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我国传统史籍中佛教专篇史料之检讨
一、正史
正史（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系统中的基本骨架。不论视之为史著或史料，其价值在中国历史这一门学科上，都是至高无上的。由于其所采用的“纪传体”体裁，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因此在其中大体都可以找到信史时代以来各朝代之各类重要史事。举例言之，如果连缀各史的帝纪、列传，则可以构成中国政治史之基本间架。如果连缀平准书及各食货志，则构成中国经济史之大略规模。从各史不同的纪传表志中，可以结合成不同类的专史，这确是正史的殊胜之处，也是其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佛教在中国之深广影响，已成为治史者的普通常识。其在中华文化中所占的比重，除儒家之外，任何思潮皆少有能与佛教相拟的。像佛教这么重要的历史素材，其在具有包容性体裁的正史之中，所应占的比重自是可想而知。本节撰写的目的，即拟从正史中所立的佛教志传中，来检讨其所占的份量是否与其应占的份量相称？其所收辑的佛教专篇史料是否真正重要？如连缀各佛教专传，是否可以构成一佛教史之基本骨架？并拟检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以供治中国史学史、佛教史及文化史者参考。
按佛教在魏晋间，始渐流行于我国。因此三国以前之诸史自是不可能开列佛教专传，但从晋朝以后，正史之辟列专章以容纳佛教史事，也是一个客观史家所认为妥当的。因此之故，本文自应从晋朝正史开始检讨。然以晋书修于唐代，成书晚于魏书（有释老志）甚久，因此乃自魏书开始检讨。
一、魏书
魏书为北齐魏收所撰。其书以党齐毁魏，持论不公，因此后世称之为“秽史”。然而该书“释老志”（卷一一四），则是正史中前所未有的宗教史体例。
释老志分述佛道二教，但是叙述道教之篇幅仅为佛教部份之三分之一。其叙述佛教之文字，系采概述式体裁。先叙述佛教的一段教义，然后描写佛教传入中国之简史，而全文重点则在论述北魏一朝之佛教概况。
魏收此文之最大特色除首创此一体裁外，另有数事值得一提：其一，行文态度，不偏不倚，不毁佛亦不佞佛，具有史家之客观心态。其二，对佛教之了解已臻一断代史作者之水准。此观其文初叙述佛教要义之文字，即可窥知。其三，全文所叙述者，确能把握佛教史之重点，取材论事，皆颇见史识。文中所载僧官制度之设置始末、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经济问题（僧祇户、佛图户）、寺庙与僧人之数量、魏太武帝之排佛事件等，无一不为今世治佛教史者所重视。
作为纪传体史书中的一篇文章而言，魏收这篇佛教略史是很够水准的。以今人眼光来衡量，释老志一文，应该可以抬高不少魏收这部著作的史学价值。今人周一良氏即称“释老志之作，尤为卓见”[1]。可惜的是，此后所修的十几部正史，没有一部肯虚心学习魏书这种客观体例。唐、李延寿修北史，于北魏史事，多用魏收书。可惜其书只有纪、传，而无表、志，限于体例，此文并未被李氏所采用。新旧元史虽有“释老传”，但采人物传记体而非“志”体，且仅列一人传记而已，因此效果自是不如魏书。就体例言，在具有综合性质的正史中，叙述一朝佛教史事，自是以志体为较能得其全貌。人物传记体往往难免有顾此失彼之病，因为在一篇文章之中，所能罗列的人物相当有限，自难兼顾到全面佛教史的发展。因此，以“志”体来容纳佛教史，自较列传体为佳。可惜此等见识，只有“秽史”的作者具备及之，而后世竟无人愿加取法。这真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吊诡”事件。
二、其他正史中之佛教专传
魏书以外的其他正史，无一具有像释老志体裁的专文。对佛教史事偶有较长文字之论述，也大多附在其他志传之中。[A1]兹将该等正史之列有佛教专篇史料者，条列如次：
一、晋书艺术传：内载佛图澄、单道开、僧涉、鸠摩罗什、昙霍等僧事迹。
二、宋书夷蛮传：其中所载天竺迦毗黎国传末，叙述刘宋佛教大略，并及道生、慧琳诸僧事迹（南史夷貊传摘录本文）。
三、隋书经籍志：著录佛书之数量，并有序文叙述佛书传译之大略历史。
