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波罗提木叉分别
第一节 波罗提木叉分别与毘尼
《铜鍱律》的〈经分别〉（Suttavibhaṅga），是“波罗提木叉经”——“戒经”的分别广说，为“律藏”的重要部分。“戒经”的结集完成，分化为不同诵本，已如上一章所说；现在进一步的，对“戒经”的分别广说部分，论究其集成的过程。
《铜鍱律》的〈经分别〉，有二大部分：一、比丘（[A1]bhikkhu）“戒经”的分别广说；二、比丘尼（[A2]bhikkhunī）“戒经”的分别广说。这二大部分，现存的各部广律，标题极不一致，如：
1.《铜鍱律》的二部分，名〈大分别〉（Mahāvibhaṅga），〈比丘尼分别〉（Bhikkhunī-vibhaṅga）。古代的律藏，以比丘律为主；比丘尼律本为附属的部分。所以比丘部分，每不加简别。如比丘的“波罗提木叉经”，直称为“波罗提木叉”；比丘的〈经分别〉，直称为〈大分别〉，或〈波罗提木叉分别〉。比丘尼部分，才加以简别，称为〈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比丘尼分别〉，或〈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分别〉（这些名称，如下文所引述）。《铜鍱律》的〈经分别〉，在日译的《南传大藏经》中，〈大分别〉为卷一，及卷二(一——[A3]三三六)；〈比丘尼分别〉，为卷二([A4]三三七——五六五)。
2.《五分律》的二部，即第一分与第二分。比丘部分，从卷一到卷一〇(大正二二．一上——七七中)。有波罗夷（[A5]pārājikā）等别题，没有总题。比丘尼部分，总标“尼律”[1]，从卷一一到一四(大正二二．七七中——一〇一上)。
3.《四分律》的二部，即第一分与第二分，都没有总题。比丘部分，从卷一到二一(大正二二．五六八上——七一三下)。比丘尼部分，从卷二二到三〇(大正二二．七一四上——七七八中)。
4.《僧祇律》的二部，前后不相连续。比丘部分，没有总标，从卷一到二二(大正二二．二二七上——四一二中)，末作“波罗提木叉分别竟”[2]。比丘尼部分，总标“比丘尼毘尼”，从卷三六到四〇(大正二二．五一四上——五四八上)，末作“比丘尼毘尼竟”[3]。〈波罗提木叉分别〉，与“比丘尼毘尼”，为这二部分的名称。
5.《十诵律》的二部，也是间隔而不相连续的。比丘部分（前三诵），没有总题，从卷一到卷二〇(大正二三．一上——一四七中)。比丘尼部分（第七诵），卷初总标“尼律”[4]，与《五分律》、《僧祇律》相同，从卷四二到四七(大正二三．三〇二下——三四六上)。
6.《根有律》，分译为二部。比丘部分，名《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共五〇卷(大正二三．六二七上——九〇五上)。比丘尼部分，名《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共二〇卷(大正二三．九〇七[A6]上——[A7]一〇二〇中)。西藏的译本，作 [A8]ḥdul-ba rnam-par-ḥbyed pa（vinaya-vibhaṅga），Dge-sloṅ-maḥi ḥdul-ba rnam-par-ḥbyed-pa（[A9]Bhikṣuṇī-vinaya-Vibhaṅga），就是〈毘尼分别〉、〈比丘尼毘尼分别〉。
《铜鍱律》的〈经分别〉，在其他的五部广律中，是称为〈波罗提木叉分别〉，或〈毘尼（毘奈耶）分别〉，也有但称为“毘尼”（律）的。〈经分别〉是“波罗提木叉经”的分别广释。“波罗提木叉经”，《铜鍱律》直称为（比丘）“波罗提木叉”；所以《铜鍱律》称〈经分别〉，《僧祇律》称为〈波罗提木叉分别〉，原是一样的。在“律藏”中，惟有“波罗提木叉”被称为经；顾名思义，不会引起误解。但在一切佛典中，经是通称，所以称为〈波罗提木叉分别〉，应该更精确些。〈波罗提木叉分别〉一名，也见于《十诵律》，如说〈二部波罗提木叉分别〉[5]。这一名词，与〈经分别〉同样的古老。
〈经分别〉或〈波罗提木叉分别〉部分，汉、藏所译的广律，每称之为毘尼，或译毘奈耶（[A10]vinaya）。如《僧祇律》，称比丘部分为〈波罗提木叉分别〉，而比丘尼部分，就称为“比丘尼毘尼”。《五分律》与《四分律》，都说到（比丘）“尼律”（律是毘尼的义译）。《根有律》就称为“毘奈耶”、“苾刍尼毘奈耶”。在“五百结集”中，《四分律》说：“集比丘一切事，并在一处，为比丘律；比丘尼事并在一处，为比丘尼律”[6]。《五分律》说：“此是比丘毘尼，此是比丘尼毘尼，合为毘尼藏”[7]。称〈经分别〉为“毘尼”，在部派的广律，是极一般的。
《铜鍱律．小品．五百犍度》，也说到“二部毘尼”、“结集毘尼”。但所说的二部毘尼，本指“二部波罗提木叉”说的，这可以在其他的广律中，得到证明。《铜鍱律》说到教诫比丘尼的资格，有“善诵二部波罗提木叉，能随条文、分别、说示、决断”[8]。与此相当的，《十诵律》作：“多闻者，二部大戒合义读诵”[9]。《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作：“云何多闻？谓能善诵二部戒经”[10]。《五分律》作：“三者，善能诵解二部戒律；四者，善能言说，畅理分明”[11]。《四分律》作：“诵二部戒利，决断无疑，善能说法”[12]。《僧祇律》但作“毘尼”[13]。二部大戒、二部戒经、二部戒律，都是“二部波罗提木叉”的异译；但《僧祇律》就称为“毘尼”。
《铜鍱律》说到摄受弟子的资格，有“二波罗提木叉善知、善分别、善转，于经文善决择”一项[14]。与此相当的，《五分律》作：“善诵二部律（毘尼），分别其义”[15]。《四分律》作：“广诵二部毘尼”[16]。《僧祇律》作：“多闻毘尼”；又作：“知二部律”[17]。《十诵律》作：“知诵波罗提木叉，学利广说”[18]。《根有律出家事》作：“知波罗底木叉，广解演说”[19]。说一切有部（[A11]Sarvāstivāda）的广律，与《铜鍱律》相同，称为“波罗提木叉”，而其他的律部，都称为二部毘尼。
《铜鍱律》说到断事人的资格，有“广解二波罗提木叉经、善分别、善通晓、善决断，于律善巧不动”一项[20]。与此相当的，《四分律》作：“三、若诵二部毘尼极利；四、若广解其义”[21]。《五分律》作：“解波罗提木叉”[22]。《十诵律》作：“通利毘尼，能分别相似句义”[23]。
依上来的文证，可见《铜鍱律》的二部波罗提木叉，各部广律，都曾称之为二部毘尼。《铜鍱律．小品》，也曾这样称呼的[24]。称二部波罗提木叉为二部毘尼，那时还没有说到经分别。虽说善分别或广解其义，也只分别广解而已；经分别还没有集成部类。其后，经分别逐渐形成部类（不一定与现在的全部相当），《铜鍱律．小品．七百犍度》，就说到〈经分别〉[25]。〈灭诤犍度〉说到：“持经、持经分别者”[26]。《四分律》与之相当的，作“诵戒、诵毘尼”，或“诵戒、诵戒毘尼”[27]。戒是波罗提木叉（经）；（戒之）毘尼指经分别。毘尼并非毘崩伽（[A12]vibhaṇga）——分别的异译。对“波罗提木叉经”，而称波罗提木叉分别为毘尼，实为佛教界的一般用语，如《顺正理论》卷一(大正[A13]二九．三二九下)说：
若不说依，非佛语者，毘奈耶藏应非佛说！……若言亦劝苾刍当依别解脱经无斯过者，是则应许广毘奈耶非佛所说，便非定量！若毘奈耶即是广释戒经本故是佛说者……。
别解脱经，是“波罗提木叉经”；广释戒经的，名“毘奈耶”。毘奈耶作为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别名，在汉译律部中，是诸部通用的。但这是经分别成立以后的用法；二部毘尼的本义，指二部波罗提木叉说。
佛陀随犯而制学处（[A14]śikṣāpada），将学处集为部类，半月半月说的，名为波罗提木叉。二部波罗提木叉，被称为毘尼。依“波罗提木叉经”，分别广说，集成波罗提木叉分别；波罗提木叉分别，也被称为毘尼。进而一切僧伽行法，统名为毘尼。如《善见律毘婆沙》卷一(大正二四．六七五下)说：
“二波罗提木叉（二分别）、二十三蹇陀、波利婆罗，是名毘尼藏”。
毘尼（[A15]vinaya）与法（[A16]dharma）相对称，“是法是毘尼”，“非法非毘尼”，本为佛法的通称，为什么专称僧伽的规制为毘尼呢？我以为：这与对五犯聚而立“五毘尼”；及七灭诤的编入波罗提木叉有关。毘尼以息灭诤事，实现僧伽的和合清净为理想，于是波罗提木叉（及分别），所制僧伽行法、威仪，都被称为毘尼。佛法分化为二类，结集时就称为“法藏”（经藏）与“毘尼藏”。毘尼是遮非的，所以《毘尼母经》说：“毘尼者名灭，灭诸恶法，故名毘尼”[28]。古人从毘尼（藏）的实际内容，归纳为五义，如《毘尼母经》卷七(大正二四．八四二上)说：
毘尼者，凡有五义：一、忏悔；二、随顺；三、灭；四、断；五、舍。云何名为忏悔？如七篇中所犯，应忏悔除；忏悔能灭，名为毘尼。云何名为随顺？随顺者，七部众随如来所制所教，受用而行，无有违逆，名为随顺毘尼。云何名灭？能灭七诤，名灭毘尼。云何名断？能令烦恼灭不起，名断毘尼。云何名舍？舍有二种：一者舍所作（法），二者舍（恶）见事。……此二种名舍毘尼。
随所犯而能如法出罪的，不为恶所障，能向圣道，名为忏悔毘尼。依佛所制而不犯，就是毘尼（随顺毘尼，可通于一切行法）。这二者，或称为犯毘尼。灭毘尼，是七灭诤法，也名诤毘尼。断毘尼，也叫断烦恼毘尼，如《十诵律》等说[29]。总之，以种种不同方法制度，使比丘在僧伽中，能调伏身语，纳于正轨的，都名为毘尼[30]。所以古人或意译为“律”。毘尼有法律的特性，运用僧伽的集体力量，发挥平等的制裁作用。毘尼虽是法治的，但运用起来，一定要出于善意的和平精神，融入了德化的，善诱的教育作用。使比丘众乐于为善，不敢为恶；这就是毘尼藏的实际意义。梵语 [A17]vinaya，是有“离”义、“分”义的 vi，与含有“导”义的 nī，接合为 [A18]vinī，而转化为名词的。这一含义（玄奘译为调伏），与使比丘众乐于为善，不敢为恶的僧伽制度，极为适合。所以有关僧伽法制的一切，都被称为毘尼。这是最恰当的名词！
