A74]迹象。《大毘婆沙论》说：鸡园寺诤论不息，王派大臣用破船去沉没他们（说一切有者）。南方传说：阿育王寺（即鸡园寺）大众诤论，王命大臣去劝令息诤，因诤论不息而杀死了好多比丘[14]。将这两点结合起来，当时的诤论中，国王偏袒某一方，极可能是存在的事实。从说一切有部的敌视分别论者，丑化大天，可以想见分别说系与大众系的联合，而摩偷罗（说一切有系）系被贬抑的事实[15]。说一切有部（犊子部从此分出，所以传说相近）将二部的根本分裂，归于犯三逆罪的大天五事，只是将大天到制多山而再分派的事实，提前（因而分化为两大天）以强调大天的罪恶而已。南传将阿育王寺的诤论，归咎于贼住比丘，也只是部分的事实。《初期佛教教团史之研究》，推定阿育王时代，分别说与说一切有者相对抗[16]，是非常正确的，但更应注意分别说系与大众系的联合。惟有这样，大陆分别说系——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等的思想，与大众部系相接近，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当时的分别说者，还不能以传入锡兰的，深闭固拒的大寺派（[A75]Mahāvihāravāsa）为代表。因此，南传的华氏城第三结集，与上二次的结集不同，不过是分别说部形成中的自部结集（与现在锡兰所传的三藏，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阿育王时传道师的派遣，可以理解当时及以后的佛教情形。去各方传教的，是[17]：
传教所到的地方，有些虽经近代学者的研考，也还不能决定在那[A82]里[18]，今择取一说。[A83]末阐提所到的，北传只是罽宾。古代的罽宾，不是迦湿弥罗（如下第三节说）。南传作迦湿弥罗与犍陀罗，那是符合后代的称呼。摩酰沙[A84]慢陀罗，应为安达罗（Andhra）地方。大天为大众部，传说大天住制多山而更分部派，可依此而推定。婆那婆私，大概在今南印度的 North Kanara 地方。《华严经》善财南参，有住林国（Vanavāsin），可能就是此地。阿波兰多迦，可能与佛世富楼那（Pūrṇa）传教的输屡那（Sunāparanta）相同，推定为今孟买（[A85]Bombay）以北的 Sopārā，与北面的 Koṅkaṇ 地方。摩诃勒咤，在今瞿陀婆利河（[A86]Godavari）上流，孟买东北的 Marāṭha 地方。雪山边应是尼泊尔（[A87]Nepal）一带。臾那世界，指印度西北，叙利亚（Syria）人所住的阿富汗（Afghanistan）地方。金地，很难确定在那[A88]里，或说就是缅甸（Brahma-deśa）。楞伽岛，是现在的锡兰。从这传教的区域，看出区域的辽远，已超出阿育王统治的领域。在这些地名与人名中，发现几点可注意的事：一、当时的印度佛教，与臾那人已有相当深的关系。不但阿育王时的传教者，要传到臾那世界，而臾那人达磨勒弃多、摩诃达摩勒弃多，已经在佛法中出家，并取得领导一方的地位。摩诃达磨勒弃多，还是阿育王弟帝须（Tissa）的和尚。可见在印度的臾那人，信佛的一定不在少数。二、在传教的九人中，竟有四位名勒弃多的：勒弃多（护），摩诃勒弃多（大护），达磨勒弃多（法护），摩诃达磨勒弃多（大法护）。四位中，二位是臾那人。传教的地点，都在西部（阿波兰多迦、摩诃勒咤），西北（臾那世界），西南（婆那婆私）。西南佛教中心的优禅尼，是西方——南北交通的要道。这[A89]里近西海岸，与西方臾那人间，文化、经济有较多接触的地方。三、西海岸的饿鬼说，有特殊的意义。如（大众部说）从富楼那，或（上座部说）从大迦旃延（[A90]Mahākātyāyana）出家的亿耳（[A91]Śroṇa-koṭikarṇa），在海岸见种种饿鬼[19]。舍利弗（Śāriputra）弟子僧护（Saṃgharakṣita），入海经饿鬼界，知道饿鬼的种种业报。这些饿鬼，都是比丘、比丘尼等犯戒所得的业报[20]。饿鬼说，与僧制有关，有警策出家人，守护戒律的意义。僧护，就是僧伽勒弃多。在《相应部》、《杂阿含经》（弟子所说部分）中，说到大目犍连见到种种饿鬼，因勒叉那（[A92]Lakṣaṇa）的发问而传述出来，也都是出家者犯禁戒的业报[21]。勒叉那与勒弃多，虽语音小异，而解说为“护”，却是一样的[22]。所以，西方沿海地区传说的饿鬼，起初与重律的勒弃多有关，是非常明白的。中国传说，目连救母，是饿鬼的济度；而在南传，却是济度舍利弗的母亲[23]。舍利弗与目犍连，是佛的“双贤弟子”，是阿毘达磨者的根源；而沿海有关僧制的饿鬼传说，也与这二位的学系有关。法藏部（[A93]Dharmaguptaka）自称“目犍连是我大师”，而《舍利弗问经》作：“目[A94]揵罗优波提舍，起昙无屈多迦[A95]部”[24]。南方所传的达磨勒弃多、摩诃达磨勒弃多，《善见律毘婆沙》，竟译为昙无德、[A96]摩诃昙无德[25]。昙无德是达磨毱多，就是法藏或法护，毱多也是“护”的意思。《善见律毘婆沙》的译者僧伽跋陀罗（Saṃghabhadra），是“众圣点记”的传来者，为分别说部的律师。在他，是肯认阿育王时的达磨勒弃多，就是昙无德——法藏部部主；法藏部也确是分别说部的一派。阿育王时的西南系，是有力的分别说部。与臾那人，有关戒律的饿鬼说有关，这是值得留意的事！
第二节 政局动乱中的佛教
第一项 政局的动乱
阿育王（Aśoka）时代（约为西元前二七一——二三二），是孔雀（Maurya）王朝的盛世，也是佛教从印度佛教而进入世界佛教的时代。阿育王去世，南、北、东、西——各地方的政局（可能阿育王晚年）开始变动，终于政治中心华氏城（[A97]Pāṭaliputra），也被破灭。佛教在政局变乱，民族与文化的复杂环境中，也就部派的分化加速，渐渐的迈向大乘佛法的时代。
阿育王的后人，平庸而又都在位不久，经四代而到毘黎诃陀罗多（[A98]Bṛhadratha）王，在西元前一八五年前后，为当时的军事统帅弗沙蜜多罗（[A99]Puṣyamitra）所杀，创立熏伽（Śuṅga Dynasty）王朝。那时的印度，早已四分五裂，熏伽王朝的统治区，主要为恒河（[A100]Gaṅgā）流域。当时从北而来的希腊（Yavana）军队，曾侵入恒河流域的摩偷罗（Madhurā）、沙祇多（Sāketa）、阿瑜陀（Ayodhyā），连华氏城也受到威胁。幸亏弗沙蜜多罗王的抗战，终于击退了希腊的入侵者，保持了恒河流域的安全。西元前一八〇年，弗沙蜜多罗举行马祭，弗王孙婆苏蜜多罗（[A101]Vasumitra），率领护卫祭马的军队，远达印度河两岸，击败希腊的军队。佛教传说，弗王的破坏佛教，到达北印的奢伽罗（Śākala 今 Sialkot）[1]。熏伽王朝与地方政权，在动乱不安定的状态中，中央政权无疑是衰落了。政权延续了十代，一百余年，到西元前七三年，在内忧外患中，为大臣婆须提婆（Vasudeva）所篡立，新成立甘婆（[A102]Kāṇva）王朝。但摩竭陀（Magadha）华氏城中心的政权，越来越衰弱，终于在西元前二八年，为南方案达罗（[A103]Andhra）部队所灭亡。中印度摩竭陀中心的王朝灭亡了，释尊游化的区域，不是受到外族所统治，就是陷于地方政权的据地分立状态。一直到西元四世纪初，旃陀罗笈多第一（[A104]Candragupta Ⅰ）时代，中印度才再度统一。
孔雀王朝衰落，地方的政权开始异动。东南有质多（Cheta）王朝与娑多婆诃（Sātavāhana）王朝的兴起。一、质多王朝，在今奥里萨（Orissa）到瞿陀婆利河（[A105]Godavari）一带。据哈提贡发（[A106]Hāthi Gumphā）铭文，质多王朝的佉罗毘罗（Khāravela），与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罗王同时。佉王为一代的雄主，在即位第八年，击溃了王舍城（Rājagṛha）的军队。十二年，兵抵恒河，战胜摩竭陀的 [A107]Puṣyamitra（即弗沙蜜多罗）王；并侵入案达罗。佉王为质多王朝的第三代，可见质多朝的兴起，早在阿育王死后不久。以后的情形不详，大概是为案达罗所灭的。二、案达罗（[A108]Andhra）的崛起：阿育王死后，案达罗族即宣告独立。该族的发祥地，在瞿陀婆利（[A109]Godāvarī）及讫利史那（Krishṇa）的两河之间。《大唐西域记》所记的驮那羯磔迦（[A110]Dhānyakaṭaka），也叫“大案达罗”，曾为案达罗的旧都所在地。早在西元前三、四世纪间，叙利亚（Syria）的使臣梅伽替尼（Megasthenes），驻节华氏城，就知道南方案达罗族的强盛——市府三十，步兵十万，骑兵二千，象（军）千头；但那时的案达罗，是服属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死后，案达罗族的悉摩迦王（[A111]Simuka，即娑多迦 Sindhuka），宣告独立，在第三代娑多迦尼（[A112]Śrī Śātakarṇī）王时，[A113]Vidiśā 及 [A114]Ujjayinī（邬阇衍那），都属于案达罗，领土横跨全印。王朝的势力，向北申展，在西元[A115]前二八年，灭亡了摩竭陀的甘婆王朝。案达罗族一直在兴盛中，但西方的土地，落入了塞迦族（[A116]Śaka）的叉诃罗多（Kshaharāta）王朝手中。西元二世纪初，娑多婆诃王朝二十三代，名瞿昙弥子娑多迦尼（[A117]Gautamīputra Śātakarṇi）王，从叉诃罗[A118]多王朝手中，夺回苏剌咤（[A119]Surāṣṭra）、那私迦（Nāsik）、浦那（Poona）等地方。据那私迦铭文，瞿昙弥子自称刬除叉诃罗多人，恢复了娑多婆诃人的光荣。但其子婆悉须题子（[A120]Vāsishṭhīputra Puḷumāvi）时，又一再为叉诃罗多族所败。到了西元三世纪初，国势衰落下来，约亡于西元二三〇年前后。
