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虚大师的菩萨心行[A1]
虚公大师上生，已二十周年了。平时不能本著大师的悲愿、继承大师的思想与事行，而使之发扬光大，徒然在这二十周年，随顺俗套，来一次纪念性的文章与集会，这到底算什么呢？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不能本著大师的悲愿、继承大师的思想与事行而努力呢？对我来说，这是很难说的。记得民国三十三年春，为了《印度之佛教》，曾写过一篇不愿发表的文章——〈无诤之辩〉，寄呈大师（文存汉藏教理院图书馆）。文中说到：“大师是峰峦万状，我只能孤峰独拔。其实，这也是峰峦万状中的一峰呢！”虽然大师是不会遗弃此一峰的，但到底不足以代表峰峦万状。我深受大师思想的启发，对大师也有某种程度的理解，但自己为宿习所熏的根性所限，即使向往有心，也不可能成为大师那样的菩萨。大师太伟大！心胸阔大，眼光深远，是不容易学习的，这岂止是我而已！
为了纪念大师、赞扬大师，曾为泰国龙华佛学社，写过〈向近代的佛教大师学习〉，举出大师的三特德：“对于救僧护教，有著永不失望的悲心”；“对人事、对教义，有著无限的宽容”；“对佛教，有著远见与深见”。大师上生十周年，又依据大师的自述——〈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而对“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不为专承一宗徒裔”、“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有所申述赞扬。我觉得大师的伟大、超越常人而值得赞扬学习的，重点已该摄无遗了。现在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然而二十周年到了，既不能行，又无多话可说的我，还得拈起“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来赞扬一番！
虚大师五十初度诗说：“我今修学菩萨行，我今应正菩萨名，愿人称我以菩萨，不是比丘佛未成。”[A2]“愿人称我以菩萨”，正是吐露大师“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的真实意趣。一般来说，中国是大乘佛教，而且是最上一乘，那当然都是修学佛乘的菩萨行者了！但在大师看来，“中国佛教教理是大乘，而行为是小乘”（〈从巴利语系说到今菩萨行〉）[A3]。这句话，也许是故意抑扬，不一定能为别人所赞同，但大师心目中的“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显然是有所不同了！从大师的遗教去研究，觉得大师的菩萨发心、修行，有两大重心：
第一是“人”：佛法虽普为一切众生，而“佛出人间”，教化的主要对象，是人。以人的行为、趣向，说有人乘、天乘、声闻（缘觉）乘；又在这上面，应机说教，而有人菩萨行、天菩萨行、声闻菩萨行——菩萨（佛）乘。佛法虽因机而异，而不可忽忘的，这都是就人类的信行而安立的。其中，不杀、不盗等五戒、十善，是人生正行，实行这人类正常的道德生活，能招感人的果报，称为人乘。天行呢？一般是重鬼神祭祀（古代犹太教、婆罗门教、道教，都是这样的）、禁咒巫术、敬虔慈爱，高深的是遗世贵我、调炼身心——禅定。如人而修习这种信行，能感浅深不等的天报，名为天乘。这些，都是世间常法。超胜世间的佛法，特质是：在这人天善行——也就是戒与定的基石上，深修观慧，智证真如而得大解脱。这是从听闻佛的声教而修证的，所以名声闻乘。本来，声闻乘的在家者，是基于人行的；出家者是出发于深的天行。但在佛教的流传中，出家众为中心，因而声闻乘被看作遗世（入僧）而专修禅慧者的专名。
以成佛为标极，以学菩萨发心、修行为方法的，是菩萨乘（佛乘）。菩萨乘的特质在：“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菩提心），大悲为上首，无所得（空慧）为方便”[A4]；或“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以方便而至究竟”。这样的发心以趣入佛乘，虽是一样的，而由于本习的心行及发心而起行来说，因时因地因机而不同，统摄起来，不离于人行、天行、声闻行——三大类型。
一、如遗世独善，少欲知足，专修禅慧，是声闻行；依此而回入大乘的，是依声闻行的菩萨。虽然回心向大，而由于自利、禅悟的偏重，大都是“智增上菩萨”。以智慧的体证，或深义的阐扬，为自行化他的重心。印度佛教中五百年的出家菩萨，大抵如此。中国台、贤、禅宗大德，也不离这一特色。
二、祭祀、咒术、禅定是天行，依此而趣入大乘的，是依天行的菩萨。大师以为：“如密宗在先修成天色身，……净土宗如兜率净土……西方等摄受凡夫净土，亦等于天国。依这天色身、天国土，直趣于所欲获得的大乘佛果”（〈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A5]。这样的根机，大都是“信愿增上菩萨”。