第二节 波罗提木叉——毘尼的论究
第一项 波罗提木叉原理的阐明
波罗提木叉（[A19]Prātimokṣa）成立于佛陀时代。佛所制立的学处，经最初类集而成立的，被称为经，为僧伽所尊重。传如来入灭前，曾这样说：“我令汝等每于半月说波罗底木叉，当知此则是汝大师，是汝依处，若我住世，无有异也”[1]。波罗提木叉的集成，展转传诵；第一结集以来，已大体凝定。而被称为毘尼（[A20]vinaya）的波罗提木叉分别（Prātimokṣa-vibhaṅga），性质就大为不同。这不是当时结集所成立的；是对于“波罗提木叉经”，经律师们的长期论究，而逐渐形成，发展分化，而成为现存形态的。半月半月诵说的波罗提木叉经，不只是诵说的。这是僧伽的行为轨范，比丘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这是需要深刻了解，而能付之实行的。每一学处的文句，需要明确的解说。制立学处的因缘，需要研究；惟有从制戒的因缘中，才能明了制立每一学处的真正意趣。人事是复杂的；环境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新的事物，不断发生。所以要对波罗提木叉作深入的分别抉择，才能适应繁多的事件，予以确当的处理，处理得符合佛陀的意思。这一工作，佛灭以来的持律者（律师 [A21]vinayadhara），[A22]禀承于传承的示导，而不断努力。如《铜鍱律．小品．灭诤犍度》（南传四．一四九）说：
“广解二波罗提木叉戒经，善分别、善通晓、善决断，于律善巧不动”。
如上项所说，凡是摄受弟子，为人师长的；被差教诫比丘尼的；作断事人，裁决一切诤事的：波罗提木叉的分别抉择，为一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格。当时对波罗提木叉研究的重要，也可以想见了。经律师长期间的分别抉择，终于渐渐集成波罗提木叉分别。七百结集时代，波罗提木叉分别，或称〈经分别〉部分，已经集成，成为未来各部派律藏的主要部分。当然，现存各部广律，与波罗提木叉分别相当的部分，都曾在部派分化过程中，有过程度不等的补充，改组或修正。
佛为什么制立学处？为什么制说波罗提木叉？在波罗提木叉的分别探究中，原则与根本问题，被显发出来，而为僧众所传诵。制学处与说波罗提木叉的真正意义，被编集于“波罗提木叉分别”，这就是：一大理想，十种利益。
1.一大理想：舍利弗（Śāriputra）这样的思念：过去的诸佛世尊，谁的“梵行久住”，谁的“梵行不久住”？佛告诉他：毘婆尸（Vipaśyin）、尸弃（Śikhi）、毘舍浮（Viśvabhū）——三佛的梵行不久住。拘搂孙（[A23]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Kanakamuni）、迦叶（Kāśyapa）——三佛的梵行久住。原因在：专心于厌离，专心于现证，没有广为弟子说法（九部经或十二部经）；不为弟子制立学处，不立说波罗提木叉。这样，佛与大弟子涅槃了，不同族类、不同种姓的弟子们，梵行就会速灭，不能久住。反之，如能广为弟子说法，为弟子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A24]那么佛与大弟子虽然涅槃了，不同族类、不同种姓的弟子们，梵行不会速灭，能长久存在。于是舍利弗请佛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法。《僧祇律》、《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都有同样的传说[2]。所不同的，《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作“梵行久住”；《僧祇律》为“（正）法得久住”。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为释迦牟尼（[A25]Śākyamuṇi）说法度生的崇高理想。要实现这一大理想，就非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不可！这是如来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的最深彻的意义了！
2.十种利益：制立学处与说波罗提木叉，有十大利益，如《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八下)说：
“有十事利益，诸佛如来为诸弟子制戒（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隐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故”。
《僧祇律》的“十事利益”，各部广律，都曾说到。《五分律》、《十诵律》、《根有律》，作“十利”；《四分律》作“十句义”；《铜鍱律》原语作 [A26]dasa atthavasa[3]。[A27]attha，梵语为 [A28]artha，译为义，就是义利。十种义利，虽开合不同，而大意终归是一致的。《毘尼母经》说：“初十人（？）制戒因缘，增一中义”[4]。检铜鍱部（[A29]Tāmraśāṭīya）《增支部．二集》，有十类——实为六类（第三类为：制现世漏，灭未来漏。此下别出：怨；罪；怖；制现在不善，灭未来不善——四类）的“二利”，为如来制立学处，制说波罗提木叉等的因缘[5]。《铜鍱律．附随．五品》，所说完全相同[6]。除“哀愍在家者，断绝恶党”——二利外，其他的五类二利，就与《铜鍱律》的十利相同。又《四分律》“毘尼增一”中，从“以一义故为诸比丘结戒”[7]，到“以十义故为诸比丘结戒”[8]。从一一别说，到二二相合，到十义结戒。似乎这是从不同的观点，发见如来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等意义，并不限于十事。其后条理综合为十事利益，作为如来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等的理由。“十利”，取其圆满而已（律学极重“五”数，十是五的倍数）。以十利而制立学处，及说波罗提木叉，是各部律所同的。由于条理综合而来，各部的意趣不同，所以也有二三事的差异。然只是开合不同，如归纳起来，不外乎六事，试对列如下：
“十利”或“十义”的开合不一，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六项来说的。一、和合义：《僧祇律》与《十诵律》，立“摄僧”、“极摄僧”二句；《四分律》等唯一句。和合僧伽，成为僧伽和集凝合的中心力量，就是学处与说波罗提木叉。正如国家的团结，成为亿万民众向心力的，是国家的根本宪法一样。二、安乐义：《僧祇律》立“僧安乐”一句，《四分律》等别立“喜”与“乐”为二句；惟《五分律》缺。依学处而住，僧伽和合，就能身心喜乐。《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说：“令他欢喜，爱念敬重，共相亲附，和合摄受，无诸违诤，一心同事，如水乳合”[9]。充分说明了和合才能安乐，安乐才能和合的意义；这都是依学处及说波罗提木叉而达到的。三、清净义：僧伽内部，如大海的鱼龙共处一样。在和乐的僧伽中，如有不知惭愧而违犯的，以僧伽的力量，依学处所制而予以处分，使其出罪而还复清净，不敢有所违犯。有惭愧而向道精进的，在圣道——戒定慧的修学中，身心安乐。僧伽如大冶洪炉，废铁也好，铁砂也好，都逐渐冶炼而成为纯净的精钢。所以僧伽大海，“不宿死尸”，能始终保持和乐清净的美德！四、外化义：这样和乐清净的僧伽，自能引生信心，增长信心，佛法更普及的深入社会。五、内证义：在这样和乐清净的僧伽中，比丘们精进修行，能得离烦恼而解脱的圣证。六、究极理想义：如来依法摄僧的究极理想，就是“正法久住”、“梵行久住”。和乐清净的僧伽在世，能做到外化、内证。外化的信仰普遍，内证而贤圣不绝，[A30]那么“正法久住”的大理想，也就能实现出来。十事利益的究极理想，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大理想，但各部广律的文句，出入不一。
《僧祇律》所说，始终一贯，以“正法久住”为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究极理想。其他的律部，都不能一致。《铜鍱律》说“梵行久住”，又说“正法久住，爱重毘尼”。爱重毘尼（[A31]vinayānuggahāya）一句，应为重律学派特有的说明。《五分律》所说，显为折衷的综合说。《僧祇律》所说：“正法得久住，为诸人天开甘露施门故”，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所说，意义是相通的。《萨婆多部律摄》卷一(大正二四．五三二上)解说得最好：
“我之净行（梵行）当得久住者，谓如法宣说，广利人天，展转相教，令我正法久住世故”。
从僧众修证说，是“梵行久住”。从佛陀的证觉施化说，是“正法久住”。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在佛教的大理想中，这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明。当佛陀初成正觉，在赴波罗捺（Vārāṇasī）的途中，曾宣告自己的理想，如《四分律》卷三二(大正二二．七八七下)说：