四、旧唐书方伎传：载玄奘、神秀、一行等僧事迹。
五、宋史方伎传：载洪蕴、法坚、志言、怀丙、智缘等僧事迹。
六、新旧元史释老传：载帕克斯巴（八思巴）一人之事迹。新元史多一长序。
七、明史西域传：载西藏等地之诸文，颇多涉及佛教。
以上七史中，魏书经籍志所载属于典籍史范围。其他六史，即从其所归类之体裁，也可以看出这些正史作者对佛教的看法。艺术、方伎二传，所载都是奇技淫巧、术数占相一类的小道，在古代儒者心目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夷蛮或西域传所收，都是边地诸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当然视之为夷狄一类。正史内的纪传标题，本就含有褒贬意义的春秋书法在内，往往是有价值判断意味的。因此，把佛教史事收入艺术、方伎传内，正表示正史作者对该教的轻视。至于收之入夷蛮、夷貊、西域传内，视之为夷狄的文化产物，当然更不用说了。可见单从体例的运用上，也已稍稍可以看出以上诸史作者对佛教的成见。依现代人的治史眼光来衡量（亦即不以儒家立场来治史），这些史家对宗教史的处理，确是远不如具有“秽史”之称的魏书。[A2]兹分别评述以上诸史如次：
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共收二十四人事迹。文前小序云：
艺术之兴，由来尚矣……，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然而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良有以也。……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
这段文字，清楚地显示出作者撰述艺术传的宗旨及其对传内所列诸人的轻蔑。而其中所收五位僧人，便是在这种衡量标准下被推举出来的。这五僧是佛图澄、单道开、僧涉、鸠摩罗什、昙霍。从佛教史的角度看，晋书收这五僧，即使不说它数量太少，也可以指出它所收的人不恰当。
晋书撰于唐代，其时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与慧皎的高僧传都已相当流行。如果执笔的史官们（晋书是官修的）能祛除儒家本位主义的偏见，稍稍虚心点去佛教界觅取史料，则在选人与取材方面，实不难得到较佳的成绩。
平心而论，这五僧之中，佛图澄与罗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当然是第一等的。但是其他三僧则实在不够登上正史的资格。而且，史官在撰述该五人事迹时，重点都摆在下述两项：
其一，即神异事迹。此如该传所载：佛图澄“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孔中有光……”；单道开“昼夜不卧，恒服细石子……日行七百里……”；僧涉“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罗什之吞针及种种预言；昙霍之“言人死生贵贱，无毫厘之差”等等。每一僧传都有种种神异事迹环绕著。这正是艺术传的宗旨所在，是史官们撰文的重心。
其二，传中这五位主角都或多或少与（胡族）统治者有关系。如佛图澄受知于石勒、石季龙；单道开亦受石季龙“资给甚厚”；僧涉为苻坚所信仰；昙霍为秃发傉檀所知遇；而罗什则为姚兴所尊礼。
从上举之二大特征，我们乃约略窥见史官选人入传的标准。此即若非具有神异本领，亦必须与统治者有关系。这两点标准，大体可以解答为什么单道开、僧涉、昙霍这三个微不足道的人有资格入传的疑问；也才了解像道安、慧远、僧肇等这么重要的高僧，居然未能入传的原因。因为他们或者是不够“艺术”（不尚神异），或者是未能受知于统治者，自然不能被史官们看上眼。
了解体裁所具的褒贬作用（如艺术、方伎、夷蛮皆有贬抑作用），以及上述晋书的这两个特征之后，我们来考察其他正史中的佛教专传，当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些正史作者的选材标准。[A3]兹扼要论述如下：