在印度西北方面，有称为臾那（Yona, Yavana）的希腊人，称为波罗婆（[A121]Pahlava）的波斯人，塞迦（[A122]Śaka）人，称为贵孀（[A123]Kuṣāṇa）的月氏人，一波又一波的，从西北方侵入印度，形成长期的动乱局面。试分别的略述于下：
一、臾那人，是印度称呼住于印度西北的希腊人。希腊名王亚历山大（[A124]Alexandros），征服了波斯，又进而占领了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大夏（Bactria）、喀布尔（高附 Kabul）河流域。在西元前三二七年，侵入印度。西元前三二五年凯旋，不久就死了。伟大的希腊帝国，也就瓦解了。东方波斯、阿富汗、大夏、高附一带地方，由塞琉卡斯（[A125]Seleucus）统治。西元前三〇五年前后，塞琉卡斯王与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作战，以和平结束，将今俾路芝斯坦（Baluchistan）、阿富汗斯坦，让于孔雀王朝，而退居兴都库斯山脉（Hindu Kush）以西，双方维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到西元前三世纪中叶，大夏的总督提奥多图二世（Diodotus Ⅱ），脱离了本国而独立。但在西元前二三〇年前后，大夏又为犹赛德摩（Euthydemus）所篡夺。犹赛德摩的势力，似曾达到阿拉科西亚（Arachosia）、阿富汗地方。西元前一七五年前后，大夏又为犹克拉提底（Eucratides）所篡夺。这样，犹克拉提底王家，占有大夏、高附、健陀罗（Gandhāra）与呾叉始罗（[A126]Takṣaśilā），而犹赛德摩王家，深入印度以奢伽罗（Śākala）为首府，而统治旁遮普（[A127]Punjab）。这二家，都侵入印度。其中，犹赛德摩王家的提弥特罗（[A128]Demetrius），即位于西元前一九〇年前后，占领了喀布尔，达到旁遮普。其后有弥难陀王（Menander），就是熏迦王朝弗沙蜜多罗时，希腊人侵入中印度，直到华氏城的名王。从亚历山大以来，希腊人与希腊文化，不断的侵入印度，而以犹赛德摩王家（约成立于西元前二二〇，延续到前一世纪中），引起的影响最大！
二、安息人与塞迦人：波斯人，印度称之为波罗婆（Pahlava）。西元前六世纪，波斯的阿肯弥尼（[A129]Achaemenid）王朝，居鲁斯（[A130]Cyrus）、大流斯（Darius）王，曾占有大夏[A131]（Bactria）、窣利（Sogdiana）（Suguda），并侵入印度，征服了犍陀罗（Gandhāra）。等到亚历山大东征，波斯王朝崩溃，成为被统治者。西元前二四八年前后，波斯的民族英雄安尔萨息（[A132]Arsaces），反抗希腊（及其文化）的统治，重建波斯人的王国，这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安息。塞迦（[A133]Śaka）人，在波斯的居鲁斯王时，已出现于历史上。凡波斯人称之为塞迦的，叙利亚（Syria）——希腊人称之为 Skythen。内容的部族不一，从兴都库斯山区、沩水（Oxus）——阿姆河，到药杀水（Yaxartes）——锡尔河那边，泛称游牧的边夷民族。原始的塞迦人住地，我以为在兴都库斯山区；以后被作为东北边夷民族的通称。这如中国史书的“胡”，本指北方的匈奴，其后“东胡”、“西域胡人”，被用来泛称边夷民族一样。这留在下一节去研究。波斯（安息）人与塞迦人，是不同的，但时常混杂在一起。塞迦人是强悍而勇于战斗的民族，每参加波斯与希腊人的部队。塞迦人曾编入居鲁斯王的第十五营区；而叙利亚王安都卡斯三世（Antiochus Ⅲ），于西元前二〇九年，讨伐大夏时，也曾得到塞迦人的援助。当安息王朝成立不久，弥提黎达斯（Mithradates）王，得塞迦人的援助，战胜了叙利亚的塞琉卡斯二世（[A134]Seleucus Ⅱ）。但在西元前一二八、一二三年，塞迦人又一再与安息人作战，而杀死安息的国王。不过大致来说，塞迦是服属于安息，与安息人有更多的关系。西元前一〇〇年前后，在拥戴安息王的名义下，安息人与塞迦人，纷纷侵入印度。安息人与塞迦人，都有牧伯（Kahatrapa）制，联合（混合）侵入，似乎并没有统一的组合。从发展方向，大略分为二系：1.向西北印度发展的，有安息人，也有塞迦人。有名的茂斯王（[A135]Maues），即牟伽王（[A136]Moga）、阿吉斯（Azes）、乌头发尔（Undopherros），或作贡头发尔（[A137]Godophares），都是。占领的地区，介于高附河流域与旁遮普东部；犍陀罗、呾叉始罗，也都在其中。西方或称之为印度安息人，而在中国，就是“塞种王罽宾”的事实。《汉书》(西域传)说：
“武帝始通罽宾。（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汉使关都尉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
《汉书》的乌头劳，显然即西方所传 Undopherros 的对音。近代人研究货币，以为 Undopherros，约为西元二〇——四〇年时在位。然《汉书》所记的乌头劳，为汉元帝时代（西元前四八——三三）。《汉书》的当时记录，是值得信赖的。印度西北的安息（塞迦）政权，后来为月氏所灭。2.沿印度河下流（印度河口留有塞迦岛的遗[A138]迹）而南下的，以塞迦人为主。摩偷罗（Mathurā）著名的“师子柱头”，雕成波斯式两狮相背的柱头。石柱上刻著摩偷罗牧伯的世系，有大牧伯罗宙拉（[A139]Rājula）的名字，这是西元前一世纪中的塞迦族。更向南发展的，有属于塞迦的叉诃罗多族，以那私迦为首府，占有沿海地区——马尔瓦（Malwa）、苏剌陀等。为案达罗王瞿昙弥子所击破的，就是这一族。另有以邬阇衍那为首府的牧伯，有名的卢头陀摩（[A140]Rudradāman），约在位于西元一二〇——一五五年，《大庄严论经》称之为“释伽（罗）王”[2]。这些向南方发展的，以塞迦族为主，而含有安息人、希腊人在内。所以瞿昙弥子击败叉诃罗多人，而说灭塞迦人、臾那人与波罗婆人。此南方的塞迦族的政权，一直延续到西元四世纪中。希腊人、安息人、塞迦人的侵入印度，也见于《阿育王传》[3]，如说：
“未来之世，当有三恶王。……南方有王名释拘，……西方有王名曰钵罗，……北方有王名阎无那”。
南方的释拘，即向南发展的塞迦。西方的钵罗，即在高附河流域，犍陀罗一带的波罗婆（安息，其中也有塞迦）。阎无那即臾那。这一三方的动乱局势，约迟到西元前一世纪末（五〇——一）。最迟些，月氏人接著东来，希腊人的统治，就完全消失了。
三、月氏人：在汉初，月氏人住在中国西部的“炖煌祁连间”。后来，为匈奴的冒顿单于、老上单于所攻破，月氏才向西迁移到伊犁地方。约在西元前一四〇顷，又被乌孙所击破，月氏又向南避到沩水——阿姆河上流，定居下来，伸张势力到河南，灭亡了大夏。西元前一二九年前后，张骞到月氏，那时的月氏王庭，还在沩水以北，大夏还保有国家规模。月氏有五部翕侯，其中贵霜（[A141]Kuṣāṇa）翕侯，在西元前后，统一了五部翕侯，大大的强盛起来。贵霜的丘就却（Kujula，即 KadphisesⅠ），向南发展而占领了兴都库斯山以南，阿富汗南部，高附与坎达哈尔（[A142]Kandahār），并向西攻击安息。继任者叫阎膏珍（[A143]Vīma Kadphises, or Vima Kadphises），攻入印度，占有旁遮普、犍陀罗一带。这二位的时代，在西元一世纪。继之而起的，是著名的迦腻色迦王（Kaniṣka），约在西元二世纪上半，囊括了北印度，以富楼沙富罗（Puruṣapura）为首都，势力远达中印度与西印度。佛教传说，迦王曾征服了华氏城[4]。迦王的时代，大乘佛教已非常兴盛了。