“世间唯一佛，澹然常安隐。我是世无著，我为世间最；诸天及世人，无有与我等。欲于波罗捺，转无上法轮。世间皆盲冥，当击甘露鼓”[10]。
“转无上法轮”、“击甘露鼓”，说法并不容易，但还是容易的。修行解脱是不容易的，但还不是最难的。佛的正法，能展转无穷的延续，常在世间，不致如古佛那样的人去法灭（近于人亡政息），才是佛陀心中的重要课题。释迦佛的悲智中，确定的认为：惟有为众生广说经法；更重要的是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依和乐清净的僧伽——有组织的集体力量，外化内证，才能从梵行久住中，达成正法久住，广利人天的大理想。古德在波罗提木叉的分别探究中，圆满的窥见了佛陀的深意！不但阐明了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真实意趣；法与毘尼的统一，更圆满的表达了佛的精神！
波罗提木叉的分别论究，从种种的观点，得来制立学处的不同意义（如《增一》中说）。然后综合为“十事利益”，是各部毘尼（波罗提木叉分别）所共说的。至于一大理想，分别说部系（Vibhajyavādin）的《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是这样说的[11]：
Ａ佛在毘兰若邑安居，三月食马麦。
Ｂ舍利弗起问，佛为分别古佛的教化情形，以说明“梵行久住”，是由于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这可说是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序说，以阐明制立学处的理想所在）。
Ｃ佛到毘舍离，须提那迦兰陀子出家。后因荒歉，乞食难得，回故乡去。为生母与故二所诱惑，陷于重大的恶行；佛陀因此开始制立学处。
《僧祇律》，有ＢＣ而没有Ａ。说一切有部（[A32]Sarvāstivāda）的广律，直从Ｃ迦兰陀子（Sudinna-kalandaka-putra）出家说起，没有Ａ与Ｂ部分。《律藏之研究》，讨论律藏序分的新古，以为：《铜鍱律》与《五分律》最古，其次是《四分律》。《摩诃僧祇律》比上三律为新，因为插入了舍利弗的“前生因缘”。说一切有部律，削除了序分，是新的；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最新[12]。新与古，我在上面说过：有结构（组织形式）的新与古；有材料（内容）的新与古；在材料中，有主体部分，或附属部分的新与古；有一般形式——语文的新与古。新与古的论究，原是并不太容易的！《律藏之研究》，似乎没有从律序的主体去体会！对于这一问题，我持有恰好相反的意见。佛以“十事利益”，制立学处，是一切部派所公认的。十事利益，为制立学处的一般利益，多方面的意义，应为部派未分，一味和合时代的公论。在波罗提木叉的论究中，条理十事利益，渐显发了梵行久住或正法久住，为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究极理想。这一大理想，是存在于十事利益的终了。在部派的三大系中，（分别说部离出以后的）上座部所展开的部派——说一切有部，没有说到，表示了古形的波罗提木叉分别，还没有这一部分。大众部（[A33]Mahāsāṃghika）与分别说部的波罗提木叉分别，都有这一（Ｂ）传说，可以从阿育王（Aśoka）时代，大众部与分别说部合作，而说一切有部被拒北移的事实中得到说明。佛在毘兰若（Verañja）安居，吃了三月的马麦，《僧祇律》没有说到。三月食马麦，《十诵律》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都是说到过的；这是佛教界公认的事实。但食马麦是一回事，舍利弗起问，阐明制立学处的大理由——梵行久住，又是一回事，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至少，在说一切有部中，是没有关系的。不能因为说一切有部，知道食马麦的故事，而论证ＡＢ部分，为说一切有部所有意削除的。以文学的新古而论，说一切有部律，关于三月食马麦的叙述，即使文学的形式，比分别说部律为新；但说一切有部所没有的，分别说部律所独有的部分，决不能证明为古形所应有的，而只是削除了。其实，以三月食马麦为律序的部分，只是《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分别说部律所独有的传说而已。
三月食马麦，与制立学处，有什么关联呢？须提那迦兰陀子，为了年岁荒歉，乞食难得，贪求生活的丰裕，还归故乡，因而陷于恶行。佛陀遇到荒歉，三月食马麦，也恬澹的坚忍过去。分别说部的律师们，应该是重视这二事的对比意义。将三月食马麦故事，与舍利弗问梵行久住相联合，接著说到迦兰陀子须提那的犯戒。这暗示了：出家受持学处，应有少欲知足，精苦坚忍的精神，不为生活丰裕所诱惑的意义。本来无关的事理，约某一意义而联结起来，甚至集成长篇；在佛教的传说中，这并不是少有的，这应该是能为现代佛学研究者所同意的！
在波罗提木叉的分别论究过程中，充分阐明了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大利益，大理想。说一切有部——一切学派共传的“十事利益”，是古形的。《摩诃僧祇律》与分别说部的广律，揭示制立学处的究极理想——梵行或正法久住，要迟一些。与三月食马麦的传说相结合，以暗示出家学道，要能恬澹精苦，那是分别说部的新编了。但我不是说，三月食马麦的传说是新的。
第二项 毘尼的五事分别
〈波罗提木叉分别〉（Prātimokṣa-vibhaṅga），或〈经分别〉（[A34]Suttavibhaṅga），是“波罗提木叉经”的分别广说。在组织上，当然依著“戒经”的组织次第。但所依的“戒经”，是波罗提木叉的实体，而不是布萨（[A35]poṣadha）所用的，说波罗提木叉的布萨仪轨。所以作为布萨仪轨的“序说”、“结说”，以及“结问清净”等部分，在各部广律中，虽有附录或不完全的附录，而都是不加解说的。在“波罗提木叉经”八篇中，也没有解说“灭诤法”（[A36]Abhikaraṇa-śamatha）。〈波罗提木叉分别〉，是依波罗提木叉经的前七篇，一篇一篇的，一条一条的分别广说。
〈波罗提木叉分别〉的集成，是古代的持律者（[A37]vinayadhara），分别论究波罗提木叉的结晶。各部广律，虽名称不一致，而都有大体相同的部分（波罗提木叉的多少与次第不同，〈波罗提木叉分别〉，当然也就不同）。所以在部派未分化以前，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原形，应该已经存在。其后随部派的分化，各有多少的补充与修正，形成现有各部广律中，与〈波罗提木叉分别〉相当的部分。
古代持律者，分别波罗提木叉，著重于五项的论究，如《四分律》卷五九(大正二二．一〇〇四中)说：
“毘尼有五事答：一、序；二、制；三、重制；四、修多罗；五、随顺修多罗：是为五”。
《僧祇律》有类似的五事记，如卷三二(大正二二．四九二中)说：
“毘尼有五事记：何等五？一、修多罗；二、毘尼；三、义；四、教；五、轻重。修多罗者，五修多罗。毘尼者，二部毘尼略广。义者，句句有义。教者，如世尊……说四大教法。轻重者，盗满五，重；减五，偷兰遮。是名五事记”。
“五事答”与“五事记”，应该是同一原文的异译。[A38]vyākaraṇa，译为记。如一向等四记，或译四种答。[A39]vyākaraṇa 有分别、解说、解答、决了疑问的意思。毘尼（[A40]vinaya）——二部毘尼，指波罗提木叉。毘尼有五事答（记），就是对波罗提木叉，有五事的分别解说。这是《僧祇律》与《四分律》共传的古说。《四分律》的五答，是依所制的每一学处说的。“序”、“制”、“重制”——三事，又如《四分律》说：“平断犯罪，一、戒序；二、制；三、重制。有三法平断不犯，戒序、制、重制”[1]。犯与不犯，如要加以平断，要从三事去分别学处。一、制立学处的序——因缘。二、依犯戒因缘而制立学处。三、重制是补充或修正。这三事，是对于制立学处因缘的分别。从这三项去分别论究，才能了解这一学处，确定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否违犯了这一学处。依三事而分别犯与不犯，也见于《十诵律》：“三事决定知（决定知就是“记”）毘尼相：一、本起；二、结戒；三、随结”[2]。又见于《毘尼母经》：“犯罪凡有三种：一者，初犯罪缘；二者，因犯故制；三者，重制。……是故三处得决（决就是“记”）所犯事。复有三处决了非犯”[3]。《四分律》所说的（第四）“修多罗”，是波罗提木叉经，也就是经文（学处）的分别决了。“随顺修多罗”，是依修多罗所说，而分别决了。《四分律》所说的“毘尼有五事答”，实为上座部（[A41]Sthavira）各部律的共同意见。
《摩诃僧祇律》的“毘尼有五事记”，是约波罗提木叉全体而说。“修多罗”，是五篇，是被称为“五部经”的。“毘尼”，是二部波罗提木叉。前二者，就是佛世的初编，与最初结集的再编（这是制与重制的另一解说）。“义”，是每一学处的文义分别。“教”，是四大教法。当时传诵的五经与二部，文义已有传说的不同。所以要经共同的论决，审定佛制的本义。“轻重”，就是判决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了。大众部（[A42]Mahāsāṃghika）所传的“毘尼有五事记”，与上座系不完全相同，而古人分别论究波罗提木叉的方法，仍然大体相同。
