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A1]
罗香林先生，承梁任公之说，撰〈玄奘法师年代考〉，坚主奘公享年六十九岁，载于《香港佛教》一——三期。然察其论证，未为平允。奘公为我国杰出之大师，有关中印文化之交流者甚大，近人多所论述。因取而论正之，非敢与时贤故为出入焉。
详叙奘公一代事迹者，不外三书：(一)、冥详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简称《行状》），最为先出。奘公卒于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二月五日。三月十五日，敕京城僧尼以幢盖送葬。四月十五日，葬于浐东白鹿原。《行状》说及敕葬而未及葬事，有“舍命时经六十日，头发渐生”[A2]之语，可断为四月初旬，临葬前所作。(二)、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四之〈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简称《僧传》）。道宣卒于乾封三年（西元六六七年），距奘公之卒仅三年。《僧传》之写定，当即此二、三年内。(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慧立为奘公弟子，传本五卷，未以传通。临终以付门人，又复散失，搜购乃全。彦悰为之整理，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为之序曰：“乃参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错综本文，笺为十卷。”[A3]是知今传间异慧立之旧。垂拱四年，即西元六八八年，去奘公之卒，已二十四年矣。余如唐刘轲所作〈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简称〈塔铭〉），撰于文宗开成二年（西元八三七年）。《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之〈僧玄奘传〉（简称〈本传〉），虽或以唐臣所修国史为本，而实成于后晋之世（西元九三六——九四六年）。文既后出，义多因袭。论奘公之年代，应以前述三书为主。
奘公卒于麟德元年，享寿则有《行状》之六十三岁说，《僧传》之六十五岁说，《慈恩传》（文隐而义显）及〈塔铭〉之六十九岁说，究以何说为是？兹先检考三书，察其自身之有否矛盾。(一)、《行状》有“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花（宫）”[A4]之说，据此，奘公应生于隋仁寿二年（西元六〇二年）。《行状》谓：“法师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于城都受具。”[A5]武德五年为西元六二二年，确为二十一岁。又谓：“贞观三年（西元六二九年），将欲首涂。……遂即行矣，时年二十九。”[A6]此则自相矛盾；盖如生于仁寿二年，贞观三年应为二十八岁。然西游之年岁，各书俱自相乖违，不应偏责。(二)、《僧传》有“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A7]之说，异于《行状》。然如麟德元年为六十五岁，则应生于隋开皇二十年（西元六〇〇年）。武德五年，应为二十三岁，而《僧传》仍谓：“武德五年，二十有一。”[A8]贞观三年西游，应为三十岁，而《僧传》仍谓“年二十九”。可知道宣之《僧传》，今本虽主六十五岁说，而于受具、西游之年，并因袭《行状》，宜其矛盾。(三)、《慈恩传》云：“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A9]此说同于《行状》、《僧传》，但系于初译《大般若经》时。显庆五年（西元六六〇年）正月，初译《大般若经》；如此时年已六十五，则卒年应为六十九，此即〈塔铭〉六十九岁之所本。据此，奘公应生于隋开皇十六年（西元五九六年）。《慈恩传》云：“法师年满二十（即二十一），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A10]依六十九岁说，此年实为二十七岁。又云：“贞观三年秋……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A11]依六十九岁说，此年应为三十四岁。总察三书，虽所说年代，俱不无自相[A12]剌谬之处，此或传写致误。《僧传》与《慈恩传》，虽别主六十五、六十九说，而实沿袭《行状》之说，宜其多所矛盾。