南北朝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南北朝诸正史纪传中，也有不少佛教史料，但大多数是零星散列在其他史事中，并不是成篇的佛教专传。除了魏书释老志已见前述之外，其他八史[2]之中，只有宋书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文末附载一篇叙述佛教的文章而已（南史夷貊传选录一部份）。以南北朝佛教之盛况（尤其是北齐、南齐、梁），此诸史竟然忽略如此，成见真是足以使人掩盖事实。
沈约宋书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文末，以其所列诸国“皆事佛道”，因此作者乃忽然开始为文叙述起中国佛教。这种安排，实在使人觉得该文安插得太过勉强。文中起初仿照释老志体式，略述刘宋一朝的佛教，然通篇主旨则在强调佛教之弊病。接着以数句话略述竺道生及慧琳事迹，然后刊载慧琳之均善论一文。文后并略述两位禅师及神异僧，然都只寥寥数语而已。因此，沈约此篇佛教文章，重点乃在慧琳。而慧琳其人，初受知于庐陵王义真，旋又以均善论一文为宋太祖所赞赏。元嘉中，曾参预朝廷大事，可见慧琳其人所以受沈约重视，并不在其人对佛教所有的影响，而是在他与统治者的关系上。否则，以慧琳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怎有资格与竺道生相比？道生在文中只是用几句话交代过去，而慧琳则成为全文的重心。沈约撰述的尺度，仍然不出笔者前述的二大标准中的范围。
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中文佛书数目，然尚有一短文叙述佛教大略及我国的佛典传译简史。大体而言，该文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可惜主题是佛书的传译并不是全面佛教史事，所以仍不能为魏书以外的正史另存一较客观的佛教史专篇史料。其他诸史中，如旧唐书艺文志（乙部杂传、丙部道家类）、新唐书艺文志（丙部道家类）、宋史艺文志（道家类）、元史艺文志（释道类）、明史艺文志（释家类）等书都著录了一些书名，但是数量都太少，与今存的佛教目录书相较，数量太过悬殊。
唐代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极盛时期，按理说，正史应该对佛教大书特书才对，但是新旧唐书仍然没有释家专传，只有旧唐书在方伎传内附载几位僧人事迹而已，而新唐书更将这几位僧人事迹一概删除。
旧唐书方伎传内，共收玄奘、神秀（附慧能、普寂、义福）一行等人。这几个人当中，一行是以历算学家身份被收的，文中对他在密宗中的地位只字不提，因此，在该传中是道地的方伎人物。因此此处姑置不论。至于该传对其他僧人的描述，也都不是以其人在佛教中的地位为重点，而多半偏重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上。对玄奘事迹的叙述，虽然也强调其翻译事业，但却无一语及于其开创法相唯识学派一事。该传作者似乎对于僧人与统治者的关系较有兴趣，而于佛教兴衰大势则不太著眼。譬如对上述诸人的叙述短文中，对于玄奘与唐太宗、高宗（时为太子）的关系，神秀与武则天的关系，义福与唐玄宗的关系等都不厌其烦地叙述出来，但并不太注意他们对佛教的贡献。
禅宗在唐代开始大盛，其后且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之一，本文中选载了神秀、普寂、义福等人事迹，并兼及于慧能。从所选的人物看，自不能说不重要，只是慧能是南宗禅的开创者，南宗在日后对中国的影响，是远非北宗所能望其项背的。这情势在旧唐书修撰之时（五代后晋）已经相当明朗，但是该传中对于禅宗名僧的安排却著重在北宗上，而对南宗开祖慧能则只用几句话描写，且只附载在神秀传内[3]，可见作者对佛教并不怎么内行。在该文中，玄奘、神秀、普寂、义福等人都曾受知于帝王，在唐代官方文书及实录、起居注等资料上，或许曾留有记录。当时修前代史，多取资于该前代史的官方资料，因此旧唐书方伎传的作者对佛教既不熟稔（也不重视），在取材上主要也许只用前代官方资料也未可知，否则以唐代佛教的极盛，该文必不至如此贫乏。今人罗香林先生在其“唐代文化史”（商务本）一书中，收有“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及“神秀传疏证”两文，论述玄奘、神秀、慧能等三人事迹颇详，其用意即在补足旧唐书方伎传所载之疏略不足。