现存的各部〈波罗提木叉分别〉，是这样的：一、依犯戒因缘而制立学处；二、学处文句的分别解说；三、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的分别决了。〈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内容，不就是“毘尼有五事记（答）”吗！《善见律毘婆沙》有类似的四毘尼，如卷六(大正二四．七一六中)说：
“于戒句中，于戒本中，于问难中，若欲知者，有四毘尼。……何谓为四？一者、本；二者、随本；三者、法师语；四者、自意。问曰：何谓为本？一切律藏是名本。何谓随本？四大处名为随本。……佛先说本，五百罗汉分别流通，是名法师语”。
四毘尼与毘尼五事，虽不完全相同，而对“戒经”文句的分别问答，有这四事，却是很相近的。尤其是“本”（Sutta）与“随本”（Suttānuloma），与《四分律》的“修多罗”，“随顺修多罗”，完全相合。本，是“戒经”；随本，《善见律毘婆沙》解说为四大处。四大处的原语为 [A43]cattāro mahāpadesā，实与《僧祇律》的“四大教法”一致。四大教法，就是四大优波提舍，见《长部．大般涅槃经》，《增支部．四集》等[4]。所以，“本”是最初结集的经：“随本”是四大教法，随顺经本，而论决所传的是否合于佛法，也就是论决净与不净。“法师语”是从上律师传来的师承家法；“自意”才是后代律师的意见。毘尼——经分别，是含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也是综合这些成分，经长期的分别论究而成的。
制立学处的因缘，文句的分别解说，犯相的分别决了，是〈波罗提木叉分别〉的主体，为诸部广律所共同的，也就是〈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原形。在犯相的分别决了中，共同的必要部分，是初编；不同的部分——扩编、整编，或精密的广分别，是部派分立以后的再编（在再编时，初编也有一定关系的修正）。还有，与〈波罗提木叉分别〉相结合的附属部分，那就是各部广律，或有或没有，或多或少的部分，都是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后起部分。
第三项 因缘与文句的分别
在〈波罗提木叉分别〉（Prātimokṣa-vibhaṅga）的组织中，无论那一条戒，都是先举制立学处的因缘，次分别学处的文句，然后分别所犯的轻重。佛的制立学处，是“随犯随制”的。凡是有所制立，一定因当时的某种事实，或是遮止罪恶，或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讥嫌，而有遮止的必要。所以学处与制立学处的因缘，在学处的传诵解说中，就结合而有不可分的关系。制立学处的因缘，古来传有五事：“一、犯缘起处（地点）；二、能犯过人；三、所犯之罪；四、所犯境事；五、所因烦恼”[1]。除“所因烦恼”，属于内心的因缘而外，其余四事，就是人、地、事的因缘。每一学处的制立，不一定是一次制定的。有些学处，经多次的补充修正，才成为定制，所以古称为“制”与“重制”。说一切有部（[A44]Sarvāstivāda）律，分别极细密，如说：“此是初制，此是随制，此是定制，此是随听”[2]。试以不净行学处为例：以须提那迦兰陀子（[A45]Sudinnakalandaka-putra）与故二行淫为因缘，佛初立学处说：“若比丘行淫法，得波罗夷，不共住”，这是“初制”[3]。其后，毘舍离（[A46]Vaiśālī）大林（Mahāvana）比丘与猕猴行淫，再制为：“若比丘行淫法，乃至共畜生，是波罗夷，不共住”，这是“随制”。后来因为众多的跋耆（Vṛji）比丘，不乐梵行，不知舍戒，以比丘身行淫事，所以又制为：“若比丘，共诸比丘同学戒法、戒羸、不舍、行淫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罗夷，不共住”。经这一次重制，准予自由舍戒，而不许以比丘身行不净行，成为“定制”。“随听”，也称为“开”，是在某种特殊情形下，不受某一学处的约束，也就是不犯。每一学处的制立，一制、再制，或者随听，都以某种事实为因缘，作为制立或修正的依据。
传说中的制立因缘，多数是共同的。虽或者人名不同，如不净行者须提那迦兰陀子，《僧祇律》作迦兰陀子耶舍（[A47]Kalandakaputra-yaśas）[4]。或者地名不同，如毘舍离比丘与猕猴行淫，《十诵律》与《五分律》，作㤭萨罗（[A48]Kośalā）舍卫（Śrāvastī）林中[5]；《根有律》作羯阑铎迦池竹林园（Kalandaka-veṇuvana）附近林中[6]；《僧祇律》作王舍城（Rājagṛha）附近的猿猴精舍[7]。但所传的事实，还是一致的。这可以想见初期的原始传说，由久久流传而有所变化。不过，有关因缘的人名与地名，不免有“众恶归焉”的形[A49]迹。原始佛教的律学传统，是优波离（Upāli）的律学传统，已不免杂有人事的因素，这[A50]里姑且不谈。
佛陀所制的学处，为了忆持诵习的便利，应用极简练的文体，当时流行的修多罗（[A51]sūtra）体。要理解简练文句的意义，就需要分别解说。这些文句的逐项解说，各部广律每有多少不同。这或是定义的分别：如说“比丘”，在一般语言中，比丘一词的意义，并不一致。波罗提木叉中的比丘，必须确定其界说，也就是确定波罗提木叉所制约的比丘，才能依之而予以制裁。如法律中所说的“人”，也要确定其界说一样。关于“比丘”的分别解说，《僧祇律》但举“受具足善受具足”——正义[8]。《十诵律》举四种比丘[9]；《根有律》举五义[10]。《四分律》举八义[11]；《五分律》举一一义[12]；《铜鍱律》举一二义[13]。虽列举四义、五义到一二义，但都结示这[A52]里所说的，是以一白三羯磨，如法受具足的比丘（谁是原始的？谁是后起的呢）。
或是含义的阐明：学处的文句，依当时的因缘而制立，是极简略的。但在实际的情况下，必须引申阐明其意义，否则就会不足应用，或引起误解。如第二学处，《僧祇律》作：“不与取、随盗物，王或捉、或杀、或缚、或摈出”。“不与取”，解说为“无有与者盗心取”[14]。不与取的本义，当然指盗心取；如不是盗心取，也就不犯这一学处了。但在文字上，不与而取，是可通于盗心及非盗心的。所以分别说部系（[A53]Vibhajyavādin）各律，说一切有部律，戒经的本文，就明说为“盗心不与取”。又如“王”，《僧祇律》解说为：“王者，王名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受职为王”[15]；王是通称一切职司治理的人，不但指国家的元首。《铜鍱律》作“诸王”，定义也是一样[16]。《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根有律》，就都明白的改定为：“若王若大臣”[17]。又如第三学处，《僧祇律》作：“自手夺人命”。解说为：“人者，有命人趣所摄”[18]。《四分律》与《铜鍱律》，大意相同，解说“人”为：从最初（结生）心识，延续到命终[19]。《五分律》解说为：“若人若似人”[20]；“似人”指七七日内的胎儿。说一切有部的波罗提木叉中，就直作“若人若人类”[21]，“若人若人胎”了[22]。各部波罗提木叉经文句有出入的，一部分从阐明引申而来。正如本文的夹注，日子久了，有时会成为本文一样。
或是本文的意义含蓄，因而引起歧义：如不坏色学处，《僧祇律》作：“得新衣……若不作三种，一一坏色受用者”。坏色的意义是：“三种坏色……持是等作点净”。下文又以“点净”、“染净”、“截缕净”——三种净对论[23]。可见“坏色”是约“点净”说的；就是在新得的衣服上，以三种颜色的一种，点染作标记，以免与外道等混杂不分。《铜鍱律》与《五分律》、《十诵律》，也是约点净说的[24]。《四分律》作：“得新衣……不以三种坏色”[25]，约染色说。《根有律》也约“染净”说[26]。律本的“坏色”，含意不明，于是或解说为“点净”，或解说为“染净”。《五分律》作：“新得衣，应三种色作帜”[27]。明说为“作帜”，当然是点净派的确定其意义。如本来就有这“作帜”字样，也就不会纷歧为二大流了。
文句与因缘，是互相结合的。但文句是佛所制，经结集的公论审定，口口相传，极为严格，所以出入并不太大。因缘只是口头传说，传说是富于流动性的。所以文句略有解说不同，因缘也就随著变异了。以不坏色学处来说：主张“点净”的《铜鍱律》、《五分律》，都说起因于比丘的衣服，被贼劫去了，无法辨认取回来[28]。《十诵律》也有这一说[29]。《僧祇律》著重于衣色不分[30]。就因缘而论，这是可通于“点净”、“染净”的。主张“染净”的《四分律》，专说比丘著新的白色衣，与俗人没有分别[31]；《根有律》说比丘著俗人的衣服，去作乐演伎[32]：这就都是在服色的差别上说。文句的解说有了差别，不但因缘也随著变化，就是判罪轻重，也就不同了。如以坏色为“点净”而不是“染净”的，《僧祇律》说：“作截缕净，作染净，不作青（点）净，得一波逸提。作青净，不作截缕净，不作染净，得二越毘尼罪”[33]。这可见，不作点净的，犯波逸提（[A54]pātayantikā）；不作染净的，只是等于恶作的越毘尼罪（[A55]vinayātikrama）。但在以“染净”为坏色的，如《四分律》就说：“不染作三种色：青、黑、木兰，更著余新衣者，波逸提”[34]；而点与不点，反而看作不关重要的了！
第四项 犯与不犯的分别
“波罗提木叉”的诵说，主意在用来处理实际发生的非法事项，以维护僧伽的和乐清净。所以波罗提木叉的分别解说，每一学处的分别解说，也就是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等分别。这是持律者（律师）所应有的知识，如《四分律》卷五八(大正二二．一〇〇〇中)说：
“有四法名为持律：知犯、知不犯、知轻、知重。复有四法：知犯、知不犯、知有余、知无余。复有四法：知犯、知不犯、知[A56]麁恶、知不[A57]麁恶。复有四法：知可忏罪、知不可忏罪、知忏悔清净、知忏悔不清净”。