奘公享年，虽三说不同，然并本于奘公——“吾年六十╳矣，将卒于玉华”之传说。其中六十九岁，决非吾人所敢赞同，兹列其说而后比论之。
《行状》：“麟德元年正月一日，玉花寺众及僧等，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谓弟子及翻经僧等：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之质，何得久停！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花。……徒众闻者，无不惊泣。……正月三日，法师又告门人：吾恐无常，欲往辞佛。……九日申时，……曰：某必当死。”[A13]
《僧传》：“麟德元年，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遂往辞佛。……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当死。”[A14]
《慈恩传》：“（显庆）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经》。……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请翻《大宝积经》。……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今欲往兰芝等谷，拜辞俱胝佛像。”
《行状》与《僧传》所说相同，仅六十三与六十五之异，此或传写之误，姑置不论。奘公卒于二月五日，与正月一日相距不过月余，奘公宣称将卒于玉华，事固近情可信。《慈恩传》系此语于初翻《大般若经》时——显庆五年（西元六〇〇）正月一日，下距奘公之卒，四年一月有余。四年以前，奘公即宣称将卒于玉华，揆之常情，殆难取信！使无《行状》与《僧传》，无异说以存疑或否定之，犹得以宗教修持而通释之。今有《行状》、《僧传》之说，文既早出，义复近情，乃觉《慈恩传》之失实。彦悰自谓：“参犬羊于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错综本文”[A15]，盖有自知之明矣！罗氏主六十九岁说，责《行状》“今麟德元年”[A16]之说为难信。麟德乃上年十二月所诏改，奘公说此，究有何不可！退言之，使奘公但言“行年六十有三”[A17]，撰《行状》者加上“麟德元年”字样，亦不足以证其谬。盖系此语于麟德元年，非《行状》私说，亦《僧传》所同。乃罗氏必指此为“违异者一”，诚可异也！
次从奘公出家、受具、西行之年代，以推论三说之孰为允当。为推论便宜计，先论西行之年代。奘公于贞观三年西游天竺，为从来所公认。贞观十八年，奘公自于阗上表，即谓：“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A18]二十年，〈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亦谓：“奘以贞观三[A19]年，私往天竺。”辨机《西域记》谓“贞观三年，杖锡遵路”[A20]；“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A21]。道宣《大唐内典录》亦谓：“贞观三年，出观释化。”[A22]是并奘公在世时之文记。此后《行状》、《僧传》、《慈恩传》等，更无异说。然自梁任公考出叶护可汗卒于贞观二年，而后奘公于贞观元年西行，乃成不易之定论。
今略为叙述：奘公西去，曾晤见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其助力。然《新唐书．薛延陀传》谓：“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乱。”《新唐书．突厥传》亦谓：叶护死后，“乙毘钵罗肆叶护可汗，与俟毘可汗，分王其国，拏斗不解，各遣使朝献”。《旧唐书》同。此与〈太宗本纪〉“（贞观三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之说合。贞观三年，叶护已卒。如奘公于三年西行（抵突厥应在四年），则何能与叶护可汗相见？三年西行之说，悖于事实。《僧传》云：“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出。（玄奘）幸因斯际，迳往姑臧。”[A23]考之《旧唐书》，“贞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三年则并无霜俭之事。乃知《僧传》之三年，实为贞观元年之误。元年秋西行，故得见叶护可汗，并得其助力也。