西北印度及阿富汗斯坦、大夏、窣利一带，在原住民的基础上，经希腊人、安息人、塞迦人、月氏人的一再侵入，居留与发展，为多民族复杂与合作的区域。长期的动乱，对于这一区域的佛教，留下深远的影响！自阿育王去世以来，东、南、西、北——各民族的动乱，主要是依据《剑桥印度史》、《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的第二章到五章[5]。并参考《中央亚细亚的文化》、《东南印度诸国之研究》、《印度通史》[6]，而作上来简略的叙述。
第二项 边地佛教在政局动乱中成长
阿育王（Aśoka）以后，印度开始了全面的动乱。佛教在政局动乱中，不免会遭遇困境，有中印度与西北印度的法难传说。中印度的法难，是熏伽（Śuṅga）王朝弗沙蜜多罗（[A144]Puṣyamitra）的破法。《阿育王传》说到弗沙蜜多罗，“杀害众僧，毁坏僧房”，并侵害到北印度的舍伽罗（Śākala）[1]。《舍利弗问经》，也有此传说[2]。法显的〈摩诃僧祇律私记〉，也说到中天竺恶王的破法，“诸沙门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离”[3]。这一传说，或不免言过其实，但弗沙蜜多罗，举行婆罗门教的马祭，在当时流行的宗教中，从孔雀（Maurya）王朝的特重佛教，而转移为重视固有的婆罗门教，应该是可信的事实。失去了王权的支持，佛教从类似国教的地位而下降，会有被压抑与歧视的感觉，并多少有被压迫的事实。依《舍利弗问经》所说：“坏诸寺塔八百余所”，恒河中流——中国佛教的衰落，也许就是边地佛教越来越兴盛的原因之一。
西北印度的法难，就是臾那人（Yona）、安息人（[A145]Pahlava）、塞迦人（[A146]Śaka）的先后侵入。《阿育王传》卷六(大正五〇．一二六下)说：
“未来之世，当有三恶王出。……扰害百姓，破坏佛法。……南方有王名释拘，……西方有王名曰钵罗，……北方有王名阎无那，亦将十万眷属，破坏僧坊塔寺，杀诸道人”。
“道人”，这[A147]里指比丘说。从西北方来的异民族，对于印度的佛教——塔寺及比丘，起初是不会受到尊重保护的。在战争过程中，寺塔僧众的受到损害，可说是势所难免。直到西元二世纪初，案达罗（[A148]Andhra）王朝的瞿昙弥子（[A149]Gautamīputra Śātakarṇi），击破塞迦族的叉诃罗多人（Kshaharāta），自称为印度宗教的保护者；特别尊重婆罗门教，对佛教也相当尊崇。这可以推见塞迦族在西印度，对婆罗门教及佛教，都曾有过某种程度的伤害。中印度衰落，西北印度异族的不断侵入，在佛教受到损害时，不免泛起了佛法末日将临的感觉。这所以《阿育王传》中，叙述了三恶王的破坏佛法，接著说到拘舍弥（Kauśāmbī）法灭的预言。在律典中，拘舍弥是僧伽首先诤论分部的地方，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面对三恶王的侵扰，佛教内部派别的纷歧，于是结合了“满千年已，佛法欲灭”的“正法千年”说，拘舍弥诤论说，三恶王入侵说，作出拘舍弥法灭的预言，以勉励佛弟子的护持佛法。
阿育王以后，佛教在政局的动乱中，与边远地区的异民族相接触，渐渐的受到他们的信仰与尊敬，这与大乘佛教的兴起，是有深切意义的，这可以从部派的分化发展去说明。阿育王时代，根本二部是已经存在了。上座部（[A150]Sthavira）以摩偷罗（Madhurā）为重心，分出了分别说（[A151]Vibhajyavāda）、说一切有（[A152]Sarvāstivāda）二系。大众部（[A153]Mahāsāṃghika）是以东方的毘舍离（[A154]Vaiśālī）为中心，虽当时也许还没有明显的再分化的部派对立，然与分别说、说一切有同样的，以教义的特色为名的，如一说部（Ekavyāvahārika）、说出世部（[A155]Lokottaravāda）、说一切行如灰聚的[A156]鸡胤部（[A157]Kukkuṭika），相信在思想上已经分化了。这三部，据真谛的《部执论疏》说：“大众部并度（疑是“广”字）行央掘多罗国。此国在王舍城北。此部引华严、涅槃、胜鬘、维摩、金光明、般若等诸大乘经”[4]。央掘多罗（Aṅguttarāpa），即上央伽，在央伽（Aṅga）的北方，恒河的那边，与《大唐西域记》所传的弗栗恃国相当[5]。弗栗恃（[A158]Vṛji）即跋耆，跋耆族从毘舍离而向东分布。在这一区域的佛教，传说含有大乘经，或信或者不信，因而引起三部的分化。在阿育王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如解说为大乘学者，意会到大乘思想的兴起，是由此流衍出来的，所以作出这样的传说，那就是不无理由了。此后，大众部分出的多闻部（Bahuśrutīya），真谛（[A159]Paramārtha）传说为还在央掘多罗。有关多闻部的铭文，在案达罗的 Nāgārjunikoṇḍa 及西北印度的 Pālāṭū Ḍherī 发见，流行在这[A160]里，是西元后二、三世纪的事[6]。又分出说假部（[A161]Paññattivāda），与大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有关；大迦旃延与阿槃提（Avanti）有关。大众部分出的学派，流行在南方而有重要意义的，是阿育王时的大天（Mahādeva），传教到摩酰沙[A162]慢陀罗（Mahisamaṇḍala）而分出的部派。依《异部宗轮论》说：大天住制多山（[A163]Caityaśaila），成为制多山部。从制多山部分出东山住部（[A164]Pūrvaśaila）、西山住部（Aparaśaila）[7]。《大唐西域记》卷一〇(大正五一．九三〇下)说：
“驮那羯磔迦国，……（王）城东据山，有弗婆势罗(唐言东山)僧伽蓝。城西据山，有阿伐罗势罗(唐言西山)僧伽蓝”。
驮那羯磔迦（[A165]Dhānyakaṭaka）的东山与西山僧伽蓝，无疑为古代东山住与西山住二部的根本道场。据《东南印度诸国之研究》推定：驮那羯磔迦王城，为 Amaravati。今 Amaravati Tope，为古代的东山寺；而西面（实际是西西北）的 Dhārani kōta 古城，为西山寺的遗址[8]。《论事》所传的案达罗学派，即王山（Rājagiriya）、义成（[A166]Siddhatthika）、西山、东山——四部。这四部，被称为案达罗学派。有关四部的铭文，及制多山部的，都在案达罗 [A167]Amarāvatī 一带发见[9]。可以推见这四部，是随案达罗王国的兴起而盛行的。根本大众部，在案达罗王朝下，也非常兴盛，从案达罗东方，到西方那私迦，都有铭文可以证实[10]。大众部也还向西北流行，西元前一世纪起，有关大众部的铭文，在摩偷罗发见[11]。《摩诃僧祇律》，特地说到摩偷罗的众多精舍[12]，也可以知道大众部在这[A168]里的流行。其后，传向北印度，有犍陀罗地方的铭刻[13]。玄奘也说到：迦湿弥罗（Kaśmīra）、乌仗那（Udyāna）有大众部。而大众部分出的说出世部，流行于西北的梵衍那（Bāmiyān）[14]。大众部传到西北，是西元以后，特别是贵霜（[A169]Kuṣāṇa）王朝的时代。大众部虽也分化到西北，而主要是从东方（沿海岸）而传入南方——案达罗。从东方而向南方的中途，乌荼（[A170]Uḍra）（古代属羯𩜁迦）是值得重视的地方。在玄奘的时代——西元七世纪初，乌荼是“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15]。乌荼的补涩波祇（[A171]Puṣpagiri）僧伽蓝，推定为今 Puri 州的 [A172]Khandagiri 或 Udayagiri。这[A173]里的峒窟很多，有早在西元前二世纪开凿的。这[A174]里发见的 Hāthi Gumphā 铭刻，就记载著羯𩜁迦国（Kaliṅga）质多（Cheta）王朝佉罗毘罗（Khāravela）的勋业[16]。