如上所列，持律者应有的知识，《僧祇律》等都有说到[1]。说到所犯罪的分类，是五罪聚（[A58]pañca-apattikkhandhā），是依波罗提木叉的五篇而分的。如《僧祇律》卷二〇(大正二二．三八六中)说：
“五众罪者，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罗提提舍尼、越毘尼罪”。
五众（聚）罪，又称为五篇罪[2]。《铜鍱律》、《四分律》、《律二十二明了论》[3]等，一致说到这一分类，实为佛教初期对于罪犯的分类法。以此五类罪而分别轻重等不同的，如《十诵律》卷五六(大正二三．四一二中)说：
“阿跋提者，五种罪名阿跋提。何等五？谓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于此五种罪，比丘若作，若覆障不远离，是名阿跋提。无阿跋提者，……是五种罪，不作、不覆障远离、净身口业、净命；若狂人、病坏心人、散乱心人作罪，若（未制以）先作，是名无阿跋提罪。轻阿跋提罪者，可忏悔即觉心悔，是名轻阿跋提罪。重阿跋提罪者，若罪可以羯磨得出者，是名重阿跋提罪。残阿跋提罪者，五种罪中，后四种罪可除灭，是名残阿跋提罪。无残阿跋提罪者，五种罪中初种，是名无残阿跋提。恶罪者，谓波罗夷、僧伽婆尸沙。虽一切罪皆名恶，此是恶中之恶，故名恶罪。非恶罪者，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是非恶罪。可治罪者，可出可除灭，是名可治罪。不可治罪者，不可出不可除灭，是名不可治罪”。
阿跋提（[A59]āpatti），译为犯。与法（[A60]dharma）不相应，与毘尼（[A61]vinaya）不相应；凡一切有所违犯的，就是过失，所以也译为罪。然在犯（罪）的分别判决中，波罗提木叉的五篇罪，显然是过于简略，不足以适应佛教开展中的僧事实况。如佛制立的受具足（[A62]upasaṃpadā）、布萨（[A63]poṣadha）、安居（[A64]varṣā）等，如有所违犯，也就有罪，但有些不是波罗提木叉学处所能含摄的。所以《律二十二明了论》，于“优波提舍律”（[A65]upadeśa-vinaya）以外，别立“婆薮斗律”（[A66]Vastu-vinaya）[4]。《四分律》等，于“波罗提木叉学”（[A67]Prātimokṣa-śaikṣa）外，别立“毘尼学”（[A68]vinaya-śaikṣa）、“威仪学”（[A69]ācāra-śaikṣa）[5]。“破戒”（[A70]sīla-vipatti）以外，有“破威仪”（[A71]ācāra-vipatti）等。总之，波罗提木叉五篇（八篇）以外，还有为僧伽——每一比丘所应受持的律行。还有，佛因犯而制立学处，都是针对既成的罪事而立制。所以每一学处，都是既遂罪，且有一定的标准。但在罪的分别决断中，知道是并不如此简单的。以波罗夷（[A72]pārājikā）的不与取学处（盗戒）来说：是有主物，有盗心，将物品取离原处，价值五钱：这才构成这一重罪。假如，把无主物看作有主物，起盗心去盗取，当然也是有所违犯的，但所犯的不是波罗夷罪。又如于有主物而起了盗心，作盗取的种种准备，一直到用手拿著物件；在没有将物品取离原处时，还是不与取的方便罪。即使将物品取离原处，如物品不值五钱，也不犯这一学处。像上面所说的，或轻或重，在固有的五部罪中，应属于那一类呢？
大众部（[A73]Mahāsāṃghika）与说一切有部（[A74]Sarvāstivāda），维持固有的“五罪聚”说，而将第五聚的越毘尼（[A75]vinayātikrama），或突吉罗（[A76]duṣkṛta），给以弹性的解说，以容纳其余四部所不能容摄的一切过失。如《僧祇律》卷二五(大正二二．四二九上——下)说：
“越毘尼者，有十三事：阿遮与、偷兰遮、丑偷兰、不作、不语、突吉罗、恶声、威仪、非威仪、恶威仪、恶邪命、恶见、心生悔毘尼”。
阿遮与，是面向佛陀悔谢的。偷兰遮（[A77]sthūlâtyaya）与丑偷兰，是前二聚中不具分所起的重罪。不作与不语，是不受和尚、阿阇黎的教命，不去作或不理睬。突吉罗，指“波罗提木叉经”中的众学法。威仪、非威仪、恶威仪，都是有关威仪的。心生悔毘尼，也作越毘尼心悔，是心生悔意就能除灭的过失。这些不同的过失，说一切有部都称之为突吉罗，如《十诵律》卷五一(大正二三．三七二上)说：
“有九犯：犯波罗夷，犯僧伽婆尸沙，犯波逸提，犯波罗提提舍尼，犯突吉罗，犯恶口突吉罗，犯偷兰遮突吉罗，犯毘尼突吉罗，犯威仪突吉罗：是名九犯”。
《十诵律》虽分为九犯，其实还是五犯聚，只是将突吉罗开为五类而已。突吉罗是恶作，恶口突吉罗是恶说。偷兰遮也是突吉罗所摄。犯毘尼与犯威仪，是属于违犯犍度（[A78]khandha）规定的过失。总之，大众部与说一切有部，虽因分别抉择，而成立不同的罪类，但仍[A79]汇集于固有的五犯（罪）聚的形式之内。
某些部派，觉得五犯聚不足以概罗一切，于是在五犯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立七犯聚，如《四分律》卷五(大正二二．五九九下)说：
“七犯聚：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
《铜鍱律》也同样的立七犯聚[6]，但以偷兰遮为第三聚，列于僧伽婆尸沙以下。《五分律》虽没有明说，也应有七犯聚，次第与《铜鍱律》相同，如卷一九(大正二二．一三二下)说：
“犯突吉罗罪，向余比丘说，半云是突吉罗，半云是恶说。……犯波罗提提舍尼，乃至偷罗遮亦如是。若犯僧伽婆尸沙，若犯波罗夷……”。
《毘尼母经》，立有多少不同的七种犯戒，如卷三(大正二四．八一三中)说：
“犯戒有七种：一、波罗夷；二、僧伽婆尸沙；三、尼萨耆波逸提；四、波逸提；五、偷兰遮；六、波罗提提舍尼；七、突吉罗”。
《律二十二明了论》，也于五犯聚外，别立七犯聚[7]。名数与《毘尼母经》相同，但以偷兰遮为第三聚。这二类的七罪聚，都是别立偷兰遮为一聚。而不同的是：或开波逸提（[A80]pātayantika）为二，于波逸提外，立尼萨耆波逸提（[A81]Niḥsargikā-Patayantika）。或开突吉罗为二，于突吉罗外，别立恶说。重律的学派，对于不同类的罪犯，作严密的整理，成立七罪聚，约为部派开始再分化的时代。这虽是后起的新说但更为完善！七罪聚，应与波罗提木叉的七篇有关。起初，波罗提木叉集为五部；依五部而罪分五聚（第五聚容纳四部以外的一切罪），是完全一致的。其后，波罗提木叉集为八篇，而第八“灭诤法”，不是〈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对象，始终存有附属的意味。如《铜鍱律．附随》，明“三百五十戒”，也是除“灭诤法”而论的[8]。以五罪聚过于简略，于是比拟七篇[9]而成立七犯聚。七篇中的“不定法”，没有特定的罪性，所以《律二十二明了论》，及《毘尼母经》，都除去不定法而代以偷兰遮，立为七聚。但七篇的尼萨耆波逸提，在处理问题上，虽然是物应舍，罪应悔，与波逸提不同。而所犯的罪，还是波逸提，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分别说部（[A82]Vibhajyavādin）分出的部派，如《铜鍱律》、《四分律》、《五分律》，进一步的略去尼萨耆波逸提，而于突吉罗外，别立恶说。这样的七犯聚，约罪类的不同来说，最为完善！但与波罗提木叉的七篇，再也不能相合了。
〈波罗提木叉分别〉，是对于每一学处，分别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也就是持律者，对犯聚作分别抉择，而应用于每一学处。一味和合时代，律师们分别论究的成果，成为〈波罗提木叉分别〉的重要部门。汉译有《优波离问经》，就是每一学处，分别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的简论。所以，犯不犯的分别抉择，起初可能是独立成部的。
第三节 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先后集成
第一项 因缘、文句与犯相分别（主体部分）
部派未分以前的〈波罗提木叉分别〉（Prātimokṣa-vibhaṅga），因部派分化，形成各部广律中的〈波罗提木叉分别〉部分。名称也不一致，或名〈经分别〉（[A83]Suttavibhaṅga），或名“毘奈耶”（[A84]vinaya），或名“毘奈耶分别”（[A85]vinaya-vibhaṅga）。研究从原形而成不同部类的先后，要将主体部分，附属部分，分别来处理。制立学处（[A86]śikṣāpada）的因缘，学处文句的分别解说，犯不犯相的分别：这是波罗提木叉分别不可缺少的核心问题。“本生”（Jātaka）、“譬喻”（Avadāna），与〈波罗提木叉分别〉相结合，是可以有而不必有的附属部分。
现存的各部广律，都是属于部派的。部派的分裂，并不是突然的，是经长期的酝酿，而到达明显的分裂。波罗提木叉分别也是这样，虽可说一切部派共同的原形，其实在分裂以前，或因“戒经”文句的诵本不同，或因师承的解说不同，不同的因素，早已潜滋暗长。所以不同部派的，不尽相同的〈波罗提木叉分别〉，是根源于同一古形，因不同的师承，及部派的一再增编改编而成。现存的各部广律，依师承不同，学风不同，形成不同的部系。同一部系的，相近；不同部系的，差别就较多。然而有些部分，与不同部系相近，与同一部系的反而不合。原因可能并不单纯，教区共同的影响而外，应该还有源于古老的共同传说。如《根有律》与《十诵律》，为同一部的二系。如同于分别说部（[A87]Vibhajyavādin），反而不同于自部别系，那就可推论到上座部（[A88]Sthavira）共同时期。如不同于自部自系，反而同于《僧祇律》，就可以推论到部派未分的时期。现存的各部广律，完成虽有先后，而都包含有古老的传承，新起的分别与改编。