然则诸书何以悉云贞观三年西行，事殊费解。梁任公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以为诸书为依据同一蓝本，蓝本误而悉误。此为唯一合理之解说，盖古书多属抄写，杂以行草，误读元年为三年，极为可能。罗君不取此说而创为别解，以为“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乃“指其西行已达北印之时间而言，非指其自长安出发年月”；“玄奘或已不便明言其昔年曾受高昌王与西突厥可汗遣使护送之事实”。然按之文记，决不如此。奘公见太宗奏对时曰：“玄奘当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A24]《行状》载：未出玉门关时，有胡人忠告：“国家法，私向外国，罪名极重。”[A25]《慈恩传》作：“王法不可忤。”《慈恩传》叙此极详：“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A26]……未发之间，凉州访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可知“冒越宪章，私往天竺”[A27]，指私出玉门而言。且奘公奏表，于“私往天竺”下，接云：“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私往之说，明明若是，何得别解为“已达北印之时”？然此实应为贞观元年，故三年之说，必为误写无疑。
旧传奘公于贞观三年西征，《行状》及《僧传》作二十九岁；《慈恩传》作二十六岁，俱不符合。今考定为贞观元年成行，依六十九岁说，时为三十二岁；依六十五岁说，时为二十八岁；依六十三岁说，则为二十六岁。《慈恩传》之二十六岁西行说，与《慈恩传》所持之六十九岁说不相合；《慈恩传》究何所根据，而定为二十六岁？窃谓：《行状》作六十三岁，此年适为二十六岁，殊可注意！前来考证，三书所持之年龄，虽不相同，而武德五年，二十一岁（二十岁满）受具说，《僧传》及《慈恩传》，并取《行状》之说。而西行之年，《僧传》亦与《行状》同。可推见关于西行之年岁，本为二十六岁，《慈恩传》乃据而书之。唯《行状》及《僧传》之“六”字，已形误而传写为“九”，致与六十三岁说不符耳。
关于奘公西行之年月，其自于阗上表，作“三年四月”；《西域记》作“三年仲秋朔旦”；《慈恩传》慧立序作“三年秋八月”[A28]。今知三年乃元年之误；四月与八月（仲秋）之歧说，应如何决定？今谓应是八月。其理由为：一、《西域记》与《慈恩传》同，仲秋即八月，明文不应有误；而四月之四，可能乃以八为草书四字而致误。二、《僧传》谓：奘公乘霜俭而西行，《旧唐书》固明记霜害谷稼为八月事。三、考之奘公西去，通过凌山之时，亦应以八月成行为合。兹据《慈恩传》所载奘公行迹而详叙之：《释迦方志》云：“从京师西北行三千三百余里，至瓜州。”[A29]以每日行百里计，须时三十余日。而奘公在凉州，“停月余日”[A30]；至瓜州，又“经月余日”。“月余日”，姑以三十五日计，则自长安起行，至瓜州动身，道行及停留，共约一百零五日。据八月初起行以为推算，瓜州动身时，为十一月中旬。次“从此（瓜州）北行，五十余里……上置玉门关”[A31]。奘公当夜至关；第二夜过第一烽；第三夜过第四烽。次行百余里（可二日程），失水；“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A32]。夜半得水，“就草池一日停息”[A33]；“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A34]。此一艰苦行程，约十三、四日。是则奘公抵伊吾时，已十一月底矣。次在伊吾“比停十余日”[A35]，“经六日至高昌界”[A36]；“停十余日欲辞行”[A37]，为高昌王苦留，乃“水浆不涉于口三日”[A38]；第四日，王意回，“仍屈停一月，讲《仁王经》”[A39]。临行，奉表高昌王致谢。自入伊吾，至别离高昌，约经七旬；则是时已贞观二年二月中旬。次自高昌西行，七百余里至阿耆尼（见《释迦方志》），未有停留，可八日程。次“西南行三百余里”；又“（川）行七百里”[A40]，至屈支。时为三月初旬；与《慈恩传》之“时为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A41]之情形相合。依《西域记》，凌山固“山谷积雪，春夏含冻”[A42]，非盛夏不宜通行者。奘公约于五月中旬离屈支。“西行二日”[A43]，逢贼；“又前行六百里”[A44]，至跋禄迦国；再“西北行三百里”[A45]而至凌山。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通过凌山雪道，甚为适合。若奘公四月成行，则此时为正、二月间，其不宜通过凌山，至为显然。故奘公应为贞观元年八月，西往天竺。