新唐书成于宋代，对旧书颇有增删，上述方伎传内的几位僧人，在新唐书内全被删除。清人赵瓯北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新书改编各传条曾评及其事云：
僧玄奘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岂得无传？旧唐书列于方伎是矣。……余尝谓新唐书一部，独缺两僧：一高行之玄奘，一邪佞之怀素。究属史家缺事也。
赵瓯北这种批评，虽然对佛教史不甚熟悉，但态度总是可取的。至于新唐书对佛教之怀有偏见，还可以从另外一事看出来。该书卷八十三公主传“太宗二十一女”条载合浦公主与僧人辩机私通一事。文中则不惮辞费地叙述其原委，而且在房玄龄传内叙述房遗爱事迹时，又重复记载辩机此事。删掉玄奘、神秀等高僧传记，而一再重复辩机这类佛教的不幸事迹，新唐书作者的这种居心，是令后人难以赞同的。
宋代旧史，原有释老志，但是今本宋史则将该志删除[4]。今本宋史方伎传内，收有洪蕴、志言、怀丙、智缘等四僧。洪蕴与智缘精医术，志言能预卜未来，怀丙善工程建筑，因此该传所叙这四僧的事迹都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真正的“方伎”而已。此外，宋史外国传中所载天竺、于阗等国事迹，颇可以作中外佛教交流史料。
我国佛教，从宋末以后已走入衰境。元代喇嘛教虽然兴盛，但毕竟不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因此，此后正史，即使有佛教专传，其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看来，重要性也不如隋唐时代之大。新旧元史有释老传，但释教部份只载八思巴一人事迹而已。明史西域传乌斯藏等国诸文中，叙述各国佛教状况颇多，虽可为研究边国佛教史者参考，但与我国佛教史关系较少。
综合上面的检讨，笔者发觉正史中所有的专篇史料实在出乎意料地少，与佛教在中国的深广影响完全无法成正比例。依照正史的体裁，原可以容纳佛教史的专篇文章，而且已经有魏收开出一相当不错的前例，但是后继诸史却没有能好好地继承下去。因此，站在一个佛教史研究者的立场来看，这不能不算是正史的一项缺失。民国以后，开明书局印行的二十五史补编，共收二五〇部表志，然而其中仍然没有一部与佛教相关，也没有人补一部释老志。可见到民国为止，这种忽视佛教史的偏见仍然存在著。
二、其他重要史籍之检讨
在我国史学史上，正史以外，当以资治通鉴、三通、会要等为最重要。通鉴虽然以“资治”为名，但却是后代公认的编年史巨著。就体裁言，编年史要容纳佛教史事，当然是毫无困难的。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二十略及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原与正史的书志内涵相同，如果要立释老志，也是无可厚非的。会要为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史，当然也可以容纳各朝的佛教政策及僧官制度等。至于目录学书，刊载历代典籍，自不应遗漏为数众多的佛书。本文即拟扼要地审查以上诸书对佛教史料的取材情形，至于其他史籍，此处暂时无暇叙及。
通鉴内容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因此中国佛教史上最辉煌的一段也包含在此一期间。如果作者肯客观地采用佛教史料，则后人当不难在其中窥知我国佛教史的缩影。可惜司马光在该书中所收的佛教史事，竟是出乎意料的少，即使偶有记载，也多系与帝王有关的佛教事迹。通鉴少载佛教事迹一事，清人严衍在其所著通鉴补一书的凡例之中，即曾评及此项缺失，并在其书中，立“补二氏”体例。今人陈援庵先生也曾评及这一点[5]。陈氏在其通鉴胡注表微一书释老篇内，收有通鉴的佛教记载及胡三省注文，但是全部也不过十六条而已。可见佛教史事是不被司马光所重视的。此外，从下列一事，也可以看出通鉴作者对佛教之不怀好意。唐初最具威名且影响亦大之僧人，玄奘当是其中之一，而通鉴对之竟然无一字之记载。而为玄奘“大唐西域记”一书撰文的辩机（参见前述评新唐书一段），由于其人私通高阳公主，为太宗所杀，通鉴（卷一九九）乃不惮烦地叙述该事之原委。辩机之事固然与“资治”较有关联，但如司马温公对佛教宅心稍厚，则对该事当不至如此地绘形绘影了。