〈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原形，虽没有传诵保存下来，但“制戒因缘”、“文句分别”、“犯相分别”——三部分，确已规模粗具，相互结合而成立。以四波罗夷（[A89]pārājikā）为例：迦兰陀子（Kalandakaputra）、猕猴[1]；檀尼迦（Dhanikā）[2]、鹿杖（[A90]Mṛgadaṇḍika）[3]、安居比丘[4]，为制立四波罗夷的主要因缘。盗满五钱犯重罪，是参照当时摩竭陀（Magadha）的国法[5]。比丘的自杀或他杀，由于不净观的厌离心过切，佛因而为大众说安那般那[6]。这种事缘与“制戒因缘”相结合，是各部派不同广律所同的。“文句分别”，以依据“戒经”的共同（小异），解说也相近。如“戒羸”与“舍戒”的分别，各部都是相同的[7]。“犯相分别”，虽形式与内容，各部极不统一，而也有共同的内容。如“不净行”戒，分为人、非人、畜生；男、女、黄门（或增为四．五）；大便道、小便道、口中[8]。各部的“犯相分别”极不统一，可见原形的“犯相分别”部分，还没有后代那样的严密。这三部分构成的〈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原形，在部派未分以前，是确实存在了的。
“文句分别”，依口口传诵的“戒经”。对文句的意解不同，阐述内容的不同，引起文句的补充；分别解说也就增多了。如“不与取”戒，《僧祇律》作“王”；《铜鍱律》作“诸王”；《四分律》等，都分为王与大臣[9]。对不与取者的处罚，《僧祇律》作“或捉、或杀、或缚、或摈出”，各律都相同[10]；惟《十诵律》作：“若捉系缚、若杀、若摈，若输金罪”[11]。输金赎罪，是适应当时的法律，而为《十诵律》特有的增制。“夺人命”戒，《僧祇律》、《铜鍱律》、《四分律》，都说“人”；而《五分律》等，都分为人与人类（胎儿）[12]。论到杀，《僧祇律》：“自手断人命、求持刀与杀者、教死誉死”（三类）；《十诵律》同[13]。《铜鍱律》与《四分律》，作四类，是分“赞死”与“劝死”为二的[14]。《五分律》作：“若自杀，若与刀药杀，若教人杀，若教自杀（劝死），誉死赞死”[15]。这是将“求持刀与杀者”，分为让他自己杀，及求人去杀他——二类。《根有律》为：“故自手断其命，持刀授与，自持刀，求持刀者，劝死赞死”[16]。这是分析文句，而为更详备的解说。由此而增改“戒经”的文句，“戒经”的分别，也就增广了。在“文句分别”上，《僧祇律》与《铜鍱律》，是接近原形的。《五分律》与《根有律》，出入较大。
四波罗夷的“制戒因缘”，在〈波罗提木叉分别〉中，虽地名与人名不完全相同，而事缘是一致的（其他学处，也大致相同，除对文句的意解不同）。但由于两点意义，各部律的制戒因缘，不免有些出入。一、古代律师的见解，佛是“随犯随制”的。一部分学处，不是一次制定的，所以有一种以上的制戒因缘；这是从文句的分别而来的。如“不净行”戒，有“戒羸不自出”一句。《僧祇律》与《五分律》，就别出戒羸因缘一则[17]。“不与取”戒，有“若聚落，若空地”二句。所以《僧祇律》、《铜鍱律》、《五分律》，于达尼迦因缘外，别出取空闲处衣物因缘[18]。“夺人命”戒，鹿杖因缘外，《铜鍱律》举赞死因缘[19]；《僧祇律》别出二（三）缘[20]；《五分律》别出四缘[21]。这是与“戒经”文句的分别有关。二、与“制戒因缘”相类，或有关的事缘，佛教界的传说，是众多而普遍的。制戒的因缘，并不限于一事，所以重法的大众部（[A91]Mahāsāṃghika）；说一切有部（[A92]Sarvāstivāda）的持经譬喻师（[A93]dārṣṭāntika），将类似或有关的事缘，编入波罗提木叉的“制戒因缘”中。如《僧祇律》的“不净行”戒，列举“非道”、“死尸”等一四缘[22]。僧伽婆尸沙（[A94]saṃghāvaśeṣā）“摩触”戒，前出支离尼等三缘[23]。说一切有部的《根有律》，于“夺人命”戒前，[A95]列驮索迦（Dāsaka）等六缘，而说“此是缘起，未制学处”[24]。在学处的因缘中，列举事缘而说“未制学处”，《根有律》是非常多的。《根有律》与《僧祇律》，与其余的律部不同。这一类的编集，当然比原形要迟一些。
“犯相分别”，为各部广律所最不一致的部分，试从《铜鍱律》说起。《铜鍱律》的〈大分别〉，依“波罗提木叉经”而作逐条的解说。每一学处（戒），作三部分：“制戒因缘”、“文句分别”、“犯相分别”；体例极为分明，可说是各部广律所同的。“犯相分别”中，四波罗夷，及十三僧伽婆尸沙的前五学处——“故出精”、“摩触”、“[A96]麁恶语”、“赞淫欲”、“媒”——九戒。每戒都分二部分：先“约义分别”：依对象、方法、意志（有意或无意、自主或被迫等）、结果，而分别犯相的轻重。末了，以不犯相作结，如说：“不犯者，不知、不觉乐、狂、失心、痛恼，最初犯者”[25]。次“就事分别”：这本是当时发生的实际事件，是特殊的，疑难的判决实例。《铜鍱律》“就事分别”部分，列举章节如下[26]：
1.第一波罗夷：一〇．一——一〇．二七
2.第二波罗夷：七．一——七．四九
3.第三波罗夷：五．一——五．三三
4.第四波罗夷：七——九．六
5.第一僧伽婆尸沙：五．一——五．一七
6.第二僧伽婆尸沙：四．一——四．一一
7.第三僧伽婆尸沙：四．一——四．一〇
8.第四僧伽婆尸沙：四．一——四．六
9.第五僧伽婆尸沙：五．一——五．四
“犯相分别”的“约义分别”部分，属于分别说部系的《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是非常接近的。如“不净行”戒，初分人等三类，女等四（或五）类，大便等三处。次就自意作淫、被迫作淫，而论不眠、眠、死等[27]。“不与取”戒，《铜鍱律》分地中、地上等三〇类；《五分律》也是三〇类，《四分律》二六类[28]。“夺人命”戒，《铜鍱律》分自（己动手）杀，教杀等三〇类；《五分律》也是三〇类；《四分律》为二〇类[29]。这三部律的分类，数目与内容，都非常接近；《四分律》简略一些。这显然的出于同一根源，分别说部的原本，是可以推见的。
同出于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不净行”戒，《十诵律》仅列人等、女等、大便等三类[30]。《根有律》举颂说：“于三处行淫，三疮、隔不隔、坏不坏、死活、半择迦女男、见他睡行淫，或与酒药等，被逼乐不乐，犯不犯应知”[31]。长行的解说，虽极为简略，但内容分类，与分别说部各本是相近的。“不与取”戒，《十诵律》分地处、上处等一六类；《根有律》分地上、器中等二六类[32]。内容也与分别说部相同，只是简要些。分别说部律，与说一切有部律的类同，可以推论到上座部的共同时期，所有〈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原形。“夺人命”戒，《根有律》先分内身、外物、内外合——三类；次分毒药，毒粖等一五类[33]。《十诵律》大致相同，而在前面有自杀、教杀、遣使杀——三类；末了有赞叹杀三类[34]。说一切有部律，对于“夺人命”戒的分类，是略于自杀等分别，而详于杀具、杀法的分类。分别说部律，重于自杀、教杀、使杀、赞叹杀，也就是依“戒经”而作细密的分类。杀具仅列坑陷、倚发、毒、安杀具——四类而已。这一分类的不同，是很难说谁先谁后的。
《僧祇律》自成统系，与上座部律的最大差别，是叙述的纷乱。但某些部分，可以窥见古老的成分。简略（而不完备），杂乱（而有待整理），应该是初起的，古老的特色。如“不净行”戒，《僧祇律》分人、非人、畜生；女、男、黄门；上、中、下道；觉、眠、死、被[A97]强等[35]，与《铜鍱律》等大意相合。女、男、黄门的三类，与《根有律》、《十诵律》相合[36]；这是可直溯于部派未分以前的分类。《铜鍱律》加二根为四类[37]；《五分律》再加无根为五类[38]；《四分律》作“人妇、童女、二形、黄门、男子”五类[39]。四类与五类的分别，也许是更详备的，但却是后起的。又如“觉、眠、死”的三类，比起上座部的，尤其是分别说部的：“不眠、眠、醉、狂、颠倒、死”；死又分“（鸟兽）未喰、少分喰、多分喰”，要简略得多。“不与取”戒，《僧祇律》先出八种物[40]；次出地、地中物等一六种物[41]；又出物分齐等一三种分齐物[42]。一六种物的分类，与分别说部及说一切有部相通。“分齐物”中，有“寄分齐”、“贼分齐”、“税分齐”，这也是其他二系律部所有，而且也是列于末后的。这似乎说明了：初期的分类，先是地、地上物等；而持寄、贼、税等，是较后集成的。说一切有部与分别说部，条理结合而为统一的分类；而大众部承受传说，先后杂出。这一情形，也见于“夺人命”戒的分类：初举刀杀等八类[43]；次出行杀等一三类[44]。重于杀具等分类，与说一切有部相同。在一三类中，如毘陀罗[A98]咒杀、示道杀等，说一切有部律也是列于后面的。《僧祇律》的一再分类，而没有统一组合，可据以推论古代分类的渐次形成。当然，现存《僧祇律》的分类，有后起的部分。如“不净行”中，有“入定”而被[A99]强迫行淫[45]；“不与取”中，有“幡分齐”、“杙分齐”，是寺塔的庄严物；“夺人命”中，“僧坊杀”，“大臣杀”等，都是其他律部所没有的。大众部是重法（经）的，与重律、重论的上座部比起来，缺乏严密分析，条理综合的治学方法。以〈波罗提木叉分别〉来说，承袭简略的，杂出的古风，而杂乱的类集，又附入新的成分。