上座分别说系，以阿槃提（Avanti）为重镇，发展分化而成四部。其中，铜鍱部（[A175]Tāmraśāṭīya）是南传于锡兰的，就是现代所称的南传佛教。在印度本土，分成三部：一、化地部——弥沙塞（[A176]Mahīśāsaka），从来解说为“正地”、“教地”、“化地”，是创立部派者的名字。然近人研究，认为这是流行于西印度莫酰（或作莫诃 Mahī）河地方的学派，所以名为 [A177]Mahīśāsaka[17]。二、法藏部（Dharmaguptaka），也可译为法护部。阿育王时的臾那人达摩勒弃多（[A178]Yonaka Dhammarakkhita），也是“法护”的意义。《善见律毘婆沙》，将达摩勒弃多译作昙无德，那是认为这就是“法藏”了。达摩勒弃多传教于阿波兰多迦（Aparantaka），可能与佛世富楼那（Pūrṇa）传教所到的西方相近，推定为今孟买（Bombay）以北的 Sopārā，与北面的 Koṅkaṇ 地方。这二部的早期教区，从分别说系由阿槃提而向南来说，分化在这[A179]里，倒是相当合适的。三、饮光部（迦叶遗 [A180]Kāśyapīya）：阿育王派遣的传教师中，有迦叶族的末示摩（Majjhima）等，到雪山边（[A181]Himavantapadeśa）。在 [A182]Sāñcī 的塔[A183]里，发见有传教于雪山的，迦叶族末示摩等的舍利铭刻。传教到雪山，而舍利却在邬阇衍[A184]那（[A185]Ujjayinī）附近的 [A186]Sāñcī 发见，可说（生前或死后）回到了分别说的故乡。这可能就是分别说所分出的饮光部的来源！铜鍱部自称上座部，而《异部宗轮论》说：先上座部（[A187]Pūrvasthavira）又转名为雪山部（[A188]Haimavata）[18]，也许与传教到雪山边有关。总之，这都是属于上座分别说系的。依《异部宗轮论》，知道化地部与法藏部的教义，大都与大众部相同。然依《论事》所说，那应该是与大众部所分出的案达罗学派相近（也可能与大众部的晚期说相同）。大众部与分别说部，阿育王时代，分化而都还简朴。到案达罗王朝兴起，从东到西，横跨全印度。分别说向南分化的化地与法藏，都在案达罗的政权下。化地、法藏部与案达罗学派相近，应该是与此有关的。《大唐西域记》说到西印度的阿折罗（Ācāra）罗汉，所造的寺塔，也横跨东西，如[19]说：
“案达罗国……瓶耆罗城侧不远，有大伽蓝，重阁层台。……伽蓝前有石窣堵波，高数百尺，并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之所建也”。
“摩诃剌侘国……东境有大山，……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所建。罗汉，西印度人也。……精舍四周，雕镂石壁”。
“伐腊毘国，……去城不远，有大伽蓝，阿折罗阿罗汉之所建立”。
案达罗的瓶耆罗城（[A189]Veṅgīpura），推定为今 [A190]Krishnā 州 Ellore 市北八英里的 Pedda [A191]Vegi[20]。摩诃剌侘（Mahārāṣṭra）的阿折罗伽蓝，就是现存著名的 Ajanta（与阿折罗音相近）窟，在今 Nizam 州。伐腊毘（[A192]Valabhī）在今 [A193]Kathiawar 半岛的东岸。三处的距离那么远，而都有阿折罗阿罗汉建造寺窟的记录。虽阿折罗罗汉的事[A194]迹不明，但至少说明了这一广大地区佛教的共同性。Ajanta 石窟的建造，最早的在西元前二世纪[21]。大众部分化南方，深深影响了大陆的分别说系。在大乘兴起的意义上，是应该特别重视的！化地部等离开了本土，流入北方，应是以后的事。
上座说一切有系，是七百结集中的西方系，从拘舍弥（Kauśāmbī）、摩偷罗（Mathurā），而向西北发展的。后分二大系，留在拘舍弥一带的，是犊子部（Vātsīputrīya）。从犊子部又分出四部：法上部（Dharmottarīya）、贤[A195]胄部（[A196]Bhadrayānīya）、正量部（[A197]Saṃmatīya）、密林山部（[A198]Channagirika，[A199]或作六城部 [A200]Ṣaṇṇagarika）。在流行中，正量部盛行，取代了犊子部的地位，自称根本正量部（[A201]Mūlasaṃmatīya）。铜鍱部的传说，由于东方跋耆子（Vajjiputtaka）的非法，分出了大众部；而属于上座系的犊子部，也写作 Vajjiputtaka。跋耆子与犊子部的语音一致，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玄奘的时代，代犊子部而盛行的正量部，化区非常广大。如鞞索迦（Viśoka）、室罗伐悉帝（Śrāvastī）、劫比罗伐窣堵（Kapilavastu）、婆罗痆斯（Vārāṇasī）、阿耶穆佉（Ayamukha）、劫比他（[A202]Kapittha）、垩酰掣呾罗（[A203]Ahicchattra）。这都是以犊子国（Vatsa）拘舍弥为中心，而流行于恒河（Gaṅgā）、阎浮那河（Yamunā）中上流域。摩偷罗出土的铭文，也有属于正量部的[22]。正量部更西南进入分别说系的故乡——摩腊婆（Mālava）、伐腊毘（[A204]Valabhī）。在西印度那私迦等，发见与法上部、贤[A205]胄部有关的铭文[23]，这是与案达罗王朝势力下，大众部与大陆的分别说系有关涉的。正量部并深入西北沿海区，如信度（Sindh）、阿点媻翅罗（Audumbatira）、臂多势罗（Pitāśilā）、阿𫐊荼（Avaṇḍa）。犊子系分化的事[A206]迹，极不分明。犊子部是属于上座说一切有系，而保持简朴学风的一流。犊子部学习《舍利弗阿毘昙》，被称为《犊子毘昙》[24]，与分别说系的法藏部等相近，不像南方铜鍱部，北方说一切有部那样的论义繁广。犊子系的戒律，是比丘具足戒二百戒[25]，为现在所知的戒律中最古朴的。犊子部立不可说（[A207]anabhilāpya）的我，倾向于形而上的实体，与大众部的重于理性相近。犊子系简易而倾向形而上的学风，也许是铜鍱者所厌恶的（我国也有称之为附佛法外道的），所以因语音的近似，而呼之为跋耆子吧！正量部发展的广大形势，不知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大抵是阿育王以后，大众系向南，分别说系向西南，说一切有系向西北；在中印度王权衰落，南北地方政权动乱中，犊子系保持原有教区，扩展而几乎取得恒河、阎浮那河中流以上的大部分地区，并伸向东、西南与西北——印度河下流地区。在西方，大抵是塞迦族向南发展的地区。这样的解说，与事实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吧！
上座说一切有系，从摩偷罗而向西北发展的，是说一切有部（[A208]Sarvāstivāda），又从说一切有部分出说转部（[A209]Saṃkrāntivāda）。说一切有部立假名我，说转部立胜义我，犊子系立不可说我，都有类似的地方[26]。佛法向西北印传布，应该是很早的。自亚历山大（[A210]Alexandros）王侵入印度，臾那人（[A211]Yona, Yavana）与希腊文化，与印度的关系密切起来。阿育王派遣的传教师中，有臾那人达摩勒弃多，那时的臾那人，不但信佛，而且有出家的，并为僧伽的大德了。阿育王派遣正法大臣，去希腊五国，佛法开始深入西方。革新犹太教的耶稣，有禁欲色彩，或者说是受到印度佛法的影响。多马福音说耶稣听说阿字的妙义，那是更不用说了，但这是以后的事。依佛教传说：七百结集时代的商那和修（[A212]Śāṇakavāsin），阿育王时的优波笈多（Upagupta），都游化到西北印；提多迦（Dhītika）到了吐火罗（大夏 [A213]Tókharoi）[27]。阿育王时，摩田提（[A214]Madhyāntika）的游化罽宾（[A215]Kaśmīra），更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从此，印度西北成为说一切有部的化区。西元前二世纪中，犹赛德摩（Euthydemus）王家的弥难陀王（Menander, Milinda），与龙军（Nāgasena）比丘问答佛法，表示信受。撰集当时的问答，如南传的《弥兰王问》，北传的《那先比丘经》，这是臾那王家信佛的大事。摩偷罗狮头石柱铭文，说到塞迦（[A216]Śaka）王家，建塔奉佛舍利，施与说一切有部，这是西元前一世纪的事[28]。佛法——说一切有部，受到从西北而来的异民族的信仰，到西元二世纪，大月氏的迦腻色迦王（Kaniṣka）而达到极盛。说一切有部的论师中，如世友（Vasumitra）、妙音（Ghoṣa），在阿毘达磨论师中，属于犍陀罗及以西的“西方师”。如世友是摩卢（[A217]Maru），今属苏联的 Merv 人；妙音是吐火罗人。说一切有部正统的迦湿弥罗（[A218]Kaśmīra）师，是东方系。以犍陀罗、（及以后发展到）迦湿弥罗为中心，向西北发展，到达吐火罗、安息（波斯）、康居等地。特别是吐火罗的缚喝（Balkh），古称“小王舍城”。玄奘所见，“僧徒三千余人，普皆习学小乘法教”。圣贤的塔基，共一千多所[29]，可想见过去佛教兴盛的情形。这是深受希腊文化，又受月氏人所治化的地区，实在是从犍陀罗而传向西方的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镇。西域（《汉书》所谓北道）的阿耆尼、龟[A219]兹、跋禄迦、佉沙——疏勒、乌铩、朅盘陀，崇信说一切有部教法的，都由吐火罗（缚喝）一线而来。说一切有部的西方师，还不能说是与大乘相近的。说一切有部中，原有持经者（[A220]sūtradhara）、譬喻师（[A221]dārṣṭāntika），如法救（Dharmatrāta）是睹货罗人；觉天（[A222]Buddhadeva）可能为摩偷罗人；世友——《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的作者，都是。古代的持经譬喻师，如法救、世友、弥多路尸利（[A223]Mitraśrī）、僧伽罗刹（Saṃgharakṣa），在中国都是被尊称为菩萨的；思想简易而近于大乘。在民族复杂的西北印度，持经譬喻者近于大乘，而与北方大乘有更多关系的，应该是塞迦族地区的佛教。
