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近数十年来，大藏经的编印、翻版，充斥海内外，民初以前那种“大藏经稀世难求”的情况，已经完全消失。即以[A1]一九八六年的台湾为例，中文版大藏经在坊间轻易即可觅得五种之多。大正藏、卍正续藏、中华藏、佛教藏、高丽藏等，皆不难觅致。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我们还要编印这部“大藏经补编”呢？这件事在佛教文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这几点疑问，我们应该向读者稍作说明。
不论各种大藏经的出版时间与地点是如何地歧异，大致而言，它们的主体内容，还是相差不远。换句话说，各种藏经的内容，其重复比例是相当大的。譬如某一人如果家中同时备有上述五种藏经，则其所拥有的同一部佛书（如“华严经”），即可能重复出现在五种藏经里。这种重复，当然是一种浪费。
在所有中文大藏经里，大正藏一向最为国际学者所称道。如果再加上专收中国历代著述的卍续藏，则重要的中文佛书大体已备。因此，关于中文藏经方面，在学者圈内最常看到的是同时拥有大正藏与卍续藏两种藏经。
本来，这种看法确是不错。只是近数年来，从梵藏文译出佛书的风气日兴，佛书的发掘工作也大有斩获。因此重新出现的古佚佛典，以及新译的佛书乃不断地出笼。数十年的累积，乃使人益觉大正、卍续二藏的收书量，并不具足。在这种趋势之下，如能将上述两种藏书所未收集的佛典，汇为一炉，则对学术界、佛教界自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大藏经补编”的出版原动力，就是在这种观念与认识之下所产生的。
在著手进行编辑这部书时，我们为自己订下两项收书原则，其一是重视其书的学术研究价值，并不是有书就收。其二是著述性的佛典，只收到清末为止。民国以后所出版的佛典，我们只选入古代名著的翻译，或经律论注疏，尽可能不收今人创作。这并不是民国以后没有值得入藏的著作，而是其数量太多，难为本丛书之有限篇幅所容纳。
其次，我们愿为这套书的特色与价值略作铺陈。兹分数点，说明如次：
一、如前所述，这套书所收的是大正藏、卍续藏两部藏经中所未有的佛典。中外佛教界具有这两部藏经的人远较拥有其他藏经者为多，因此，这套“补编”的流通于世，相信会给佛教文化界以相当程度的方便。拥有上述二藏，再加上这套“补编”，则在查索佛教资料时，当必较为迅速，可以省却不少精力与时间。
二、这套书的最大特色，应该是收集不少任何藏经所未有的珍本佛典。像第一册所收均如大师“华严学全书”，为韩国华严学大师均如上人的大作。均如大师的书不只为各种大藏经所未收，而且，即使在韩国，也是佚失了数百年的新发现佛书。此等资料之珍贵，是稍谙学术行情者所能揣度得知的。
此外，像“判比量论”，是新罗元晓的因明学名著。可惜数百年来，都只是有目无书。此事每为研究因明学史者所怅憾。若干年前，在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家中珍藏的佛书残卷中，终于发现到这部书。虽然全文并不完备，但该论要义则大体已具。其贵重程度，也广受学术界所肯定。此次“补编”能收有此书，令同仁等雀跃不已。
在佛教史料方面，“补编”所收的“朝鲜寺刹史料”一书，是日本占领朝鲜时，由当时的总督府所收集的。书中包含韩国各大寺院的碑铭文字。这种第一手史料，其价值之高，当为治史者所熟知。至于“朝鲜佛教通史”，则是韩国佛教史之脍炙人口的名著。收之入“补编”，对于一向不注意韩国佛教的我国学术界而言，应该是相当有意义的。
此外，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的重要性，一向为国人所忽。这在佛教研究领域里，不能不说是一项缺憾。在这方面，我们也选辑了日本佛教史上的十余部华文著作，以供国人参考。其中，“入唐求法巡礼记”、“出定后语”、“元亨释书”、“参天台五台山记”、“吃茶养生记”等书，史料价值都相当高，值得咀嚼。
在相关宗教类里，“补编”收有印度婆罗门教的资料，像“薄伽梵歌”与“摩诃波罗多”等书，对印度文明的影响，绝不逊于四书对中国的影响。如果没读过这类书而想了解印度文明，绝难窥见印度文明的堂奥。因此，要知道释尊及后代印度大德的思想背景，这类古籍是非读不可的。
除了这些书以外，“补编”所收的藏外重要佛典，还有甚多，像明成祖“金刚经集注”、“集量论略解”、“正理滴论”、“玉琳国师语录”、“法藏碎金录”、屠隆“佛法金汤”、世亲“三自性论”、“三阶教残卷”、“绝观论”、“二障义”、“冠导阿毘达磨俱舍论”、“吴都法乘”[A2]、“相宗络索”、“诸佛世尊如来尊者名称歌曲”、“归元镜”、“祖堂集”、“华严经疏论纂要”、“禅林象器笺”及藏传佛典数十部，或为当代新译，或为海外孤本，或为敦煌遗书，或为四库珍本，[A3][A4]皆为台湾佛教界所罕见，值得注意。
其三，就资料来源说：“补编”所收诸书也有值得一提之处。均如大师“华严学全书”与“朝鲜佛教通史”取自韩国；“判比量论”、“元亨释书”、“朝鲜寺刹史料”、“吃茶养生记”、“佛法金汤”等书取自日本九州、东京等地。“金刚经集注”、“集量论略解”、“正理滴论”则来自香港。至于国内获得的资料，除了从坊间书肆所觅得者外，其他有从学界宿儒处搜求而得者，有自各大图书馆善本书室影印而来者。因此，虽然所收仅有二百余书，然而也耗时耗力，并非唾手即得。
此上所述，是“补编”全书的特质所在。我们绝不敢因此而沾沾自喜。其所以向读者喋喋于此的原因，只是要向大家说明：我们之所以在藏经充斥的今天还再从事“补编”的编印，必有其客观的理由。我们希望这些理由，能得到大家的肯定与认同。
必须向读者声明的是，由于原出版计划在册数上有一定的限制（卅六册），因此，大正、卍续以外的佛典，并未能全然收录于兹编之中。尤其是宋朝以来的禅宗语录，由于数量过份庞大，我们曾作相当程度的删舍。此外，我们取自嘉兴藏中的甚多中国佛教著述，也由于篇幅所限而无法悉数容纳。因缘如此，亦无可如何。不过，如果读者能由“补编”所收，了解到现行大藏经在文献集成上仍然有所不足，从而了悟到中国佛教文献的美富，并进一步地从事挖掘与探索，则“补编”虽有不足，至少其抛砖引玉的角色，对学术研究或佛法弘扬当亦不无小补。这是编辑同仁所愿与读者诸君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