再说“犯相分别”的“就事分别”部分：说一切有部律，也是有的，但比起《铜鍱律》来，极为简略，并限于四波罗夷[46]。《十诵律》中，1.“不净行”一事：难提（Nandiya）。2.“不与取”三事：施越尼（Sīvalī）、东方尼、耕作衣。3.“夺人命”六事：坐杀小儿、疾走、空地宿、避贼堕杀织师、失墼杀木师、跳堕杀木师。4.“妄说过人法”七事：定中闻声、温泉、战胜、生男、天雨、娑伽陀（Sāgata）、毘输多[47]。《根有律》中，1.“不净行”五事：弱脊、长根、孙陀罗难陀（[A100]Sundarānanda）、开户睡、四禅比丘。2.“不与取”八事：取衣、取钵、取自衣、东方尼、世罗尼（Śailā）、目连（[A101]Maudgalyāyana）、毕陵陀婆蹉（Pilinda-vatsa）取儿、护物。3.“断人命”九事：浴室、温堂、坐杀小儿、施醋二事、击攊死、兰若杀贼、老比丘疾走。4.“妄说过人法”五事：战胜、天雨、生男、温泉、定中闻声[48]。分别说部系的《四分律》、《五分律》，在〈波罗提木叉分别〉的“犯相分别”中，没有“就事分别”的判决实例。但不是没有，而是在〈波罗提木叉分别〉以外，成为另一独立的部类。
在现存各部广律中，不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别〉，而有“判决实例”意义的，类似内容的，汉译的共有五部。1.《五分律》“调伏法”：所举的判例，除与四波罗夷相关的而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有“故出精”、“摩触”、“[A102]麁恶语”、“媒”——四戒的判例[49]。2.《四分律》“调部”：内容极广，有关四波罗夷而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有“故出精”、“摩触”、“[A103]麁恶语”、“赞淫法”、“媒”、“无根谤”——六戒的判例[50]。3.《十诵律．毘尼诵》（的一部分）：除四波罗夷以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仅“故出精”、“摩触”、“媒”——三戒的判例[51]。此外，于不定法、尼萨耆波逸提、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有最简略的几则；这多半是出于〈优波离问诵〉的。4.《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一部分）：这是《十诵律》的别译。除四波罗夷以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仅“故出精”、“摩触”、“[A104]麁恶语”、“媒”——四戒的判例[52]，与《五分律》相同。这可见现存的《十诵律》本，已有所增补了。5.《僧祇律．杂诵》，有“毘尼断当事”，共三五则。除有关四波罗夷而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仅“故出精”二则，“[A105]麁恶语”二则[53]。《四分律》与《五分律》，是分别说部系；《十诵律》与《萨婆多毘尼摩得勒伽》，是说一切有部；《僧祇律》是大众部。三大系的律典，都有这一（不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别”的）部类，名为“毘尼”（调或调伏）的判决事例。虽然内容或多或少，或开或合，人名与地名，也不完全一致；但于〈波罗提木叉分别〉——〈经分别〉以外，成为另一部类，却是相同的，这不能看作偶然的相合。从一切律部来观察，“就事分别”判决的部分，都是有的，只是部类的组合不同。《铜鍱律》全部编入〈经分别〉中。《四分律》与《五分律》，全部编成另一部类——“毘尼”（调伏）。《十诵律》与《根有律》，少分编入〈波罗提木叉分别〉，又别编为〈毘尼诵〉（《根有律》没有译出）；与《僧祇律》相近，《僧祇律》也是编为二部分的。
现在以“不净行”——第一波罗夷为例，来究明各部成立的先后，从古形而分化为不同类型的过程。《僧祇律》近于古形，分为二部分。一、“制戒因缘”中，列叙一九事缘。二、〈杂诵〉“毘尼断当事”中，与“不净行”有关的，共八缘。“制戒因缘”叙列的一九缘，是：1迦兰陀子，2离车子，3戒羸，4禅难提，5猿猴，6非道，7男子，8黄门，9男裹女露，10女裹男露，11长根，12柔支，13内行外出，14外行内出，15坏形，16口中，17兀女，18狂眠，19死尸。这些事缘，前五缘与一般传说的制戒因缘相合。如3戒羸，《五分律》也是有的[54]。4禅难提，见于《五分律》“调伏法”，《四分律》“调部”，《十诵律．毘尼诵》等[55]。一九事缘，是从制戒到依戒实施，从不同的分类，“约义分别”而叙述有关的事缘。如约人、非人、畜生；道、非道；女、男、黄门；裹与露（或译为有隔无隔）；口、小便道、大便道；内行外出、外行内出；觉、眠、死。其中15坏形，16口中，是假设问答，而不是当时的事实。这些事缘，编集在文句分别以前，而实为从制戒到实施，“约义分别”而组合的，属于“犯相分别”（不只是制戒的因缘）。“毘尼断当事”的八缘，是：1孙陀罗难陀（罗汉昼眠，蹴打女人），4（依毘尼断当事次第）开眼林，5外道出家，6共期，7淫女（与制戒因缘的9 10相同），25蹴女人，28舍妇，29隔壁。前五则是佛世的事；后三则是佛后“长老比丘”判决的事。“毘尼断当事”，都是特出的，不容易判决的；集为一类，是不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判决实例。
分别说部是重律的部派，对于“戒经”的次第，〈波罗提木叉分别〉，以及僧伽轨则，都曾整理过，而作成新的完善的组织。所有犯与不犯的判决，古形是分为二类的。但到分别说部，或全部编入〈波罗提木叉分别〉的“犯相分别”，是《铜鍱律》；或全部编为〈波罗提木叉分别〉以外的“毘尼”，是《五分律》与《四分律》。无论是《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都是将古形的二部分，综合为一，从制戒到实施，与“约义分别”有关的。古代律师，坚持“随犯随制”的原则，所以对“约义分别犯相”，也就认为应有违犯的事缘。传说久了，假设问答的，约义分别的，都被看作是“随犯而制”的，而违犯的事缘，就渐渐多起来了（《僧祇律》已有这种倾向）。以“不净行”为例：《僧祇律》二部分，除假设的与重出的，实为二三事。而《五分律》就有二七事；《铜鍱律》五四事；《四分律》更多到七二事[56]。从逐渐增多中，可以了解先后成立的意义。
《五分律》“调伏法”，共二七事：1迦兰陀子，2阿练若比丘，3狂病（散乱心，病坏心，例），4孙陀罗难陀跋耆子，5二根，6二道合，7黄门，8小儿，9小女，10木女，11泥画女，12象，13立行，14坐行，15股脐等，16露地熟眠，17开户睡，18露地熟眠，19罗汉，20男根刺口，21共浴，22梦与本二，23狗衔，24根长，25弱体，26禅比丘，27共天龙等。这些事缘，部分是从“约义分别”来的。如1迦兰陀子（《僧祇律》同），2阿练若比丘（与《僧祇律》的猿猴同），4孙陀罗难陀（与《僧祇律》的离车子同），这三事，是各律相同的“制戒因缘”。3狂病，与“不犯者，狂心、散乱心、病坏心、初作”有关（约“不净行”说，就是迦兰陀子）。这是一切戒的“不犯”总相[57]，而《五分律》却作为事缘了。二根、二道合、黄门、小儿，从女、男、黄门、二根、无根——五类的分别而来。10木女，11泥画女，12象，《五分律》的“约义分别”中，是没有的，却见于《僧祇律》：“畜生者，从象马乃至鸡”[58]。“石木女人、画女人、越毘尼罪”[59]。《僧祇律》是“约义分别”，而《五分律》却作为实事而叙有事缘了。13立行，14坐行，《五分律》与《铜鍱律》相合，而《四分律》与《僧祇律》，是内行外出与外行内出。19罗汉（与《僧祇律》的孙陀罗难陀相同），24长根，25弱体（上二都与《僧祇律》相同），26禅比丘，与《僧祇律》的禅难提相合。总之，《五分律》是综合《僧祇律》（应该是上座部律古形，与《僧祇律》相近）的二部分；部分的“约义分别”，已传说为事缘。不同于《僧祇律》的，只有共浴、开户睡、露地眠、梦与本二、狗衔——五事而已。
《铜鍱律》与《四分律》，这一部分的集成，应该是迟一些；只要略举几点，就足以说明了。“犯相分别”的“约义分别”，有死而未喰、多分未喰、多分喰、骨出等。《僧祇律》与《五分律》，都是分别而没有事缘。《铜鍱律》就有“五墓处、骨”——六事[60]。又“约义分别”，有被迫与展转行淫；《僧祇律》与《五分律》，也没有事缘的叙述。《铜鍱律》分别为七事[61]。《四分律》更详细分别，成为比丘与比丘，到沙弥[A106]强沙弥——八事。又从比丘与眠女，到恶比[A107]丘、恶沙弥、恶[A108]阿兰若与比丘尼等——二〇事[62]。这都是依原形的“约义分别”，而传说为事实的。《五分律》有露地熟眠（二则）、开户睡、罗汉——四缘；《四分律》也仅有罗汉、开户睡、取薪女、担草女——四缘。而《铜鍱律》竟演化为罗汉，舍卫安陀林四事，毘舍离大林三事，重阁讲堂一事，共为九缘[63]。大同小异的事缘，是这样的增多了。然《铜鍱律》的增多，主要从“约义分别”而来，而新增的并不多，仅莲华色、女口衔生支、败根者、故二[A109]强坐等数则（传说的事实，不一定是后起的，但编集要迟一点）。《四分律》有更多的新事缘，自难陀尼到母子，共一三事[64]。其中为《五分律》与《铜鍱律》所有的，仅狗衔、股脐等二则。这些新集录的事缘，也见于《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65]。
说一切有部二系——《十诵律》、《根有律》，这一部分的组织，是古形的，与《僧祇律》一样，分为二类：〈波罗提木叉分别〉的“犯相分别”，及“毘尼诵”。《根有律》的〈毘尼诵〉（应名为“毘尼得迦”），没有译成汉文，但一定是有的。如《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解说“不净行”的犯不犯相，历举种种犯缘，都与〈毘尼诵〉，《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相合[66]。《十诵律．毘尼诵》，与《十诵律》部分别译的《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内容增多了，与《四分律》相近。比对起来，有更多的新事缘，如《十诵律》与《萨婆多毘尼摩得勒伽》，自非人持著王夫人边，到守园尼，共一二事[67]；都是其他律部所没有的，而且是集录于末后的。这是说一切有部特有的，集录完成最迟的部分。