上面所说，阿育王以来，适应边区民族而展开的佛教，除极少数的，如铜鍱部的大寺派，说一切有部的迦湿弥罗师，都有大乘的倾向。其中，佛教从东而向南的，有乌荼、案达罗民族；从西而向北的，有臾那、塞迦民族：大乘在这[A224]里兴盛起来。
第三节 塞迦族与佛教
第一项 北印度的塞迦族
北印度的塞迦（[A225]Śaka）人，除政治而外，与佛教结成深切的关系，而有塞种与释迦（[A226]Śākya）族同种的传说，如唐颜师古《注汉书》说：
塞种：“即所谓释种者也，亦语有轻重耳”(〈西域传〉)。
“西域国名，即佛经所谓释种者。塞、释声相近，本一姓耳”(〈张骞传〉)。
颜师古的解说，并非臆说，而是根据佛教的传说。《大唐西域记》卷六(大正五一．九〇〇下——九〇一下)说：
“劫比罗伐窣堵国……诛释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释种拒军处。……毘卢释迦嗣位之后，追复先辱，便兴甲兵，至此屯军。释种四人，躬耕畎亩，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为乌仗那国王，一为梵衍那国王，一为呬摩呾罗国王，一为商弥国王。奕世传业，苗裔不绝”。
玄奘从印度得来的传说：释迦佛在世时，毘卢释迦王（Virūḍhaka），或译为毘流（琉）璃王（Vaiḍūrya），诛灭释种时，有释种四人，抗拒敌兵，后来流散到北方，成为北印度四国的先人。四国是：乌仗那（[A227]Udyāna）、梵衍那（[A228]Bāmiyān）、呬摩呾罗（Hematāla）、商弥（[A229]Śāmbhī）。《西域记》虽没有说到“塞种”，但这四国的地域，正与古代“塞种王罽宾”，及西方史书所记的 [A230]Śaka 相当。这一塞迦即释迦的传说，佛教中也有二说：
一、释种四人四国说，这是《大唐西域记》所传的。《西域记》说到：“呬摩呾罗国……王释种也”[1]；“商弥国……其王释种也”[2]，而特别重视乌仗那与释迦族的关系，如卷三(大正五一．八八二中——八八四上)说：
“乌仗那……有窣堵波，高六十余尺，上军王之所建也。昔如来之将寂灭，告诸大众：我涅槃后，乌仗那国上军王，宜与舍利之分”。
“昔毘卢释迦王前伐诸释，四人拒军者，宗亲摈逐，各事分飞。其一释种……（与龙女结婚）……受龙指诲，便往行献乌仗那王，躬举其㲲，释种执其袂而刺之。……咸惧神武，推尊大位。……释种既没，其子嗣位，是为嗢呾罗犀那王(唐言上军)”。
“上军王嗣位之后，其母丧明。如来伏阿波逻罗龙还也，从空下其宫中。上军王适从游猎，如来因为其母略说法要，遇圣闻法，遂得复明。如来问曰：汝子，我之族也”。
嗢呾罗犀那（Uttarasena），即上军王。佛化上军王母，《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3]，也有说到。四国中特别重视乌仗那，是很有意义的，这正是“塞种王罽宾”的地方。
二、释种一人一国说：如《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八(大正二四．二四〇上——下)说：
“有一释种，名曰闪婆，住于外邑，捡挍农作。闻彼恶生（即毘卢释迦）亲领四兵，至劫比罗，欲诛释种。……乃严兵众，来袭恶生，仓卒横击，即便大败。……闪婆释子，心欲入城，……既不容入，请还家口，众出与之。……佛以慈悲，持自发爪，授与闪婆。……往婆具荼国，……共立为主，号为闪婆国。闪婆立后，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来发爪以申供养，即号其塔为闪婆窣堵波”。
《增壹阿含经》卷二六(大正二．六九一下)说：
“有释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或作“舍”）摩。闻流离王今在门外，……独与流离王共斗。是时，奢摩童子多杀害兵众。……奢摩童子即出国去，更不入迦毘罗越”。
奢摩（Śama）或闪婆（Śambha），就是《西域记》释种四国中的商弥。在西方史书中，塞迦人中 Śam，是卓越的勇士。这一人一国说，也有独特的意义。乌仗那与商弥相邻，据《八十四成就者传》说：乌仗那分为二国，其中一国名 Sambhala[4]，也就是商弥——闪婆。所以这一传说，早期也许只是奢摩一人，后依实际的情形，作成释种四人四国说吧！这一传说，是不能早于塞迦人进入印度以前的。我们知道，佛法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但在佛法的开展中，佛陀晚年，就有以释族比丘为领导中心的运动。七百结集时代，有东方的释迦同族，联结成东方中国，与西方边地比丘抗衡的事实。汉译《长阿含经》，也有“释种（[A231]Śākya）、俱利（[A232]Koliya）、冥宁（[A233]Mina）、跋耆（[A234]Vṛji）、末罗（Malla）、酥摩（[A235]Himā）”——六族奉佛的传说[5]。以释迦佛的宗教文化为中心，企图造成一文化族，所以“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6]；在家佛弟子而见谛的，也称为释。“释迦”，被作为佛教（通于在家）集团的标帜。这一运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成功。在佛法进入印度西北，发见 [A236]Śaka 人与释迦的音声相近，有意无意的看作释迦族的后裔。释迦与塞迦的特殊关系，在西元前一世纪起，渐渐形成。不只是佛教的传说，塞迦人也应有同感，引以为荣。释迦与塞迦是否同族，为另一问题，而以塞迦为释迦族，在北印度佛教的发展上，实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被称为释种四国的所在地，近代学者研究的结论，细微处虽有异说，大体都所说相近。乌仗那国，或作乌苌、乌长，在苏婆伐窣堵河（[A237]Śubhavastu），今苏婆河（Swat）两岸。首府为瞢揭厘（Maṅgala），即今苏婆河左岸的 [A238]Manglawar。从瞢揭厘向东北行，到达丽罗川（[A239]Darada），今达拉特地方（Dardistan），是乌仗那的古都（《高僧法显传》作“陀历”）。《高僧法显传》的宿呵多（Svāta），在苏婆伐窣堵与印度河的两河间——Bunir 谿谷间。在《西域记》中，也是属于乌仗那的。商弥国，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大正五一．九七七下)说：
“从乌长国东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卫国，彼自呼云奢摩褐罗阇国。……衣著言音，与乌长国相似”。
商弥即奢摩（褐罗阇，译为“王”）。拘卫，《唐书》作俱位，〈悟空入竺记〉作拘纬，这是与乌苌国“衣著言音”都相同的国家。商弥的地位，《西域记》说：在波谜罗川（Pamirs），即 Wakhan 山谷的西南七百余里。《洛阳伽蓝记》卷五(大正五一．一〇一九下)说：
“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此国渐出葱岭，……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一直一道。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銕锁为桥，悬虚为渡，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