三通之中，通典对佛教全未措意，对僧官制度也不曾提及。这固然与该书的体例有关[6]，但作者的成见也是重要的因素。该书李翰序云：
……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非圣人之事，乖圣人之旨，不取焉，恶烦杂也。
抱著这种态度，对于“非圣人（孔子）之言”的佛教，当然是不屑去注意的。
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在艺文略里，辟释家类，刊载一些中国佛教徒的著作，可惜只录书名作者及卷数而已，与正史艺文志略同而缺少解题式的说明。文献通考（卷二二六～七）的经籍考，是三通中与佛教有关而篇幅较多的专篇史料，共有两卷。全文除在卷首引用隋书经籍志佛经类的序文外，共著录八十三部佛书，并引诸家之说以作说明。所引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最多，因此每叙一书，往往冠以“晁氏曰”、“陈氏曰”的字眼。此书虽然有八十几部佛书的解题，但是与佛书之数千部之数仍然不成比例，而且所收录之诸书，也漫无标准，并没有作系统化的编排。
会要体著述，虽然与正史中的诸志略同，但是今存之唐宋等朝会要，所收资料常有正史所未载的，因此也是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史书。由于会要是典制史著述，所以历代政府的佛教政策及僧官制度，大可以收辑容纳，可惜著名的唐会要与五代会要，虽然都有议释教及佛寺的专章，但篇幅都太少，九牛一毛的记载，当然无法使后人满意。宋会要[7]是诸本会要中，记载佛教最多的。有关宋代的佛教政策、制度及佛教与政治之关系及其他佛教史实等，该书收了不少材料。可惜宋代佛教已远不及唐代之鼎盛，固然该文可以作研究宋代佛教的重要参考资料，但对注意宋以前之佛教者却于事无补。由于唐、五代会要及两唐书中的志传，所载佛教资料太少，因此单凭宋会要的充实，也无法与他书连缀成一较完整的我国佛教史轮廓。
除此之外，目录学书的佛典著录，也不能尽如人意。前引晁公武、陈振孙之二书，已大体被文献通考所征引，[A4]兹不赘述。至于清以后享誉学术界的四库提要，所著录的佛书也颇多缺失，此事今人陈援庵先生所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之缘起叙述甚详。其文云：
（四库提要）成书仓猝，纰缪百出。……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高僧传、续高僧传，犹之载后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也。又著录开元释教录而不著录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纪，犹之载唐书经籍志而不载汉志及隋志也。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
享有高名的四库提要尚且如此，其他目录学书更可推知。而且其所著录的佛书数量，也与实际的佛书数量相差太远。因此，若依照正统学术界的目录学典籍来查索，也不能得到中国佛教典籍的大略面貌。
三、正统史学著述忽视佛教史实的原因
综合上面的检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此即纵使传统史学著作（如廿五史、会要、通鉴、三通……等）中的专篇佛教记载全部综合连缀起来，我们也无法得到“中国佛教史”之较完整的间架。而且，从今存史料显示，我们从未发现古代的“非佛教徒”著述过一部佛教史籍[8]。在历代目录学著作中的史部类，也从未收有一部佛教史书。依四库提要史部所收，共含正史、编史、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等类，在编年、传记二类中，原可以容纳佛教史著（历代僧徒有此类著述）的，但该书却全未顾及。历代正史的经籍、艺文志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等目录学书，都将佛教史书收入子部（释家类），而不承认那些著作（如高僧传、佛祖统纪等）是历史书。今人陈寅恪先生曾谓：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术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9]。