〈波罗提木叉分别〉的主要部分——“制戒因缘”、“文句分别”、“犯相分别”，从原形而成现存的各部律，无论是内容或组织形式，古传或新成立的，都是错综复杂的，应分别观察，不可一概而论。从原形而分为大众部与上座部，就有二部不同的初形。从上座部而分化为分别说，说一切有，就各有自部的特有原形。依共同的而再分部派，就又各为编集，而成大致同于现存部派的律典（集成后，也还有多少演变，但大致相同）。这[A110]里，也只是略举一例，以说明大概而已。
第二项 本生与譬喻（附属部分）
“本生”（Jātaka）、“譬喻”（[A111]Avadāna, P. [A112]apadāna），为“十二分教”的二分；存在于〈波罗提木叉分别〉，及“律藏”的其他部分，也存在于“经藏”。这二分，在佛法的开展中，因时因地，被称为“本生”与“譬喻”的体裁与意义，都不免有些演变。这一切，留在（本论第八章）〈九分教与十二分教〉中去研究。
“本生”与“譬喻”，在“律藏”中，被称为“眷属”[1]，也就是附属部分。佛法不外乎“法”与“律”；法是义理与修证的开示，律是学处与轨则的制立。在法与律的流传（实行）中，次第结集出来，就与人（畜、非人等）事相结合。经律传说的人事，可归纳为三类：一、佛与弟子的事[A113]迹：在传说集出中，佛与弟子的事[A114]迹，片段的，局部的，与某一法义，某一规制相结合。又逐渐的联合起来，成为佛及弟子的传记。二、古人的德行：古代印度的名王、名臣、婆罗门、出家仙人，所有的良法美德，透过佛教的观念而传述出来。这表示了世间的真正善法，以遮破传统宗教的迷妄；又表示了世间善法的不彻底，而引向出世解脱。三、举世间事为例证：这有点近于“比况”（[A115]aupamya），但不是假设的，也不是一般事物的譬喻。在说明某一善行或恶行时，引述世间（民间）共传的故事，以表达所要表达的意义。这种举为例证的故事，含有教训的意味。佛教传说的“因缘”（依制戒因缘而显著起来），“本生”“譬喻”等，都由于这些——不同的体裁，不同的目的而成立。
“本生”可分为二：经师所传的“本生”，在传述先贤的盛德时，以“即是我也”作结；这就成为释尊的“本生”，也就是菩萨的大行。律师所传的“本生”，是在说明某人某事时，进一步说：不但现在这样，过去已就是这样了。叙述了过去生中的故事，末了说：当时的某某，就是现在的某某。这一类型的“本生”，《僧祇律》最多，共存五三则。《十诵律》与《根有律》，也有这一类型的“本生”。然《僧祇律》的“本生”，都在二部〈波罗提木叉分别〉中，而《根有律》特重于“破僧事”。传说佛为了提婆达多（Devadatta）破僧，“广说五百本生”[2]，这是说一切有部（[A116]Sarvāstivāda）律的特色。
这一类型的“本生”，分别说部（[A117]Vibhajyavādin）系也是有的。与偷罗难陀（Sthūlanandā）比丘尼有关的，《铜鍱律》有“黄金鸟”，显然为“本生”的体裁[3]。《四分律》也有“黄金鸟”“本生”；《根有律》说有：“宝珠鹅”（黄金鸟的传说不同）、“贪贼”、“丑婆罗门”、“不贞妻”——四“本生”。但是，《僧祇律》、《五分律》、《十诵律》，却都是没有的。与提婆达多有关的，《铜鍱律》有“小象学大象”事[4]。虽没有具备“本生”的文学形式，而确是释尊与提婆达多的前生。“小象学大象”事，《四分律》与《五分律》，都明确的是“本生”体裁。《僧祇律》的“本生”很多，但有关提婆达多的，仅有一则——“野干主”。关于提婆达多的，《铜鍱律》一则，《四分律》三则，《五分律》四则，《十诵律》一则，而《根有律》多达三六则。在这一比较下，明确的可以看出：上座部（[A118]Sthavira）系统律部的“本生”，有集中的倾向。重视佛教的问题人物，以提婆达多、偷罗难陀比丘尼的恶行为主，而广泛的传说，集录出来。这与《僧祇律》的本生，对一般的比丘、比丘尼而说，没有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是非常不同的。这到底谁古谁今呢！
依律部所传的“本生”，而论究成立的先后，是不能以有无、多少为准量的。1.先应确认“本生”所表达的意义，这是关联于前生后世，善恶因果的具体化。善恶因果，是佛法的重要论题。然在佛法的开展中，一般的要求，不是抽象的原理，法则，而要有具体的因果事实，可以指证。于是，传述的古人善行，指证为“即是我也”。对现在的释尊说，这是前生的善行、高德，而形成前后的因果事实；这是经师所传的“本生”。律部中，举为例证的世间事——过去的人（畜生及非人）物，对现在的佛弟子，在传说中也成为前生后世的因果系；这是律师所传的“本生”。
2.经师与律师所传的“本生”，是同类的善恶因果；这是佛法中，善恶因果具体化的早期形态。我们知道，浑括而简要的佛法根本思想，是但说善恶因果，没有作进一步的分类。但立善恶二性的大众部（[A119]Mahāsāṃghika），就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上座部的特色，是三性论，于善、恶外，别立无记性。分别说部，及从先上座部分出的，说一切有部中的“持经者”，都立三性说。说一切有部论师，及犊子部（[A120]Vātsīputrīya），成立四性说：善性、不善性，有覆无记性、无覆无记性。“因通善恶，果唯无记”；“异类而熟”的异熟因果，在上座部系，尤其是说一切有部论师中，发扬广大起来。如认清佛法思想的开展历程，[A121]那么律部本生所表现的，具体的因果事实，正是初期的善因善果，不善因不善果的说明；与大众部的思想，最为契合。同类的善恶因果说，在上座部中，渐为异熟因果所取而代之（“譬喻”），但仍或多或少的，留存于上座系统的律部。
3.在部派中，学风是不尽相同的。从上座部而流出的阿毘达磨（[A122]abhidharma）论师，是究理派。对于“本生”、“譬喻”等，取审慎的抉择态度。如《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说：“诸传所说，或然不然”[5]。属于《十诵律》系统的《萨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一(大正二三．五〇九中)说：
“凡是本生、因缘，不可依也。此中说者，非是修多罗，非是毘尼，不可以定义”。
“本生”、“因缘”、“譬喻”等，与经律相结合，而不是经律的实体；这是不可以作为定量的。所以重阿毘达磨的学派，对于本生、譬喻，不予重视。为罽宾（[A123]Kaśmīra）论师所重的，“除却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6]的《十诵律》，真正的意义在此。铜鍱部（[A124]Tāmraśātīya）重律，也有发达的阿毘达磨论。《铜鍱律》仅有“黄金鸟”本生，及“小象学大象”，可与《十诵律》作同样的理解。反之，大众部是重于修证，重于通俗，重经法而没有阿毘达磨论的（晚期也有）。《僧祇律》保持了简略的，杂乱的古形（律藏的全部组织，《僧祇律》是古形的，下文当加以证实），却富有同类因果的“本生”。在说一切有部中，本为持经者（上座部本重经）所用的《根有律》，有非常丰富的“本生”与“譬喻”。所以论究律中的“本生”，有无与多少不一，有关学风的不同，是不能忽视的一环。
可以简略的总结了。《铜鍱律》仅“黄金鸟”为“本生”，还有近于“本生”的“小象学大象”。《铜鍱律》编集完成时，当时的佛教界，就只有这二种“本生”吗？还是学风不同，简略而不多采录呢？仅有二项，而与上座部的其他律部，特重提婆达多与偷罗难陀，恰好相合，这是不能不引为希奇的！上座律与大众律，对于风行古代的“本生”，态度是显然不同的。同类因果的“本生”传说，是古老的，与大众部的思想及学风相合。所以在《僧祇律》的编集中，保存的最多。铜鍱部是重论的，与某人其事相结合的“本生”传说，在《铜鍱律》的编集中，仅保留了上座部系所特重的，有关提婆达多与偷罗难陀的“本生”。律部的集成，与部派成立的时期，相去不能太远（集成定本，以后只能有多少修正与补充，不能有太大的变动）。说一切有部——经师与论师分化时期，比化地部（[A125]Mahīśāsaka）、法藏部（[A126]Dharmaguptaka）、铜鍱部要迟一些。那时的说一切有部律，提婆达多的“本生”，已经不少。论师系加以删略，重为编定，成为《十诵律》。持经的譬喻者，继承旧有的学风，扩充（“譬喻”部分更多）改编，成为《根有律》。
经、律所传的“譬喻”，也是多少不同的。经师所传的“譬喻”，只是先贤的善行，光辉的事[A127]迹。而律师所传的“譬喻”，通于善恶。从（制戒）“因缘”而化为“譬喻”——佛与弟子的事[A128]迹；又从“譬喻”而化为（业报）因缘。“本生”与“譬喻”，有一共同的倾向：从现事而倾向于过去的“同类因果”，是“本生”；从现在而倾向于过去的“异类因果”，是“譬喻”。这都是因果原理的具体说明，使人可证可信。依“譬喻”的发展情形，而论现存的各部律，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尤其是《根有律》，详于业报“譬喻”，最为后起。其次，是《僧祇律》、《五分律》、《四分律》（有伊罗钵龙王宿缘等）[7]。《铜鍱律》为古。如以〈波罗提木叉分别〉——部派未分，已大体形成来说，那就还没有什么（业报）“譬喻”，惟《根有律》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