葱岭包括帕米尔全部（八帕及 Wakhan），赊弥——商弥是 Wakhan 西南的山国。文中的钵卢勒（Palolo），为当时的小勃律，在今 Gilgit 一带。从此地到乌仗那，就要经过悬度。《唐书》也说：俱位国在大雪山勃律河北[7]。古代从乌仗那到商弥，是先经陀历而后西向的，所以《往五天竺国传》说：“从乌场国东北入山”。商弥国的所在地，为喀布尔（Kabul）河支流 Kunar 河的上流，Chitral 地方。这[A240]里近 Wakhan 谷，所以《杂事》说闪婆童子，到婆具荼成立闪婆国，婆具荼应即 Wakhan 的对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也说到这一地区：大迦多演那（[A241]Mahākātyāyana）与绀颜童子（[A242]Śyāmāka），到滥波（Lampāka）；又到一小国，绀颜童子留此为王；大迦多演那“从此复往步迦拏国”；然后路过雪岭，回到中国[8]。步迦拏也就是 Wakhan。绀颜童子所住的小国——沙摩，就是商弥，这是佛教的又一传说，商弥是在 Wakhan 附近的。梵衍那国（Bāmiyān），在大雪山中，依《唐书．西域列传》，考定为今 Ghorband 河上流的 Bāmiyān 山谷间[9]。呬摩呾罗国，在旧睹货罗（Tukhāra）境内，钵铎创那（[A243]Badakshān，即佛敌沙、蒲持山）西二百里地方，已在大雪山边下。总之，传说的释种四国，都在兴都库斯（大雪山）山区。
《汉书》说到“塞王南君罽宾”，在论究“南君罽宾”的塞王，是否从北方来以前，先应确定罽宾的所在地。在中国史书中，罽宾的名义是纷歧的。白鸟库吉的〈罽宾国考〉，考定汉代的罽宾，是以犍陀罗（Gandhāra）为中心，喀布尔河（Kabul）流域，并 Gilgit 河流域。今从佛教的古说来加以证实。编于西元前的晋译《阿育王传》卷二(大正五〇．一〇五上)说：
“居住罽宾：昼夜无畏、摩诃婆那、离越诸圣”。
罽宾，梁译《阿育王经》作：“于罽宾处”，可见罽宾为总名，离越等都在罽宾区内。“昼夜无畏”，梵语为 [A244]Tamasāvana，意思为暗林。暗林本为森林地的通名，但这[A245]里所说的，是北印度有名的圣地。《大庄严经论》说：弗羯罗卫（Puṣkarāvatī）画师，从石室国回家，路见昼暗山作大会，就将所得的三十两金供僧[10]。《大智度论》与《杂宝藏经》，也有这一故事。弗羯罗卫，《智度论》作弗迦罗，即《西域记》的布色羯罗伐底，在犍陀罗。石室，即怛叉始罗（Takṣaśila）。从石室回弗羯罗卫，中途经过昼暗林，这必在犍陀罗东部。“摩诃婆那”（Mahāvana），即大林，这是非常著名的圣地。《西域记》说：瞢揭厘城南二百里，有大林僧伽蓝[11]。《大庄严经论探源》，考为在今印度河西岸，阿多克城（Attock）北。“离越”（Revata），或作离越多、隶跋陀、颉离伐多，及理逸多。《药事》所说的及理逸多，在稻谷楼阁城（即瞢揭厘）与佛影洞——那[A246]揭罗[A247]曷（[A248]Nagarahāra）的中途，还在苏婆河（[A249]Swat）流域。被称为罽宾的三大圣地，就是苏婆河流域，犍陀罗地方。还有，降伏阿波罗（[A250]Apalāla）——无稻芉龙王，也可以证明。南传《岛史》说：[A251]末阐提（Majjhantika）传教于犍陀罗，降伏龙王[12]。《善见律[A252]注序》与《大史》说：降伏犍陀罗、迦湿弥罗（[A253]Kaśmīra）的 Aravāla（阿逻婆罗）龙王[13]，这是西元四、五世纪编集的。然在北方的传说，降伏阿波逻龙王的，在乌仗那，如《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五一．八八二中——下)说：
“瞢揭厘城东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逻罗龙泉，即苏婆伐窣堵河之源也。……释迦如来……降神至此，欲化暴龙。执金刚神杵击山崖，龙王震惧，乃出归依”。
降伏阿波罗龙王，《阿育王传》说在乌苌；《大智度论》说在月氏国；《药事》泛说“往北天竺，调伏阿钵罗龙王”[14]，都没有说是迦湿弥罗。而迦湿弥罗所降伏的龙王，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卷九(大正二四．四〇下)说：
“此迦湿弥罗国境，我灭度后百年中，当有苾刍弟子，彼苾刍当调伏虎噜茶毒龙”。
迦湿弥罗的虎噜茶龙，《杂事》作忽弄龙。可见原始传说的降伏阿钵罗龙，无论是佛或[A254]末阐提，都在包括乌仗那的犍陀罗地区，就是罽宾。等到迦湿弥罗佛法渐兴，也推为[A255]末阐提所开化的，也传有降伏恶龙的传说。于是北方才别说迦湿弥罗的忽弄龙，南传也在犍陀罗以外，补入迦湿弥罗。不知[A256]末阐提的开化罽宾，是乌仗那在内的犍陀罗地区。又如南方传说，当时罽宾（迦湿弥罗）的夜叉槃度（Pāñcika），与女夜叉诃黎帝耶（[A257]Hārītī）及五百子，也归依了佛。然北方《根有律杂事》，正说诃黎底药叉女，是犍陀罗药叉半支迦（即“槃度”）的妻子。佛教古传的罽宾，是乌仗那在内的犍陀罗地区，没有怀疑的余地。
乌仗那、商弥等释种，佛教传说是释种被破灭时流散出来的。然在西元前六世纪，强悍勇武的塞迦人，对波斯的抗争，服属，而出现于历史的记录。西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史家太史阿斯（[A258]Ctesias）传说了塞迦；而大流士（Darius）王的碑文，都一再说到塞迦，这[A259]里节录《西域研究》的解说[15]：
“据波斯古史，[A260]Śam 王家，起源悠久。……经时稍久，遂成 Zal 之父，而成路司登（[A261]Roustem）祖先特有之名。……此一族之人，在波斯史上最有名者，当为路司登，波斯人以此王为理想的英雄。……在路司登之子中，有费拉莫斯（Fer-Amorz [A262]Feramor）一名者。相传有名之居鲁士（Cyrus），攻伐 Zawoul 地方时，此地 [A263]Śam 王族，毅然抗之，费拉莫斯被生擒，后遭赦，乃与其父路司登等，共从居鲁士经略诸国，建立大功。按此事不仅见于费多塞之 [A264]Shah-Naméh，且西元前约四百年顷之希腊史家太史阿斯亦传之，而将 Fer-Amorz 写作 Amorges，显系 Sacae 之王子也”。
“在 [A265]Behistun 之大流士碑文中，Sacia 记于 Bactria、Sogdiana、Gandaria 之次，[A266]Sattagydia 之前；而 Persepolis 碑文则记此地于 Sattagydia、Arachosia、[A267]India 之次，Mecia 之前；[A268]Nakhsh-i-Rustam 碑文，则记此地于 Zarangia、Arachosia、Sattagydia、India 之次。其中 [A269]Bactria、Sogdiana、Gandaria、Zarangia、Arachosia、India 等，毋须说明，而 Sattagydia 应在 Cabul 河上流地方，而 [A270]Mecia（[A271]Mycia）者，殆即今 Mckran 之遗名。……西元前第五六世纪时，Sacae 之所在。……要之，谓西元前五六世纪时，印度西北地方，居有 Sacae 之民族者，不得一概斥其说也”。
塞迦族中的奢摩王家，大体在今 Kunar 河流域。白鸟库吉以为：大流士王时代的塞迦（奢摩），在 Wakhan，钵铎创那（今 Faizabad）为中心，南达 [A272]Chitral 河上流，北抵 Surkh-āb 河流域，为居住于 Oxus 河上流的骑马民族[16]。这大概是从塞迦为良好的骑兵，而北方也还有塞迦，所以这样推定的！上面曾说到：乌仗那与商弥，有本为一国（同族别支）的传说；而乌仗那的故都，又在陀历地方。所以（奢摩王家）塞迦族的住地，应在 Wakhan 以南，兴都库斯山北部，今 Chitarat、Gitrit 地区。民族是向南移动的，发展到苏婆河流域；而佛教文化，却经 Wakhan 而传向东方。斯特雷朋（[A273]Strabo）说：西元前一六〇年顷，Bactria（大夏）为从北方来的 Asii、Pasiani、Tochari、Sakarauli 部队所灭亡。其中 Tochari，就是吐火罗——月氏人；Sakarauli 就是塞迦人。这与《汉书》所说：月氏侵夺塞种故地，塞种向南流窜；月氏为乌孙所攻，于是南下到沩水（Oxus）流域，再占领大夏的传说，大致相合。塞迦人，不但是奢摩王家，在沩水以北，药杀水（Jaxartes）以北的塞迦人，在西元前五、四世纪，都与波斯王朝有过长期的从属关系，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塞种受到月氏的攻击时，向南经 Bactria 而到阿拉科西亚（《汉书》称为乌弋山离），与波斯人合作或冲突。一部分向印度侵入；那时北印度奢摩王家的住地，成为大月氏双靡翕侯的治区，在被迫下，与达丽罗川一带的同族——乌仗那，一起南下，进入 Swat 河流域，会合从西而来的塞族，取代希腊人而成为高附河流域、旁遮普（[A274]Panjāb）一带的塞迦王朝。对于从北而来的塞迦人，与《汉书》所说的“塞王南君罽宾”，学者间的意见纷纭。我想，忽略北印度的（乌仗那与）奢摩王家，或忽略从北而来的塞迦人，都是不会适合的。