陈先生此处所谓的“中国史学”，自是指正统中国史学而言，并不包含僧徒著述的佛教史。因此，“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确系传统中国史学的一项缺陷。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是颇值后人深思的。此处即拟试加检讨。
如前文所述，在正史中，除了魏书及新旧元史之外，其余诸史多半不为佛教史事立专传。即使有，也都收在具有贬抑意味的艺术、方伎、夷蛮等传之中，这显示出大部份正史作者对佛教史实的轻忽与鄙视。传统史家具有这种成见的原因，是不难索解的。[A5]兹分条解释如次：
一、儒家正统主义的影响
历代史家，往往都是一代大儒，其所受儒家思想深厚影响自是不难想像。因此，对于身居异端之列的佛教，当然要加以排斥。具这种观念较强烈的史家，不只不为佛教史事立专传，即使将佛教史附在艺术、夷蛮等传内，他们也不愿意。譬如李百药修北齐书，以北齐佛教之盛况，而仍未列任何志传加以描写，其方伎传中也没有任何僧徒。旧唐书在方伎传中收载玄奘、神秀等诸僧事迹，而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新唐书时，则将此诸僧全部删除。宋朝国史原有释老志，而元朝脱脱修宋史时则废弃不立。凡此都可以看出古代某些史家对佛教的成见。
此外，有部份史家虽然具有这种成见，但程度不若上述史家之烈，因此即使视佛教为异端，但又觉得在历史典籍中不能完全忽视不载，因此乃将之附在具有贬抑意味的艺术、方伎、夷蛮等传之中。
这些自命为儒门信徒的史家们的这种看法，我们很容易找到例证。[A6]兹举数文，以见一斑。
唐代刘知几史通为我国史学理论之一代名著，但他对魏书之设释老志，则并不赞赏。其书书志篇云：
王隐后来，加以瑞异，魏收晚进，宏以释老。斯则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诸历代，不过一二者焉。
曾巩“梁书目录序”一文，尤能道出历代儒门史家之共同心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10]。
我国史评类典籍，当推王船山“读通鉴论”为巨构。该书在评及佛教时且曾谓“浮屠之乱天下而遍四海、垂千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11]王氏此等偏激的程度，固然并非寻常儒门史家所能及。但是把佛教看作无益于世道人心的异端，则是大部份儒门撰史者的共同意见。古人修史，往往认为历史的鉴诫及教育价值比纯粹求真更重要，因此对于儒家标准中的“异端”如佛教者，自然意存轻蔑，或者不加论列，或者贬之于方伎、夷蛮之流亚中。因为佛教的道德行为标准与儒家有相当大的距离，史家自不愿它在史书中流传，以免淆乱儒家的价值系统。
按，正史中某类志传的废弃未立，大体有三种原因：其一，为缺乏该志传之史料。如汉以前佛教尚未入中国，自然不可能为该教立志传。其二，为体例所限。如三国志及梁书等之未立诸志。其三，为作者认为无此必要。历代诸史之所以未立佛教志传，大抵属于第三类原因。此从二十五史之多有儒学传，而少载释老者可知。近人陆绍明以为正史体例及史料取舍之异，乃在于史家宗旨各异所致[12]，此论诚然。但是诸本正史也未尝没有一贯的思想，此即以儒家思想之价值标准或史观来修史。这种基本态度，正是释老二教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民族意识的影响