论奘公出家之年，罗君之误说特多。彼谓：“考玄奘初于洛阳被度为僧，《慈恩传》与〈塔铭〉，均谓在其年十三岁之年。而《行状》则谓在大业之际，时年十五岁也。《僧传》则谓其年在十一岁时。若以玄奘本人所自述者言之，则以十三岁一说为最得实。”然精读《行状》、《僧传》及《慈恩传》，乃知罗君所说，悉是误会之谈，无一与实际相应。试对列诸文以解之：
察《行状》、《僧传》之“时年十五”，《慈恩传》之“时年十三”，非指奘公得度为僧，乃于净土寺研学《涅槃经》、《摄大乘论》，登座覆述，而为寺众推重之时。《涅槃经》三六卷（南本），梁译《摄大乘论》一五卷，并当时有名之大经大论，文繁义富，年十五（或十三）而能备尽师宗，诚非易事！修学经论，振誉寺僧，《行状》作十五岁时，《僧传》亦同，罗君何得妄为分别？至《僧传》之“年十一”，指其兄携奘公之洛阳，诵习《维摩经》、《法华经》，亦无十一岁出家之明文。故知罗君所叙，出家有十五、十三、十一之三说，全属子虚。据此而妄申取舍，自难确当。然据文以推论奘公出家之年，自以十一岁为近之。《慈恩传》于“将诣道场，诵习经业”[A46]下，接曰：“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A47]，乃得出家。《僧传》于“年十一，诵《维摩》、《法华》”[A48]下，接谓：“东都恒度，便预其次。”[A49]曰“俄而”，曰“便”，可想见其即十一也。更考之文记，奘公出家，年龄固甚幼小。如：一、永徽三年，奘公安慈恩寺塔基，发愿曰：“庆少得出家。”[A50]二、《大唐内典录》谓：“小年出家。”[A51]三、《行状》谓：“郑善果……谓人：此子年齿虽幼，风骨甚奇。”[A52]四、《古今译经图记》谓：“鸠车之龄落彩，竹马之齿通玄。”[A53]推论为十一岁出家，应无不合之处。十五与十三岁，为修学经论振誉之时，不应视为得度之年。《行状》与《僧传》之十五，《慈恩传》作十三，不外传写之误。此如《行状》之“年六十三”，《僧传》及《慈恩传》，传写为六十五。据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论之，亦是传写之误。三五互误，非关传闻之异。
奘公离高昌时，上高昌王表云“宿因有庆，早预缁门，负笈从师，年将二纪”[A54]，罗君推为“为考定玄奘年代之最大关键”。然《行状》主行年六十三说，应生于仁寿二年（西元六〇二年）。十一岁出家，为大业八年（西元六一二），与“大业之际”[A55]合。依上来叙述，奘公离高昌上表时，为贞观二年（西元六二八年）二月。出家至此，始末十七年，与“年将二纪”之说，并无不合。将者，将至未至，大抵十六、七年以上，即可称“年将二纪”也。
《行状》之“法师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于城都受具，坐夏学律”[A56]，《慈恩传》全同，但作“年满二十”[A57]。年满二十，即中国习用之二十一岁。《僧传》亦同，说“武德五年，二十有一”[A58]。佛制：出家之称，通于沙弥，故七岁以上，即可出家。受具，即受具足戒。受此具足戒已，名为比丘。此则佛制以“年满二十”，即二十一岁，乃合法定之受具足戒年龄。故奘公谨遵佛制，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行状》说正尔），于成都受具。坐夏，即安居。佛制比丘，夏三月安居，不得远行游化，故亦称坐夏。比丘受具足戒已，遇安居期，即应夏安居。此在今日，虽多数不知此事，然在印度及隋、唐之际，固为教界所共知者。律说：“五夏以前，专精戒律。”[A59]此非谓不学经论，而是受具足戒已，五年内依止师长，修学戒律，不得离依止师。故依佛制，受具以后，即应坐夏学律。以此，《行状》及《慈恩传》所说“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城都受具，坐夏学律”[A60]，深合佛制。罗君虽长于史，然佛教中事，想未能深知。