第二项 罽宾（塞族）与北方大乘佛教
西元前二世纪中，臾那（Yavana）人弥难陀（Menander）王信仰佛法，北印度的佛法，在异民族中，能逐渐的适应起来。接著，塞迦（[A275]Śaka）人取代了臾那人的政权。西元前一二〇年后，塞迦的茂斯（Maues，或写作 [A276]Moga）王，也有信佛的传说。高附（Kabul）河下流、苏婆（Swat）河流域的佛法，在佛法倾向大乘的机运中，北印度罽宾中心的佛教，有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对大乘佛法的传入东方，有著特殊的关系。
本生谈（阇多迦 jātaka），是释迦佛过去生中的事[A277]迹。本生与大乘思想间的关联，是近代学者所公认的。起源于“佛教中国”——恒河（[A278]Gaṅgā）流域，所以多数传说在迦尸（Kāśi）；也有说雪山（Haimavata），但或指希马拉耶（[A279]Himālaya）山说，起源是很早的，现存中印度 [A280]Bhārhut 古塔的玉垣，有西元前二世纪的浮雕本生；西南 [A281]Sāñcī 大塔门浮雕的本生，有属于西元前一世纪的[1]。佛法传入北印度，本生谈，有些是大乘特有的本生，在罽宾区流行起来。为了满足信者的希望，都一一的指定为在这[A282]里，在那[A283]里，成为圣[A284]迹，为后代佛弟子巡礼瞻仰的圣[A285]迹。西元前后的情形，虽然不能明了，但从流传下来，为中国游方僧所亲身经历的，都集中于古代的罽宾地区。今依《大唐西域记》(卷二、卷三)，摘列如下：
本生的圣[A286]迹，都在罽宾（不是迦湿弥罗）区，而乌仗那的最多。如舍眼、舍头、闻法轻身，都表现了大乘的特性。在这些圣[A287]迹中，这[A288]里想提到二则：一、儒童——游学的青年，布发掩泥，见燃灯（[A289]Dīpaṃkara）佛授记，为各派共有的本生。在菩萨修行历程中，这是重要关键。在北方，被指定为那[A290]揭罗曷（Nagarahāra），在高附河下流，今 Jalālābad 地方（南传没有买花献佛，地名为 Rammaka），表示了这[A291]里菩萨法的重要。二、商莫迦（Śyāmaka, Śyāma, P. Sāma）披著鹿皮，在山中采鹿乳来供养盲目的父母，被游猎的国王误射了一箭。感动了天帝，不但箭疮平复，父母的双目也重见光明。这是大孝感天的故事。商莫迦的原语，与“奢摩”可说相同。而且，在（释种四人四国的）《大唐西域记》中，佛去乌仗那（[A292]Udyāna）时，上军（Uttarasena）王游猎去了。佛为上军王的盲目老母说法，盲母也重见了光明[2]。在这个故事中，释种或 Śyāma，童子，游猎，（父）母的盲目重明：故事的主要因素，大体一致。所以商莫迦本生影射的事实，是塞迦族的 Sāma。塞族在北印度——罽宾区，对佛法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北印度佛教的隆盛，一般都重视犍陀罗。当然，在希腊人，波斯（Pahlava）与塞迦人，月氏人，先后进入北印度，尤其是月氏的贵霜（[A293]Kuṣāṇa）王朝，以布路沙布逻（Puruṣapura）为首都，促成北方大乘的非常隆盛，犍陀罗是有其重要性的。然在北方大乘勃兴的机运中，我以为乌仗那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从流传下来的事实，可以推想而知。如《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大正五一．八六七上)说：
“乌场国……国王菜食长斋，晨夜礼佛”。
惠生是神龟元年出发，正光二年（西元五一八——五二一）回来的。所见的乌长国王，分明是大乘行者。玄奘去印度（西元六二七——六四五），所见乌仗那佛教的情形，如《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五一．八八二中)说：
“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夹苏婆伐窣堵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并学大乘，寂定为业。善诵其文，未究深义。戒行清洁，特闲禁[A294]咒。律仪传训，有五部焉”。
从西元五世纪末起，因嚈哒的侵入印度，寐吱曷罗俱逻（Mihirakula）王破坏北印的佛法[3]，北印度佛教，普遍的衰落下来。如玄奘所见的情形，真是萧条已极[4]。但那时的乌仗那佛教，还勉强的在维持。再迟一些，慧超所见的乌长，还是“足寺足僧，僧稍多于俗人也。专行大乘法也”[5]。这是纯粹的大乘教区。乌仗那的戒律谨严，而所奉行的，是五部通行（义净所见也如此），这正是兼容并蓄的大乘精神。《大集经》说：“如是五部虽各别异，而皆不妨诸佛法界及大涅槃”[6]，不正是这一事实的说明吗？但《高僧法显传》(大正五一．八五八上)说：
“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
法显去印度，在隆安三年到义熙十年[7]，比惠生西行，只早一百年，怎么“皆小乘学”，与“专学大乘”完全不同呢？然《法显传》没有说到迦湿弥罗（[A295]Kaśmīra），所说的五百僧伽蓝，实是迦湿弥罗佛教的传说。如《西域记》说：“迦湿弥罗国，……立五百僧伽蓝”[8]。乌仗那为纯大乘区，虽然小乘与大乘的流行，有复杂的原因，但与区域性、民族性，也应该是多少有关的。
从地区来说：犍陀罗（Gandhāra）是平地。怛叉始罗（[A296]Takṣaśilā）在内的犍陀罗，一向是北印度的文化学术中心。这[A297]里的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有都市文明的特征。从《西域记》看来，小乘与大乘论师，几乎都集中在这[A298]里，这是论义发达的佛教区[9]。乌仗那在犍陀罗北面，进入山陵地区。《西域记》说是：“并学大乘，寂定为业。善诵其文，未究深义”[10]，与犍陀罗的学风，截然不同。重信仰，重修证，乌仗那是著重持诵与禅定地区。原来这[A299]里是特别适宜于修习禅观的地方，如《阿育王传》卷五(大正五〇．一二〇中)说：
“佛记罽宾国，坐禅无诸妨难，床敷卧具最为第一，凉冷少病”。
《大智度论》对这北方雪山区的适宜修行，也有所解说[11]。《洛阳伽蓝记》卷二(大正五一．一〇〇五中——下)说：
“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麁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以坐禅、诵经为修行，轻视讲说经义，正与乌仗那的学风一样。玄奘说他“未究深义”，那因为玄奘是论师型；玄奘的观点，是论师的观点。我们知道，佛法是“从证出教”的，“先经后论”的。释迦佛是这样的，阿毘达磨（[A300]Abhidharma）[12]、中观（[A301]Mādhyamaka）、瑜伽（[A302]Yogācāra），都是从修证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台、贤、禅宗，也都是如此。印度佛法，在大乘机运成熟时，推动而勃兴的力量，在北印度，就是乌仗那。从此而发展出来，引起犍陀罗佛教的隆盛，但犍陀罗又倾向于大乘理论化。乌仗那东南的乌剌尸（Uraśā 今 Hazara）；怛叉始罗，今 Taxila（在山陵边沿）；僧诃补罗（[A303]Siṃhapura 今 [A304]Jhelum 地方的 Ketās），山区的佛教，都“并学大乘”。乌仗那以西，山区的滥波（Lampura 今 Lamgan）；迦毕试（[A305]Kāpisī 今 Kabul 地方），都是大乘教区。可见北印度的大乘教区，是以乌仗那山陵地带为中心，而向东西山地延[A306]伸的。向南而进入平地，就是重于教义的犍陀罗佛教。如从民族来说，乌仗那、梵衍那（[A307]Bāmiyān），是释种（塞迦）。梵衍那信奉小乘的说出世部（[A308]Lokottaravāda），此部有菩萨十地说，境内也有观音（Avalokiteśvara）菩萨像，这是近于大乘，曾经流行大乘的地方。西南 Helmand 流域的漕矩咤（Jāguḍa），就是塞迦人所住而被称 [A309]Śakasthāna 的地方，也是“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13]。塞迦人曾经住过的，或当时还是塞种人的地区，都是大乘盛行，所以“塞王南君罽宾”，对北方大乘的隆盛，是有著深切的关系。