中国正统史学渊源于春秋。公羊传鲁成公十五年条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种重视夷夏之分的民族意识，对我国正统史学也有强烈的影响。在历史上的地位，“夷”当然是不能跟“夏”相比拟的，此从各史外国传中所用的标题“夷蛮”、“四夷”、“诸蛮”、“北狄”、“诸戎”等字眼也可以看出其贬抑的意义。今人李宗侗先生即认为“攘夷”思想也是中国史学的特色之一[13]。陈援庵通鉴胡注表微书中即有夷夏篇。可见夷夏之间的距离，确是中国史学所重视的问题。既然如此，对于夷狄之文化产物——佛教，当然是不太愿意重视的。汉和帝时，侍御史鲁恭上疏云：“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14]历代史家鄙视夷狄的程度或不尽如鲁恭这么激烈，但那种心理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这当然对他们之撰写佛教史实一事会有影响。王船山“读通鉴论”骂佛菩萨为“胡鬼”，斥佛教仪式为“巫风”[15]，这种偏激心理多少都与佛教之为外国宗教有关。王氏此一史评名著持论尚且如此，则其他史籍不难类推。如前文所述，以现代史家的尺度来衡量，魏书释老志是正史中处理佛教史实问题最客观公正的史籍。但是唐代学者皮日休则以儒家尺度评斥该书作者魏收为“媚于伪齐之君”、为“不经”之作。其所持的理由，就是佛教乃是“西域氏之教”、“戎狄之道”。其文云：
魏收为后魏书大夸西域氏之教，以为汉获休屠王金人，乃释氏之渐也。……夫仲尼修春秋，君有[A7]僭乎号曰：能以言拒杨墨者远矣！不能以言抑者牧也，亦圣徒之罪人矣！谓史必直欤，则春秋为贤者讳之，为尊者讳之，笔削与夺在手，则收之为是媚于伪齐之君耶？不然，何不经之如是？[16]
三、史料来源的问题
历代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及纪传体等重要史籍，其成书的全部史料固然杂采群书，但各书史料的基本成分，则是历朝官方的文书，如实录、起居注、日历等。这些官方文书往往即可构成该史籍的基本骨架，而其中的佛教资料当然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多系记载帝王与佛教的关系，而不是纯粹的佛教史。历代史家们，既然身为儒者，对僧徒所撰的佛教史籍或者不屑一顾，或者盲然无知，因此之故，即使明知佛教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所撰史著中也往往无法能有客观的记载。而在佛教内部的教史典籍又特别多，如果对该等著述不熟悉，则即使拥有该等史料，也无法在众多的佛教人物与事迹工作上妥当的选择与去取。这种佛教界与儒门史家之间的大鸿沟，也是促使历代重要史籍之缺乏佛教专传的原因。
四、结论
从上面的检讨，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传统史学著作中的一项特征，即对宗教史（尤其是佛教）的记载相当缺乏，与应有的篇幅，悬殊甚大。今人即使遍寻二十五史、三通、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书，也很难在其中得到中国佛教史较完整的轮廓，甚至于会对佛教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产生误解。以佛教对中国的重大影响而言，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的这一特征，当然是史学上的一种缺陷。
此外，现代人如果要研究中国佛教史，显然地，上述诸传统中国史学著作，并不能提供主要的史料。一个中国佛教史研究者，固然不能完全忽视这些记载，但其基本资料则需要到佛教徒所撰的史传著作中去寻找，亦即须以各种大藏经中的史传部典籍为基本参考书。事实上，在今存大藏经（尤其是卍续藏）中的我国佛教史著述，其种类之多，卷帙之繁，都不是外行人所能梦见的。即以体裁言，有纪传体、编年体、僧传体、会要体、目录学体、类书体及宗派史等，数量在百部以上。在史学上，已足以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支派。然而一般治史者，对此类典籍却多半不甚熟悉。现代的史学研究者，早已摆脱了儒家观念的牢笼，大可以坦然跨越过那条大鸿沟，而将佛教内部的史料大量地引入史学界来。唯有如此，在撰写我国历史时才不致于重犯旧日史家之“独尊儒门”的毛病，对佛教史的记载，才可能有比较公平合理的处理。