由于坚主六十九岁说，觉与武德五年二十一岁受具等不合，乃创为别解，曲说万端：以为《旧唐书．僧玄奘传》之“大业末出家”，“殆以受具足戒之年为出家之年”；“而此大业十二年，则正为玄奘二十一岁”。以为“受具戒与坐夏学律，本为不同之二事”；“至武德五年，乃于成都坐夏学律。依其生于开皇十六年推算，则是年实已二十七岁”。彼想像为大业末受具，武德五年坐夏学律，不知受具即应坐夏学律之佛制，其误一。以武德五年为二十七岁，遍与《行状》、《僧传》及《慈恩传》之明文相违，其误二。解《旧唐书》之出家为受具，反指《慈恩传》等之受具为误，臆解无稽，其误三。实则武德五年，年二十一，为三书所公认。受具坐夏学律，即是受具坐夏学律，不劳别解也。
《旧唐书．僧玄奘传》，以奘公“大业末出家”，“年五十六”，梁任公深致其不满之意。然“大业末”，应即《行状》之“大业之际”[A61]。依《行状》，推知十一岁出家，为大业八年。时当衰乱之末世，故曰“末”，何用定指为大业十二年？例如“清末”，岂是局指宣统三年？“年五十六”，罗君解说为僧腊，乃加以自己所定之十三岁出家，以之证成生年六十九岁之正确。不知六十九岁说，实从误系“年六十五”于显庆元年而来；十三岁出家，乃罗君误读《慈恩传》而来；六十九岁说又不足取信，何用别解“年五十六”为僧腊？予以为：“年五十六”，或是“年六十五”之传写致误。否则，史书晚出，记载失实而已。
证为六十九岁说而似有可信者，为显庆二年（西元六五七年）九月，表请入少林寺译经，中有“六十之年，飒焉已至”[A62]之句。如奘公卒年六十三，则显庆二年为五十六岁；若卒年六十五，亦为五十八岁，并与“已至”之语不合。若卒年为六十九岁，则显庆二年为六十二岁，乃能与“六十之年，飒焉已至”相合。然详考之，奘公自述，间亦自相违异。显庆二年二月，奘公随帝至洛阳，因回乡省视先茔，乃表请改葬父母。表有：“玄奘不夭，夙钟荼蓼。兼复时逢隋乱，殡掩仓卒，日月不居，已经四十余载。”[A63]若依六十九岁说，依罗君之十三岁出家说（父母应先已去世），则父母去世，应为西元六〇七年（大业三年）。至显庆二年，已经五十一载，与“四十余载”说不合。反之，如依年六十三说，十一岁出家为大业八年（西元六一二）。《僧传》有“（兄）以奘少罹穷酷，携以将之”[A64]之语，父母之丧，在出家之前，为出家之重要原因。如父母亡于奘公十岁之年（西元六一一），则至显庆二年为四十七年，与“四十余载”说合。即以年六十五计，则显庆二年，去父母之丧为四十九年，亦尚可通。该年春秋二表，显有乖违，如偏执“已至”之句，则与一切文记相乖违，故应别求解说。以，古每写作以；已与以，古多通用。故可解说为：“已至”乃“且至”之讹夺。如“六十之年，飒焉且至”，则行状之年六十有三说，无有不合者矣。
吾今独取《行状》所说，奘公享年六十有三者，理由为：(一)、《行状》最先出。(二)、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此与六十三岁说相合。且此不特《行状》所说，亦《僧传》与《慈恩传》所共说。(三)、奘公西行，应为贞观元年。《慈恩传》作时年二十六，与《慈恩传》之六十九岁说不合，反与《行状》六十三岁合。此应慧立作传，犹见及古说。至《行状》与《僧传》作年二十九，悉与自说相乖，故决其本为二十六，而误写为二十九。(四)、贞观二年，表谢高昌王，有“负笈从师，年将二纪”[A65]之语。与《行状》相合，时出家已十七年。(五)、显庆二年表奏改葬父母，谓父母之丧，“已经四十余载”。亦与《行状》合，时去父母之丧，约四十七年。唯一不合，为当年表奏所说“六十之年，飒焉已至”。然如依此而信六十九岁，不但与一切文献相乖，即与当年表奏之“已经四十余载”亦不合。不应偏取片文只语，故应解“已至”为“且至”，则《行状》所传之六十三岁说，一切均合。
《僧传》虽大致可通，但多一不合，即“武德五年，二十一岁”[A66]之说。故以《行状》之说为正；而以《僧传》之六十五说，为六十三之误传也。
依《行状》所说，考定奘公之年代如下：
一、奘公生于隋仁寿二年。
二、奘公出家于隋大业八年，时年十一。
三、唐武德五年，奘公受具足戒，时年二十一。
四、贞观元年八月西行，时年二十六。
五、贞观二年，表谢高昌王。时年二十七，出家已十七年。
六、贞观十八年，还抵于阗，表奏。时年四十五，西游已十七年。
七、贞观十九年春，还至长安，时年四十六。
八、显庆二年，至洛阳，改葬父母，时年五十六。
九、显庆二年秋，表请入少林寺译经。
十、显庆五年，初译《般若经》于玉华宫，时年五十九。
十一、麟德元年二月，卒，时年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