现在要从一类似神话的传说说起：《穆天子传》(顾惕生校本)卷二说：
“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
周穆王十四年（西元前九八八），登舂山，对舂山作了这样的称叹！舂山，后代又写作钟山、葱岭。《西域记》解说为：“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14]。其实，舂、钟、葱，都是同一语音的不同写出。在我国文字中，崇、嵩、崧，古代是音义相通的；还有“高耸入云”的耸，都与舂音相通。《诗．大雅》说：“崧高维岳，[A310]骏极于天”。舂、崧，只是高入云际的形容词。葱岭，西人称为帕米尔（[A311]Pamirs）高原，有“世界屋脊”的称誉，这所以名为舂山——“天下之高山”。舂山现分八帕，在山与山间，有湖，有平地，虽没有高大树木，但青草、湖水、鸟兽是有的，可说是天然的幽静的园地。从平地来说，“实半天矣”。高在云天以上，似乎悬在半空，所以称为“县圃”。“先王”，当然是周人的先王——轩辕氏族的黄帝了。这一传说，在西亚巴比伦，曾模拟县圃而造出著名的悬空花园（Hanging Gardens）。上面说到，乌仗那与商弥（[A312]Śāmbhī），是同族，起初都在大雪山北部。只要越过婆罗犀罗（Baroghil）大岭，就到了被称为“县圃”的帕米尔。所以这一传说，也因乌仗那的向南移动而移动。乌仗那是什么意义，《大唐西域记》附注说：“唐言苑，昔轮王之苑囿也”[15]。乌仗那是“昔轮王之苑囿”，舂山是“先王之所谓县圃”，是多么类似！在乌仗那的西邻，有一佛教化了的传说，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六(大正二三．八八一上)说：
“绀颜童子执法（师？）衣角，腾空而去。……绀颜童子执师衣角，悬身而去。时人遥见，皆悉唱言：滥波底，滥波底(是悬挂义)！其所经过方国之处，因号滥波”。
绀颜童子，就是 [A313]Śyāmāka——奢摩童子。奢摩执著师长——迦多演那（Mahākātyāyana）的衣角，悬空而飞过这[A314]里，这[A315]里就名为滥波。滥波在乌仗那西边，如联合起来，滥波乌仗那，不正是先王之所谓“县圃”吗？县圃与滥波、乌仗那有关，与塞迦的奢摩王家有关。这是传说，但暗示了葱岭高原与商弥、乌仗那、滥波间的关系。
从葱岭的“县圃”，见到与南方塞迦、商弥、乌仗那、滥波的关系；从葱岭向东，也见到与于阗的关系。如《翻梵语》说“于阗[A316]国[A317](应云优填耶那……)”[16]，优[A318]填耶那即乌仗那的对音。县（悬）是悬空；梵语乌仗那，也有“飞去”的意义，而这是于阗特有的传说，如《大唐西域记》卷一二(大正五一．九四三上——九四五中)说：
“瞿萨旦那国……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忽见空中佛像下降”。
“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此。……夜分之后，像忽自至”。
“嫓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余。……闻之土俗曰：……佛去世后，自彼凌空，至此国北曷劳落迦城中。……东趣此国，止嫓摩城；其人才至，其像亦来”。
瞿萨旦那（Kustana）即于阗的梵语。在于阗境内，竟有佛像凌空飞来的传说三处，这是与悬空飞行的传说有关的。还有，于阗古称迦逻沙摩，昙无竭《外国传》作迦罗奢末（Kara syama）[17]。沙摩或奢末，都就是奢摩的异译。塞迦的奢摩王家，是 Kho 族。而于阗或写作 khostan 或 Khotan，意思应为 Kho 族住地（kho 地）。于阗有飞来的传说，与奢摩及 Kho 族的名称相关。这使我们想起另一传说：〈于阗国悬记〉说：阿育（Aśoka）王子，来到于阗，阿育王的大臣也来到。双方交战，后和解而成立于阗国[18]。《大唐西域记》的早期传说是：育王谪迁部分豪族，来到于阗，恰遇从东方迁移来的。战争的结果，东方胜利而并合了西来的，成立国家[19]。于阗人的相貌，“不甚胡”[20]，可能为东方（氐）与西来的混合民族。部分人是从西方来的，从上来传说来研判，这可能是塞族。据考古者所发见，于阗语属于波斯语系，受有印度语的影响。H. Lüders 称之为 Śaka Language[A319]。塞迦人与波斯王朝有长期的关系；于阗语属于波斯语系，足以证明于阗人中有部分塞迦族的推定。而且，于阗人的相貌“不甚胡”，也可以说明是东方（氐）与西来的混合民族。
西域的佛法，是从北印度传来的。犍陀罗也有大乘，但小乘的论风极盛。犍陀罗与迦湿弥罗的小乘，向西传布到 [A320]Bactria——“小王舍城”（更西到波斯），再东经 Wakhan。传向西域的路线，是西北向的，经塔什库尔干（Tush-kurghan）而到佉沙（Kash）。然后向东发展，成为小乘为主的教区。在这一交通线上，与 Kash 氏族有关。唐代有朅师，在今 [A321]Chitral 河上流，地位在商弥西南。[A322]Chitral 河也名 Kashkar 河。从此到 Wakhan，有 [A323]Kala Panja；到塔什库尔干，有羯啰槃陀（即 [A324]Kala Panja 的音变），国王为“葛沙氏”。再向东北，就是佉沙。佉沙，慧超《传》作迦师祇离；慧琳《一切经音义》作迦师结黎，也就是 Kashgar。从北印度到佉沙，都留下同一氏族居留的地名。佉沙国人“文身绿睛”；在 Wakhan 中的达摩悉铁帝国（Dharmasthiti），“眼多碧绿”。这一民族是由西方而东来的。大乘佛法的东来，主要是从乌仗那、商弥而到 Wakhan。一直向东行（不一定经过塔什库尔干），经昆仑山区（Karakoram）东行，或经叶城（Karghalik）到叶尔羌（Yarkand），即法显所到的子合，玄奘所说的斫句迦。或经皮山（Guma），或从于阗南山，才抵达于阗，成为以大乘为主的教区。大乘的向东传布，与乌仗那、商弥地区，也与这地区的民族——塞族有关，也就留下优地耶那、奢摩等名称。这[A325]里，不想作古代交通要道的考证，但要指出的，汉代的子合，“治呼犍谷”，显然还在 Wakhan 谷东端。可能由于大月氏的迫逐，与同族（依耐、无雷）东移到平地，所以晋代以后所见的子合，都在旧莎车（叶尔羌）境内了。法显从当时的子合，“南行四日，至葱岭山，到于麾国安居”[21]。于麾，《魏书》作“权于摩”。“权于”而读为“于”，等于 Khostan 而读为于阗。我以为，这是于麾而不是（权）于摩。《山海经．海内东经》说：
“国在流沙中者，埻端，茧㬇，在昆仑墟东南”。
埻端，是于阗；茧㬇，是权于摩（麾）。法显从子合南行，经四日而入葱岭（这[A326]里指昆仑山），一定是经叶城南来，由青坪 Kok Yor 进山。英人扬哈斯班、俄人库才甫斯基游历所见，从此入山，在叶尔羌河上流，现在 Raskam 地方，有水流与平地，草原与生著灌木的平地。法显所到的于麾，可能在此，然后“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奢摩王家（乌仗那出于此族）的国名，是拘卫，或作俱位、拘纬；原语为 [A327]Khowar，不正是权于摩（麾）、茧㬇的对音吗？大乘佛教（及古代的塞族）是由此山地而来的。西夜族的子合，在 Wakhan 谷，是纯大乘区。子合的大乘传说，多少类似神奇，甚至方位不明。这是大乘法经子合而来，形成传说；等到子合东移到平地，传说就有点想像了[22]。总之，大乘佛法与塞族——乌仗那、商弥有缘；由乌仗那、商弥而传入西域，也传到与塞族有关的地区——于阗。
大乘在南方兴起，是与案达罗（[A328]Andhra）族有关。佛法向边区发展，边区民族的佛化，对大乘佛法的勃兴，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