三、如基于五戒、十善，发心而修六度、四摄，是依人生正行的菩萨；这大都是“悲增上菩萨”。大师深入大乘，在（民国十三年作）〈人生观的科学〉说：“人乘法，原是佛教直接佛乘的主要基础，即是佛乘习所成种性的修行信心位。……释迦出世的本怀，……原欲为世人（凡夫）显示……由修行信心……进趋人生究竟之佛乘。……无如仅有少数……能领受其意。其余大多数……如聋如盲，不能同喻。为适应此印度的群众心理”[A6]，不得已而说人、天及二乘。在大乘法的应机开展中，大师统为三类，而探求应时应机的佛法，在（民国二十九年说）〈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说：“到了这（现在）时候……依声闻行果，是要被诟为消极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A7]惟不是方便，而反成为障碍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应在进趣大乘行；而所依的，……确定是在人乘行果。”[A8]大师以为：依佛陀的本怀说，依应时的妙方便说，决非独善的、神秘的菩萨行，而是依人乘行而进趣佛乘的菩萨行，这就是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
第二是“行”：广义的说，身口意的一切活动都是行。约特义说，行为是表现于外的，表现于对人（对鬼、对神、对佛菩萨）关系的。声闻行（一分天行）重理证，有厌离的倾向；由此而来的菩萨行，不免重理悟而缺事行。虽可以自心的境地，解说六度、四摄，无边供养，普利众生，不妨“自得于心”，但在现实的人生社会来看，还是重于自利的。同样的，天行重祭祀、咒术、禅定，依此而来的菩萨行，不免重于宗教仪式、持咒、修定、修精练气。虽在崇奉者的经验，觉得神妙无比；而在一般人心看来，到底是流于神秘迷信。我国号称大乘，而多数确乎是这样修行的。那怎能契合佛陀的本怀、适应现代的人心呢？大师重于行——重于人行，在民国七年，发行《觉社丛书》（《海潮音》的前身），就明白宣告“立人之极，建佛之因”[A9]，而有“期以人的菩萨心行——无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间净土”[A10]的理想。针对一般的缺乏事行及偏于天行，曾大声疾呼的宣告。在（民国十年作）〈行为主义之佛乘〉中，说得最为恳切。如说：“从来，吾人为佛教徒者，大都只知以享受福乐或静定理性为果，……无论或重‘理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实，……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的经书、形像、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盈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A11]又说：“吾确见现时学佛的人渐多，大都迷背佛乘，不修习佛之因行。……反厌恶怠惰，其流弊将不可胜言！……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因行，皆当勇猛精进积极去修去为。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A12]
大师于一切佛法，融会贯通，但决非台、贤式的圆融。在理论上，虽倡导八宗平等及晚年所说的三宗平等，而实际是遍摄一切佛法精要，而在无边法门中，抉示出以人乘正行直接佛乘的菩萨行为主流。如忽略了这，或背弃了这一根本，那就使八宗、三宗，胜解深悟，也不过是“都只空理不成事实”的玄谈。在大师无边善巧的言教中，这才是大师的深见所在；唯有理会这根本的深见，才能窥见大师的伟大！
这一深刻的正见，在大师是彻始彻终的。早在宣统二年（二十二岁），就说到：“善学佛者，依心不依古，依义不依语，随时变通，巧逗人意。依天然界、进化界、种种学问、种种艺术发明真理，裨益有情，是谓行菩萨道。”[A13]菩萨道实现于现实人生社会中，就是大师阐扬的菩萨行了！到晚年（民国二十九年）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于整理僧制，议建“菩萨学处”[A14]为模范道场，说到：“六度、四摄，是一个纲领。从具体表现上来说，出家的可作文化、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在家的……在家菩萨，农、工、商、学、军、政……各部门，都是应该做的工作，领导社会，作利益人群的事业。”又在〈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中说：“今后我国的佛教徒，要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学。……本著大乘菩萨的菩提心为主因，大慈悲为根本，实践方便为门的万行，发挥救世无畏的精神。……总之，我们想复兴中国的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A15]
大师的那种作略，正如他自己所说——“从人类的思想界，为普遍的深远的观察，了知佛学的全体大用、向来犹蔽于各民族（印度也在内）的偏见陋习”（〈佛教源流及其新运动〉）[A16]，而想打脱尘滓，展现佛法的真面目，以利益人生。这不是研究佛书而来，更不从某宗某派中来，而是从最深远、最普遍的体会中来。是大智慧！大气魄！大作略！
想赞扬大师、纪念大师、学习大师，不从这“学菩萨发心修行”的“人生佛教”、“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今菩萨行”去著眼，就不免摘叶寻枝，甚至要误解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